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将关羽屯江陵，吴以吕蒙代鲁肃屯陆口。蒙初至，外倍修恩德，与羽厚结好。后蒙袭收公安、南郡，而蜀将士仁、糜芳皆降于蒙。蒙入据城，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令军卒不得干历人家，有所取求。蒙麾下士，与蒙同汝南人，取民一笠，以覆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废法，乃泣而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与衣粮。羽还，在道路，每使人相问，蒙则厚遇之，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问，咸贺家门无恙，相待过于平时，故羽士卒无斗志。会权又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降，羽被杀。
（自《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译文】
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屯兵江陵，吴国派遣吕蒙接替鲁肃职务而驻守陆口。吕蒙初到陆口时，表面上倍加修行恩德，与关羽结为深厚友好。但后来竟乘隙偷袭而占领了公安、南郡，两地蜀军守将傅士仁、糜芳都投降了吕蒙。
吕蒙率军进据两城后，接收关羽及其他将士的家属，他都一一进行安抚慰问，严令部队不得干扰侵犯民家，不准索取百姓财物。吕蒙手下有个士兵，与吕蒙同为汝南人，擅自拿民家一顶斗笠用来遮盖官家铠甲，这件事虽是为公，但吕蒙还是认为他违犯了军令，不可以因为是同乡人就废弃军法，便流着眼泪杀了这个士兵。于是，全军为之震动，自此部队中出现路不拾遗的好风尚。吕蒙早早晚晚都派身边人员去慰问救济老年人，询问他们缺少什么东西；对生病的人主动请医送药，对饥寒的人发放衣服粮食。
关羽在回军途中，多次派人到吕蒙住处探问情况，吕蒙总是厚待其使者，让他周游全城，逐家进行问候，有的家属亲笔写信托使者带给家人。关羽派出的使者一回到军营后，将士们私下互相询问，都庆幸自己家中平安无事，知道家人所受待遇又超过平时，因此，关羽部队的士卒人人自安而无再战之志了。不久，又赶上孙权率军来到这里，关羽自知势孤力穷，败走麦城，向西逃至漳乡，其部众都缴械投降，关羽本人后来被俘而遭到杀害。
九八变战
本篇旨在阐述因变制敌、灵活用兵的作战指导原则问题。大量的战争实践都表明，军事上的原则只是指挥员的行动指南，高明的指挥员总是把军事原则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灵活运用。
毛泽东曾经指出：“灵活，是聪明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所以，根据不同的敌人，打不同的战争，在不同的战场而决定用不同的战略战术。一个成功的指挥员，会驾驭规则和模式，不局限于某些规则和模式。每一场战争、每一次战斗，都是独特的，从实际作战需要采取相应的战术，绝难重复前人的模型。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论马尔博罗》一书中写道：“最容易通往惨败之路的，莫过于模仿以往英雄们的计划，把它运用于新的情况中。”本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变战》为题揭示了“兵家之法，要在应变”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原则。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说出了用兵的精髓。
【原文】
凡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古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乃利。法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①。”
【意译】
大凡兵家的法则，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勤于思谋，了解部队情况。采取行动之前，必须要详细了解敌情，敌情没有变化，就要耐心地等待战机；敌人情况如果有变化，就要随其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有利。《孙子兵法》指出：“能根据敌情变化夺取胜利的，称之为用兵如神。”
【原例】
五代梁末，魏博兵乱，囚贺德伦降晋。庄宗入魏州，梁将刘乃军于莘县，增垒浚池，自莘至河，筑甬道以通饷。梁帝诏出战。奏曰：“晋兵未易击，俟彼进取，苟得机便，岂敢坐滋患害？”帝遣使问以决胜之策，对曰：“臣无奇谋，但人给十斛粮，尽乃破敌。”帝怒曰：“将军留米疗饥耶？”又遣中使督战。谓诸校曰：“大将专征，君命有所不受，临敌制变，安可预谋。今揣彼自气盛，难可轻克，诸君以为如何？”众皆欲战，默然。他日，乃复召诸将列军门，人给河水一杯，因命饮之，众未测其意，或饮或辞。曰：“一杯之难若是，滔滔河流，可胜既乎？”众皆失色。时庄宗以兵压营，亦不出。帝又数遣人促之，以万人薄其营，俘获甚众。少顷，晋兵继至，退。后战于故元城，庄宗与李嗣源、李存审夹击，兵大败。
（自《旧五代史·梁书·刘鄩传》）
【译文】
五代时期的后梁末年，魏博镇发生兵变，叛乱者囚禁了刚刚到任的节度使贺德伦并投降了据有河东地区的晋。晋王李存勖率军进占魏州，后梁大将刘驻军于莘县，增修营垒，疏通护城河，从莘县至黄河修筑通道确保粮饷运输无阻，以期持久抗御晋军。但是，梁末帝朱友贞却下诏书命令刘立即出兵迎战晋军。
刘为此而上表奏请末帝说：“晋军是不容易打败的，应当等待敌情发生变化再决定进取之策。倘若有了适当时机，我怎么敢坐失良机而养患贻害呢？”梁末帝派遣使者前来向刘询问与敌决战将采取什么对策，刘回答说：“臣下没有什么奇计良谋。只要能供给我部每人百斗粮食，那么，等到粮食吃完的时候，也就把敌人打败了。”梁末帝一听，大发怒火地说：“将军留存这么多粮食，是准备治疗饥饿病吧？”接着，又派宦官前来督战。刘见此便对部将们说：“大将受权出征在外，即使是皇帝命令有的也可以不接受。对敌作战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因变制胜敌人，怎么可以脱离敌情实际而预先想定取胜之策呢。现在我分析敌人士气正盛，难以轻易战胜它。对此，诸位以为如何？”众将领听后都要求出战，刘见此情形只好沉默不语。一天，刘又把诸位将领召集到军营门前，每人给一杯黄河水，命令大家把它喝下去。众人揣摸不透刘的用意，有的遵命喝了，有的则推辞未喝。这时，刘大声说道：“喝一杯黄河水都困难成这样，滔滔不尽的黄河流水能把它一下喝完吗？”众将听后脸色骤变。这时，李存勖派兵迫近梁军营门挑战，刘仍然坚守不战。其后，梁末帝又多次派人催促刘出战，刘无奈，只好亲率万人进攻晋军营阵，俘虏了不少晋兵。可是，不一会，李存勖率领大军赶到，刘见晋军来势迅猛，便不战而退。其后梁、晋双方又激战于故元城，梁军在晋王李存勖和大将李嗣源、李存审所部的奋力夹击之下，惨遭失败，刘本人幸免南逃。
九九好战
本篇旨在阐述穷兵黩武的严重危害性，以告诫执政掌权者应慎重发动战事。历史经验证明，穷兵黩武的危害性极大，不仅会造成生产被破坏、财力枯竭、经济崩溃，而且还会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民怨沸腾的社会危机，最终则必然导致民族衰落、国家灭亡的严重后果。所以，发动战争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手段，是政治、外交努力失败后的行为，是政治的继续。当军事实力、综合国力足够强大，只有自己有足够抵御战争的国防实力，才能够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采取战争的手段解决矛盾，在人类的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只有自己有足够抵御战争的国防实力，才能够避免遭受战争的蹂躏。须知，和平来源于威慑，平衡来源于力量。
【原文】
夫兵①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战不止，终至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戢，将有自焚之患。黩武穷兵，祸不旋踵②。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③。”
【意译】
军队是最厉害的杀人凶器，战争是违背道德的暴力行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不能因为国大民众多，就可以一味动用军队征战讨伐，争夺不止。如果这样做，最终总是要失败，追悔不及。用兵就像玩火一样，不收敛就会自焚。穷兵黩武，灾祸就不远了。《司马法》指出；“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然败亡。”
【原例】
隋之炀帝，国非不大，民非不众，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及事变兵败辽城，祸起萧墙，岂不为后世笑乎？吁，为人君者，可不慎哉！
（自《隋书·炀帝纪》和《资治通鉴·隋纪五》）
【译文】
隋朝在炀帝杨广统治时期，国家并非不强大，人口并非不众多，然而，由于杨广嗜好武力与战争，不断寻衅用兵，征战无休无止，等到战争态势突变而出征高丽的隋军兵败辽东城下的时候，国内的祸乱由此而接连发生（最终导致炀帝及其隋王朝丧身灭国的可悲下场）。这难道不为后世人所耻笑吗？唉！身为国君的人，怎可不慎重战事啊！
一００忘战
本篇旨在着重阐述和平时期加强战备工作的必要性。历史证明：让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可怕的，不是经济技术及武器装备的落后，而是由于和平麻痹带来的国防意识的淡漠，并导致国家发展停滞不前。
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为越是相对和平时期，人们的国防意识越容易淡化，也正是这种和平时期国防观念的淡化，才往往埋下战时惨败、亡国灭种的祸根。居安思危不仅是弱小民族和国家，在面临战争直接威胁时需要高度重视，即使是强大的国家，在一时看不到战争威胁的时候，也需要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苏联等国家，在当时均属强国、大国之列，但由于缺少对德国法西斯缺少应有的警惕，从而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同样，美国缺少对战争问题应有的警惕，招致珍珠港的重大损失。
【原文】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周，无以捍御。必须内修文德，外严武备，怀柔远人，戒不虞也。四时讲武之礼，所以示国不忘战；不忘战者，教民不离习兵也。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①。”
【意译】
居安不可忘记危难，治世不能忘记战乱，这是圣人的深刻告诫。天下和平无事的时候，绝不能废弃武备，如果考虑不周，遇战就不能御敌。所以，必须内修文德，外严武备，虽然要用仁德教育周边部族，但武备也不能松懈。一年四季要讲习武备，以表明国家没有忘记战备；不忘记战备工作，是为了教育民众不丢掉习兵练武的意识。《司马法》指出：“天下虽然安宁，忘记战争是十分危险的。”
【原例】
唐玄宗时，承平日久，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及安史之乱，仓卒变生于不图，文士不足以为将，市人不足以为战，而神器几危，旧物几失。吁，战岂可忘乎哉！
（自《旧唐书·玄宗本纪》和《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
【译文】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和平环境，逐渐失去战争警惕性，因而出现废毁武器、放牧战马、罢除将领、削减军队的问题，致使国家不知加强战备，人民不懂怎样作战。等到“安史之乱”突然爆发于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文官不堪充当将领指挥打仗，百姓不堪充当武士对敌作战，以致国家政权几乎崩溃，大好河山几乎沦丧。唉！战备难道可以忘掉吗？
战例点评之十柏举之战
时间：公元前506年
地点：小别（山名，今湖北黄冈地区大崎山）至大别（今湖北境大别山脉）、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清发水（今湖北安陆境西涢水）、雍澨地区（今湖北京山西南）、郢（今湖北荆州江陵区）
将帅：吴国：阖闾、伍子胥、孙武、夫概楚国：囊瓦、沈尹戌
兵力：吴军：3万楚军：约计20万
结果：吴军深入楚境，11天行军转战350余公里，以3万之众经5次连续作战，击破楚国约20万大军，以寡敌众，以少胜多，进而攻破楚都城郢。经此一战，楚国统一天下的战略企图从此化为泡影。柏举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罕见的、成功的远程连续进攻作战的范例。
一、作战背景
自周敬王（公元523年）五年吴王阖闾即位后，吴、楚争夺江淮霸权的斗争，转入吴国掌握战略主动的新阶段。
吴军采取分师轮番扰楚“，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的“疲楚误楚”策略，把吴军分为三支，分别在大别山以东的楚国边境不同的方向，轮番出击。将大举攻击改为在吴楚边界上实行机动性战略进攻，分别于公元前511年至公元前506年的6年间，吴军分别攻楚国的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县）、夷（今安徽亳县东北），楚军出救，吴军撤走；转而围攻弦（今河南息县南）；楚军出救，吴军又退走。吴军不断骚扰打击楚军，同时麻痹了对手，诱使其发生判断错误，松懈必要的警惕，这便是有名的“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战术。如此你居我扰，你出我退，出没不定，使楚军顾此失彼，锐气大减，楚军疲于奔命达6年之久，战斗力大为削弱；又因吴军忽南忽北的小规模攻击，给楚造成吴不会大举攻楚的错觉，也难于判定吴军的进攻方向，为此后吴攻楚创造了条件。
越一直是吴争霸中原的潜在对手，自公元前544年越首次参加了以楚为首的攻吴作战后，就从未中断对吴的敌视和挑衅，成为吴伐楚的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