一垒尸
对于十二军的将士们来说，恶梦般的经历才刚刚开始。
九十一团是最先蹈进炼狱之火的。
十一月一日，大反击开始不久，九十一团就投入了五九七点九高地的守备战。在此之前，团长李长生（山西翼城人）曾经到十五军军部和四十五师师部领受任务并听取情况介绍。“对他们军里、师里的情况介绍我不满足，他们都介绍部队英勇，敌我伤亡多大多大，教训不讲。当时我想，部队的英勇我知道，不用再听，报纸上都能看到嘛……我要到前边的团去，哪个团打我到哪个团去，了解真实情况。”
李长生带着部分营、连、排干部到了四十五师一三五团指挥部。李长生算是很走运的，一三五团团长张信元和他是山西同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无话不谈。”于是，张信元给他讲了些掏心窝子的真话。“他说，这些话，我只能给你老乡私下讲：军长、师长都很急躁，你准备不好，他就让你攻，攻不下来就提头来见，你可千万得准备好呀……我们秦军长说了，我们反击下来，交你们九十一团守。”
张信元这么一说，李长生“心里有底了”。李长生暗自思忖：“这进攻总要容易些，炮火摧毁，部队就上呗，可上去能不能守住，却是个难题。”
为此，李生长把带来的两个营长、四个连长、八个排长“都让下到一三五团的营、连、排摸情况，然后再把大家集中起来，提问题，想办法。”
问题当然很多。
有的说，阵地上，十五军有二十多个连的建制，人不多，建制太多，互相不认识，力量怎么组织好？对这个问题，他们决定采取一个连打一天的办法。“我一个连守一天，打到晚上，不论伤亡大小都撤下来，第二天再上一个连。撤下来的连，剩多少人再缩编，准备打第二轮，这样阵地上不会混乱。”
有的说，弹药运输和伤员后运是个问题，敌人火力封锁越靠前沿越厉害，伤亡大，供应不足，一个营作战得两个营保障运输。对此，大家想出了分段运输的办法：从团后勤，到营到连，每五十米为一段，分几个人运送，沿途挖若干猫耳洞，藏放弹药，瞅准敌人炮火间隙，抓紧逐段搬运。
对于伙食供应问题，决定全团集中开设一个伙房，主要蒸包子，“把面口袋撕开，缝成许多小口袋，一袋装五个包子，送上去，一人甩一袋，多利索。”
对于阵地浮土太深，工事难挖的问题，李长生“给曾绍山军长打过一个电话，要一千条麻袋。曾军长问我要麻袋干什么？我说装土垒工事，因为土都炸成粉末儿了，挖不成。”
还有炮火支援的问题，大家认为“团里光依靠军里指挥的大炮不行，要组织好团里的迫击炮保障，迫击炮打得近，敌人不易冲上来，只要打到距我方一百米就没问题……”
李长生还把团里领导进行了分工，让参谋长赵金来在前沿组织前进指挥所；让政治处主任王靖海“哪个连队上去就给哪个连队动员，介绍先上的连队的经验教训；哪个连队下来，就及时整编。当时一个连一百八十多人，一天下来，伤亡一半多，剩的人能编一个排就编一个排，能编两个班就编两个班……”让政治处副主任到后勤处，加强运输指挥；让侦察股长带步谈机上去，“随时了解情况向我汇报”；让一营参谋长李二狗上去，哪个连队守阵地都由他亲临指挥。说起李二狗，李长生很怀念：“他是山西武乡人，从小在家放羊，会用放羊铲扔石头，又远又准，所以他投手榴弹行，一甩手就是七八十米，想砸哪儿砸哪儿，能顶一门六○炮使。他在前边可发挥了大作用……后来，部队回国后，五十年代整编，李二狗复员回乡当农民了，现在不知还活着没有？”
“十一月一号中午，秦基伟给我们团长李长生打电话，说一三五团伤亡大，要我们团投入战斗。”参谋长赵金来回忆道，“尽管我们事先做了种种准备，但一打起来往往是顾了头顾不了脚，意外情况随时发生。”
对于那场恶战，赵金来认为“从来没见过的紧张激烈”。一次，敌机扫射，把他所在的团前进指挥所都给打了，是因为“我前指前边有个八二炮阵地，飞机炸炮阵地，把我们捎带炸了。一发穿甲弹穿进指挥所的坑道里，从掩蔽部的木头缝里露出个弹头儿，幸亏我们一个炮兵参谋上去拆了炮弹的引信，动作麻利，才没爆炸，要是爆炸了，那整个团前指就给就地埋葬了，还指挥个屁？”
还有一件事让赵金来气得七窍生烟：二号那天，阵地上打得昏天黑地，“正紧张时候，一个报话员从阵地上下来了，黑头黑脸地到了我指挥所。那个报话员嗓子喊哑了，是个东北人。我问他，你回来干啥？阵地上那么紧张，步谈机员怎么能擅自离开？他说，团长要枪毙我，要我回来。我说，枪毙你还回来干啥？他说，我不回来行吗？团长命令回来呀！我朝他吼起来：我说了还不行吗？你给我滚回山上去！他还是不敢走。我一问，才知道，那天八连一百八十多人打得剩二十多人了，快守不住了，我让迫炮轰、让七连上。这个步谈机员一看迫炮打到自己阵地前，急了，用明语喊开了：炮打近了！打近了！炸着自己人了！就因为他用了明语，团基本指挥所听见了，说他泄密，要他回去挨枪毙。你说那个兵老实得不把你活活气死？最后，还是我向他保证，由我负责给团长解释，他才返回阵地，走时还犹犹豫豫，好像不挨这个枪毙心里他妈不踏实一样。”
九十一团的九个步兵连是按照三营、二营、一营的顺序依次上阵地的。三营的三个连队是按照八连、七连、九连的顺序上去的。
八连首当其冲。
八连的幸存者之一是指导员刘怀珍。他记得“光是为怎么把全连一百七八十号人带上阵地，就伤了不少脑筋，开了大半天的会研究。当时知道友邻部队一个连队还没拉上阵地就让敌人炮火给搞掉了。我们接受了经验教训，上去的时候让拉开距离，每人之间相隔三四十米，只要后边的人能看见前边人的背影就行……这样虽然慢一些，花了两个多小时全连才拉上去，可人员基本完整，只在中途损失了一个人，大概是六班的一个兵，让炮弹给炸了……”
八连的另一位幸存者，四班战士陶园林记得，“大概是十一月一号晚上开上阵地，当时天还没黑透，六七点钟的样子，我们从营指挥所出发。向前运动时，要求拉开距离，每人在左臂上缠一条白毛巾，要求后边能看见前边，跟上就行了，不能挨得太近，因为敌人炮火太厉害，一路上看见交通沟全给打坏了，到处是一团一团炸断的电话线……上去后，一清查人，我们排六班有个同志不见了，就让人回去找，还找着了，在斜坡往下一点，让炮弹炸了，牺牲了，还是个老兵……敌人炮火太凶，上了阵地，本来以为是别的部队守过的老阵地，应该有工事，结果一看什么工事也没有了，连山坡上的树都没有一棵是整的，都是炸成半截的，有的大树连根都给翻起来了，树根张牙舞爪，到处是死人……”
副班长蔡兴海对那晚上的情况记得更准确：“我们运动到高地主峰两侧的○号阵地坑道里，各班清点人数。当时六班副报告说，他们班一个姓曹的老兵——名字现在我记不清了——不见了，可能是中途遭炮火炸死了。一听这个情况，六班长急了，他告诉排长张万义，说全班携带的十几个手雷的引信都在那个姓曹的老兵身上，没有了引信，手雷怎么用啊？排长立刻让人回去找，还好，六班副顺原路回去找，二十多分钟后，从那个牺牲的老兵身上取回了手雷引信。这件事给了我们教训，本来是在运动当中担心手雷不慎落地爆炸，才把手雷的引信分开，雷体让一人集中携带，结果出了岔子，幸亏返回寻找引信的六班副未遭敌炮击安全回来了，否则，六班的手雷就都成了铅球了……”
上了阵地后，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刘怀珍发现，在屯兵的五号和六号坑道里，“还有满满的人，都是十五军留下的。”刘怀珍告诉这些人，上级命令你们撤回去，由我们接防，“可是奇怪，这些人都不敢走，撵都撵不走，好说歹说，才有几个出了坑道，还不知该往哪儿走。也难怪，他们建制太多，不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师后勤的，都鸡巴散了，没个领导，乱七八糟就凑在一起。”刘怀珍解释说，“不把他们赶走不行，坑道里太乱，有死尸，地上一层铁桶饼干，人多出不上气来。我对他们说，你们必须走，不然影响我们作战。你们要是真的不下，明天我带你们上阵地！这么才赶走……唉，他们尽剩下些勤杂人员，十五军的潜力真是挖尽了……”
让刘怀珍更为吃惊的是阵地上死尸之多。“战壕里也是死尸，坑道里也是死尸……有美国人，也有志愿军，有些也看不清是什么人。”刘怀珍从五号坑道到三号坑道检查工事构筑情况，走过一个山坡的凹部，距离有七八十米，“每一脚都踩着软乎乎的东西，天空黑乎乎的，我也看不清踩着的是啥人，反正哪一脚都踩不到空地上……”
四班负责防守九号阵地，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躺在那里，妨碍挖工事”。蔡兴海回忆道，“班里有些新兵没打过仗，害怕死人，不敢去抬。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发毛。”可是，大家也清楚，不抬走尸体，挖不成工事，明天大伙儿恐怕也都得照样躺在这里。一位岁数大些的老兵叫况厚胜，他说：“怕啥，死的都是咱们的同志，咱们不抬谁抬？明天咱们死了，别人也得抬咱们。”说着，况厚胜带头动手搬动尸体。大伙儿将我方烈士的尸体抬到一些炮弹坑里，用沙石掩埋起来；把美国兵和韩国士兵的尸体挪开，紧张地构筑工事。
这些被挪开的尸体很快就被派上了用场。据陶园林说，由于地面的土都给炮打成几尺深的虚土，堑壕挖不成，土太松，堆不起来，堆上去，就塌下来，带来的麻袋又不够用，再运麻袋又来不及。于是，大家就想办法——有人提议可不可以用尸体垒堑壕？“我们班请示连里，连里答复说，用敌人的尸体可以。”这样，陶园林便和班里的其他战友去拖尸体。天黑，很难分清尸体究竟是什么人，“只好捡个子大的，摸摸脸上，找鼻子大一些的，尽量区别。”他们两三个人拖一具尸体，拖到挖堑壕的地方扔下，再去拖，像备石料一样备足尸体，然后就“一层土一层尸体的往上码，码了一米多高一道肉墙，有五六十米长，用了多少尸体谁也没统计，大部分是敌人的，但肯定也有不少自己人的……”
那一场彻夜的修筑工事，不亚于一场激战。黑暗中，锹镐叮当叮当地响着，人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扬起的浮土在淡薄的星光下像笼着一团灰雾。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人人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挖到后来，“人人脸上汗水和灰土混在一块儿，都跟鬼脸似的。”再没有人害怕死尸了，他们像搬动麻袋一样把尸体拖来扔去，有时稍作喘息，便随意坐在一具尸体上……
这天晚上，八连四班比较走运：挖沟时，有人从土下发现两根木头，据此估计可能这里有旧工事。于是就往里挖、掏，果然发现一截小坑道，后半截给打塌了。在这剩余的半截坑道里，他们找到了香烟和卡宾枪还有几箱子弹，显然是美国兵留下的。这半截坑道的发现对四班无疑是一个福音，大家可以勉强挤进去隐蔽了。连班长心里都踏实了，他长吁一口气，说了句：“妈的总算有个藏身之处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班的人能大部分完整地存活下来，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这个可以依托的坑道。
天快亮了。四班战士们“膝盖靠膝盖地蹲在那半截坑道里，歇了一会儿。水喝光了，饼干难吞下肚，可为了明天能有力气战斗，大家还是在班长的命令下，强咽着饼干充饥……”陶园林说，在天亮前的那一段时间，大家挤在工事里休息，“没有人吭气，谁都在垂着头默默地想着啥，可谁也想不到明天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
好在这种难熬的紧张等待时间并不长，据老兵况厚胜说，“好像还没抽完一根烟，炮就响了。”
二飞来的断臂
对于被双方士兵死命相争的阵地来说，半个多月的炮击已将它炸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那一而再、再而三的狂轰滥炸，对于这个被叫做阵地的小山包子早已习以为常。可是，对于刚刚上到这个阵地的九十一团八连，这些炮击还是有相当震慑力的。
天刚蒙蒙亮。先是四架敌机呼啸而来，轮番俯冲轰炸。十多分钟后，炮击开始了。附近鸡雄山上的直瞄炮火也向这个山头倾泻而来。山脚下还开来八辆坦克，拖着一团烟雾，不住地向高地上开炮。炸弹、炮弹冰雹一般砸下来。“火光闪闪，烟柱冲天，硝烟尘土像一锅开水翻滚沸腾。”
在这种摧毁一切的轰炸下，八连的士兵们眼睁睁地看着刚刚修好的阵地表面工事被炸得七零八落。那花费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和体力，用尸体、空弹药箱、断木和一些盛土的麻袋修筑成的一道道工事，眨眼间不复存在。存放弹药箱的工事也被炸毁。“几十箱弹药被打得横七竖八，有的还被土石埋了起来。”作战人员也开始有了伤亡。四班的一位战斗小组长韩道存由于在前边负责观察，腹部被炸伤了，陶园林便主动去将韩道存替换下来。
忠于职守的陶园林坚守在观察位置。不过，炮火太猛烈了，他不得不跑回来向副班长蔡兴海建议：“人员固定在观察点，肯定还要增加伤亡，是不是先把人撤回来？”他的建议马上得到蔡兴海的赞同，后者回答他，“可以撤回来，要出去快、观察快、撤回来快！”
这样，陶园林便在猛烈的炮击中，一次又一次跑出坑道，前去观察敌情。
半个多小时后，敌人炮火延伸了。可以听见对面山上敌人重机枪的射击声。接着，敌人从山脚下打出三发信号弹。蔡兴海等人迅速从坑道里出来，各自找到弹坑隐蔽，准备还击敌人。蔡兴海发现“密密麻麻足有两百多敌人在两百米外卧着，有三四个人举着黄、蓝、白几种颜色的小旗子在摆动……”而陶园林在靠前边的一个弹坑观察。据他回忆，这时候，他遇到了“第一件让人惊心动魄的事情，几十年一闭眼就想起这事，没办法忘掉。”他说，他们四班所在的九号阵地地势较低，而他们后边的高处是三号阵地，有别的班负责。正在他们观察敌人动静时，就听见上边三号阵地有人朝他们喊：“敌人上来了，四班还不快打？”那人的喊声刚落，陶园林就“听见敌人一排炮弹拍过去了，轰隆一声过后，突然，扑嗒一声掉在我背上一截软塌塌的东西，然后滚落在地上，我一看是一只胳膊，齐肘子处断的，还带着衣袖，血呼呼地滚在土里，手掌还在抽动，可能是神经没马上死掉……”陶园林至今也不知道这截胳膊的主人是谁，但“肯定是我们连的人”。
和陶园林一个班的老兵况厚胜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战斗中，一位往阵地送手榴弹的运输员“一脸的汗和灰，爬到我们洞口，问了句：你们是几班的？”况厚胜说，那人只来得及说完这么一句话，一发炮弹就落下来，“把他炸成五马分尸，一只手臂掉到我的头上，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正当陶园林望着跌落在尘土里的那一截还会动的胳膊发着愣，突如其来的恐惧感使他立刻联想到那截胳膊是怎样在炮火中从主人的躯干上分离开，在空中划过一道长长的孤线，然后才掉到自己的背上，继而滚落到尘土中……他就这么愣着神的时候，听到蔡兴海喊：“不打了，撤，赶快进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