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刚一延伸，敌人紧跟着弹着点，摆成后三角队形涌上来，眼看要爬到阵地上了。胡修道和李锋二人拼命向敌人摔手雷，可是哪里打得及？敌人还是死命往上蹿，手榴弹也扔上来了。在这危急的时候，也许正是迫击炮阵地上炮连长问二营长杨水保打不打的时候，杨水保当时的回答是一个字：打！于是，阵地上的胡修道就看见“我们的炮火发了脾气，只听见头顶上唰唰唰，炮弹活像长了眼睛，不偏不歪，乱纷纷都落在敌人群里，一时打得半山坡狼烟滚动、鬼哭狼嚎……”
敌人再次败退下去，胡修道才顾上“觉出自己头顶痛得厉害，用手一摸，帽子着了火，头发烧得吱啦吱啦响”。胡修道赶紧丢掉帽子，却不料背上也着了火——肯定是燃烧弹的汽油溅上燃着的。
看见胡修道身上着了火，李锋二话不说，捧起土就朝他背上按，把他背上棉衣里的火揉熄。这时候，听见连长在附近的指挥所洞口喊：“李班长，九号阵地人手不够了，你快去帮他们守住！”
九号阵地就是几天前八连四班蔡光海和陶园林等人激战过的地方。现在，李锋又从三号阵地下去支援了。
李锋一走，三号阵地只剩下胡修道和滕土生了。胡修道虽然“心里有点发虚”，但一想到连指挥所就在旁边，再说，“我们的炮火那么壮，真给人提劲”，他的心情也就稳定了。
敌人又打了一阵重炮，开始进攻了。胡修道从隐身的石头后“一探头，见上来好大一片敌人，个子挺大，笨手笨脚的，穿的衣服雨布不像雨布，呢子不像呢子，背的是一色的卡宾枪”，胡修道还看见一个拿望远镜朝上望的军官，“长得高鼻子，一脸黄毛。”
胡修道和滕土生两人开打了。胡修道“朝那个拿望远镜的指挥官兜头摔去个手雷，冒起了股烟，那家伙不见影儿了。其余的美国兵上也不上，下也不下，在半山坡哇哇乱叫”。有两个美国兵拖着同伴的死尸往下跑，胡修道“抓过自动枪，跪起来往下就扫，这一扫，拖尸体的美国兵也倒下成了死尸”。
后来，敌人调上来坦克，停在下边的山沟里，黑压压一大堆，有二十多辆。坦克炮瞄准胡修道他们藏身的大石头，当、当、当……一个劲地轰。胡修道“缩在大石头后，坦克炮打在石头上，震得心发痛”。
跟着又来了几架敌机俯冲轰炸。胡修道用手遮住太阳，仰脸张望，“正好一架‘油挑子’冲下来，子弹泼水似的往下扫，好像擦着你头皮一样呜地飞过去，带起好大一阵风，把满山的浮土扬起来，像沙漠风暴。”飞机刚一掠过，胡修道突然“听见顶上嘶嘶嘶嘶响，好像一群蚂蚱飞过去的声音，就知道我们的榴弹炮来了。果不其然，我爬在石头边上向下一看，山沟里起了黑烟，直冲上天，敌人的坦克乱了阵势，像一些乱爬的王八，慌着躲避榴弹炮。”
乱机仍然俯冲低飞，狂轰阵地。“那狗日的飞机驾驶员技术真不错，飞机俯冲下来，都快擦着山尖了。”这时候，胡修道有幸目睹了一个战场奇观：一架敌机俯冲下来，跟一发榴弹炮弹碰到一块儿了，刹那间，一片红火闪亮，像太阳爆炸——飞机在空中炸了，炸得七零八碎，满天飞的都是碎铝片子。“那碎铝片子在阳光里闪闪发亮，就像满天的雨落下来，好像就要落到你的头上……榴弹炮打飞机，这个镜头你在哪儿也看不到！”
对于这件事情，三十一师作战科长枫亭“得到过观察员的报告”，据他回忆道，“十一月五日那天，战况最为激烈，那天是一九五二年美国大选的日子，新总统在那天产生，艾森豪威尔取代杜鲁门。这一天，敌人集中优势的炮火、坦克攻击五九七点九高地，出动了哥伦比亚营和空降一八七团，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五点多钟。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出动八架飞机轮番俯冲，压制我方步兵，其中一架F—86飞机正与我地面榴弹炮相碰，时间是当日上午十时左右，飞机被炸得很碎，看不到完整的残骸。因为当时阵地上没有高炮部队，加上飞机炸得粉碎，因此可以肯定是飞机与我榴炮弹相撞，但搞不清是哪个炮群打的，是炮二师的，还是炮七师的，谁打的搞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不是有意识打的，完全是一种巧合，飞机正巧撞上榴弹炮，炸了个粉碎，毫无疑问，这是世界战场的奇观——榴弹炮打飞机，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只有在上甘岭战斗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才会有幸亲眼目睹这种奇观。”
胡修道就是这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第八章当士兵们躲避如雨的弹片，一尺一尺地爬上阵地攻击敌人时，任何高明的战役部署和战术指导都黯然失色
一“我是证人”
就在胡修道为见到榴弹炮打飞机的战场奇观而一瞬间为之惊喜狂呼之际，他所在的三号阵地东侧的二号和八号阵地上，九十三团一营正与防守之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当时，二号和八号阵地被敌攻占，一三四团的防守部队被迫转入坑道，正焦急地等待增援部队的反击。而九十三团正奉命赶来驰援。
这天早些时候，九十三团一营营长赵畴海在他的营指挥所与友邻部队的一位团参谋长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当时，这位一九三八年入伍的营长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向二号、八号阵地瞭望，看见“表面阵地被敌人占领，敌人正在炸坑道口，放毒气弹，整坑道里的人”。四十五师的那位团参谋长要求赵畴海立刻反击，以解救坑道里陷入困境的他的部下，但赵畴海用他那一口山西昔阳话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反击一般都在夜里，我看也是夜里反击损失小些……”
谁料四十五师的团参谋长急眼了，据赵畴海回忆，“他扯着嗓子吼起来：我命令你反击！你们营是来配属我们的，归我们指挥，我命令你反击！”
赵畴海有自己的理由，他对对方这样解释：“你们的阵地还没有正式移交我，大白天反击，头顶上就是敌人的炮兵校正机，炮火盖下来，我部队的损失谁负责？这样吧，你请示你的上级，我请示我的上级，经请示批准后，咱立马就出击！”
在内心里，赵畴海还有另一层考虑：“我是奉命来接你的阵地，是来防守阵地的，现在你的阵地不能交给我，却要我大白天进攻，我还没正式接替防御就先消耗有生力量，那就不利于以后的防守。所以，我必须请示。”
对于这个“也可以打，也可以不打”的仗，赵畴海请示师、团领导的结果是，同意他派部队出击。这一来，仗是非打不可了。“也难怪，四十五师实际上消耗得差不多了，他没力量夺回阵地，你不夺回来怎么守？你要想守二号、八号阵地，那就得先夺回来。”
赵畴海赶紧组织营属迫击炮，加上友邻部队的迫击炮，“凑了二十多门，让营部的参谋徐杰专门组织炮火，不停气儿地打二、八号阵地，掩护部队反击。”
仗打得出乎意料的顺利。由于我方重炮群的支援，加上营里组织的迫击炮，压住了阵地上的敌人，三连仅出动两个排，就迅速攻占了二号和八号阵地，当天又连续击退敌人六次进攻，巩固了阵地。赵畴海回忆道，“看来，进攻时，炮火太重要了。再就是部队动作快，像离弦的箭，当时我真担心突然来一排炮落在进攻战斗队形中，那后果不堪设想……”在后边组织迫击炮发射的营部参谋徐杰记得，“打起来，迫击炮连续装放，不敢歇劲儿，直打得炮筒都红了，很危险，炮弹后来不到位了，再打到后来，炮弹一出炮口就炸。”
五日夜里，九十三团一营正式接下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之一号、二号、八号阵地的防御任务。
赵畴海作为一营之长，可谓尽心尽责。凡该营防守的一号、二号、八号阵地，他都亲自到每个阵地的坑道里察看情形。而这种到前沿坑道的视察，的的确确是随时都有丧生的可能。
说起当年到前沿坑道的情景，赵畴海连连说：“残酷，残酷哇，我是证人，主要的证人！”
五日晚上，赵畴海在断断续续的炮火中，摸索着向一号坑道去。出发前，赵畴海在营指挥所把手枪压满子弹，披上一件大衣，准备动身。但是，通信班长一定要跟他去，为的是要保卫营长的安全。不过，赵畴海没让这个通信班长去，只带了一个通信员，理由是“人少伤亡小”。
赵畴海承认“白天不敢走，只能在晚上向大概的方向摸过去”。一路上，敌人的炮不间断地轰击，但是“东一排炮，西一排炮，盲目射击，为的是封锁通路”。
一连有两个排在一号坑道里边。赵畴海记得“一号坑道大概有三个出口，一个靠北边，另两个口朝敌人那边。朝敌人那边的两个口被敌人炮火炸得差不多了，我们是从靠这边的口进去的”。
赵畴海穿着大衣，坑道口小，钻不进去。他只得脱下大衣，从很窄的坑道口爬进去。据他说，一连的干部和通信员、卫生员“坐在一边，一看见我进去，见营长来了，脸上立时都露出了笑容，表情马上就不一样了。我可没顾上笑，你想，坑道里氧气都快没了，蜡烛都点不着，确实点不着，外边冷得够呛，都到初冬了嘛，可坑道里穿单衣都热得受不了，而且，气味恶臭，有死人，坑道右边岔道里都放着死人，敌我的死尸都有，因为敌人也在坑道待过。我对一连的同志说，你们是不是都想憋死？闷死？赶快把三个坑道口都开通，要不然，敌人不打你，你憋也得憋死！”
有人对赵畴海说，开坑道口没用，你开了，敌人炮弹一炸，又堵上了。赵畴海说，“堵上再开，不开不行！”
这天夜里，一号坑道在营长的指挥下，行动起来了，一些人去挖坑道口，另一些人抬死尸，“把我们烈士的尸体码在一起，把美国的李承晚军队的尸体都甩出去……坑道里的屎、尿都进行了清理，到处堆着的空弹药箱和罐头盒子，一团一团的血乎乎的烂衣服都清理开了。真没办法，解大便都在坑道的岔道里，不敢出去，出去等于送死，小便也不能出去，就在岔道里尿呗，血水，尿，屎……那气味儿，有什么办法？”
赵畴海在一号坑道待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他又到了二连防守的八号阵地；第三天晚上，他又去检查了三连防守的二号阵地。
离开一号坑道时，一连两个战士要送赵畴海去二连八号阵地的坑道。“当时部队初上阵地，对地形谁都不热悉，我怕随行人多增大伤亡，就不让他们送，可这两个战士执意不肯，一定要送。没办法，只好让他们送。那一路上，尽是没脑袋、没胳膊腿的尸体，有的地方滚落着一颗人头，有的地方是一截大腿或是一只脚，太多了，胆小的人能给吓死……那两个战士把我送到二连的坑道口，我让他们回去的路上要特别小心，他俩却笑笑说，没关系，让我放心。可是，那晚上敌人朝八号阵地打了一夜的炮，那两个护送我的战士不知是否活着回去了，现在几十年了，我早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更不知道他俩如今是否还在人世？因为上甘岭战役一结束，我就调到师教导营去了，也就再没见到那两个战士……”
在二连的八号阵地坑道里，赵畴海同样督促整理坑道，重新安置尸体，腾出道路便于进出，检查枪支弹药。八号阵地的坑道与一号坑道所不同的是“坑道更窄、更矮，站在坑道里抬不起来头，空气也更臭、更闷……”
三连的二号阵地的坑道情况要好一些。赵畴海从二连八号阵地来到三连二号阵地的坑道后，看见营参谋长申海云和三连连长裴学先都安然无恙，坑道里组织得不错，积极修工事，创造条件。不过，营参谋长申海云却愁眉不展，遇上了麻烦，因为上边明令要撤他的职。
赵畴海说，“申海云是山西左权县人，没文化，不会讲密语，在步谈机上讲明语，敌人炸了他一个地堡，他急了，给指挥所报告，说昨天刚修了个地堡，今天让敌人坦克又打坏了！师里来电话查问，谁讲明语？谁讲撤谁的职！我跟团里、师里都替他解释，说他性子急，又没文化，还是别随便撤吧，一个放羊出身的老同志，不会讲密语，原谅一回吧。这才算替他求下了，没撤他的职。不过，从朝鲜一回国，他就复员回山西老家了。”
一营坚守一、二、八号阵地二十一天之后，奉命撤回，将阵地交还二十九师。赵畴海曾给二号坑道里的营参谋长申海云和三连连长裴学先打电话，让他们回来向友邻交接。可是，赵畴海在营指挥所“怎么也等不来这两个人，我就担心是不是给打掉了？这仗都结束了再折掉两个干部可太不划算了……”结果这两个人倒是安全回来了，之所以回来晚了，是因为：“在坑道半个多月不见阳光，胡子长得跟野人似的，久不见阳光，一出阴暗潮湿的坑道，两人都在阳光里晕了，站不住，摔倒了，晕过去了……唉，下来后哪还像人？有的兵，一下阵地，吃大米饭吃撑死了——打仗没牺牲，下来吃死了，算不算烈士？”
二没有最后的晚餐
五九七点九高地只剩下十一号阵地尚在敌人占领下。主持十二军前指的李德生副军长将夺取并巩固十一号阵地的任务交给九十三团；九十三团团长李基中将反击十一号阵地的任务交给该团三营九连。
十一月八日早晨，利用拂晓前浓雾的掩护，一九四○年入伍的三营营长甄申带着九连几个连、排干部来到一营三连防守的八号阵地。甄申等人在飘浮的浓雾中“爬进被摧毁的工事和敌人死尸堆里，从侧面侦察十一号阵地的地形”。那个时候，三营营长赵畴海正在八号阵地三连的坑道里，组织战士们清理死尸和垃圾，并开通坑道的出口。
第二天夜里，甄申带九连疏散隐蔽进入距离十一号阵地最近的二号阵地。二排进入坑道，三排进到沟内一百多公尺处的石洞内，而一排则利用一座废弃的金矿洞做屯兵处，营属无后坐力炮排则被安置在八号阵地，营长甄申亲自到二号坑道内坐镇指挥。
甄申的战时阵中日记保留了他对二号阵地的印象：“……经过一营三连和友邻部队的反复争夺，表面工事全被摧毁，残留的两个坑道口，一个被堵塞了一半，另一个爬着才能进出。伤员和牺牲的同志挤得很满，缺粮、缺弹、缺水，坑道内空气稀薄、难闻。外边零下几十度，而坑道内闷得只能穿单衣……整个阵地在十几天双方炮火的轰炸下，好似用拖拉机翻耕了几遍，残缺不全的死尸肢体比比可见。”
对十一号阵地，甄申的阵中日记也有记载：“十一号阵地是敌发动‘金化攻势’以来付出了重大代价所控制的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的唯一阵地，其主峰正面宽三十米、纵深五十多米，向西伸出约二百五十米，一道山梁与二号阵地接连……敌人在十一号阵地前架了三道铁丝网，并用三角铁、麻袋包构筑了三十多个地堡等各种工事。山下一百多米处有一弹药场，堆得像小山一样，也未伪装……二号阵地距敌十一号阵地前沿不过五十米，敌在其阵地上用三尺宽、一丈多长的红布标记着自己一方的位置，以此指示其炮兵和坦克向我阵地一方轰击。敌人还在十一号阵地通上甘岭村的路上每隔三至五分钟放一发烟幕弹，以此遮蔽其部队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