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旨在阐述深入敌境作战，打败坚守不战之敌的作战指导原则。取意于“攻其必救”。“攻其必救”的关键是一个“必”字，计谋的成功与否也在于这个“必”字，一定要攻击敌人的要点、敏感点、关节点，但最好又是敌人的薄弱点。“攻其必救”是以间接的方法，达到自己的战术目的。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的“围点（城）打援”、“攻城打援”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对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原文】
凡兴师深入敌境，若彼坚壁不与我战，欲老我师，当分兵攻其军，捣其巢穴，截其归路，断其粮草，彼必不得已而须战。我以锐卒击之，可败。法曰：“我欲战，敌虽深沟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①。”
【意译】
凡兴兵深入敌人境内，敌军如果坚守不与我交战，企图拖垮我军，就应当分兵进攻敌军，捣毁他的巢穴，切断他的退路，断绝他的粮草。迫使敌军不得不脱离营垒与我交战。这时，我则用精锐兵士进攻，就可以打败敌军。《孙子兵法》指出：“如果我军想战，敌人虽然深沟高垒，但攻击他必须救援的地方，敌人就不得不离开阵地与我交战。”
【原例】
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召司马懿于长安诣京师，使将兵往辽东讨公孙渊。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度渊以何计得策？”懿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懿曰：“唯明君能量彼我，预有所弃，此非渊所及也。”曰：“往还几日？”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遂进兵。渊遣将帅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诸将欲击之，懿曰：“此欲老吾兵，攻之正堕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彼大众在此，巢穴空虚。直抵襄平，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多张旗帜，欲出其南，贼尽锐赴之。懿潜济以出其北，弃贼直趋襄平；贼将战败，懿围襄平。诸将请攻之，懿不听。陈曰：“昔攻上庸，旬日之半破坚城，斩孟达。今日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之。”懿曰：“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较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而克，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而计粮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而雨水乃尔，攻具不设，促之何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忧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
贼凭恃其众，故虽饥困，不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若求小利而惊之，非计也。”既而雨霁，造攻具攻之，矢石如雨，粮尽窘急，人相食，乃使其将王建、柳甫乞降请解围，当君臣面缚，懿不许皆斩之。渊突围而走，懿复追及梁水上杀之，辽地悉平。
（自《资治通鉴·魏纪六》和《三国志·魏书·明帝传》）
【译文】
三国魏景初二年，明帝曹叡把太尉司马懿从长安召回京师洛阳，命他率军前往辽东征讨公孙渊。魏明帝问道：“2000公里远征作战，虽说要用奇谋取胜，但也要有足够的兵力，不应当过于计较军费开支的多少。据你推测，公孙渊将采取什么样的计谋对策？”司马懿回答说：“放弃城邑而预先逃走，这是上策；凭据辽水以抗拒我军，这是中策；坐守襄平而单纯防御，这是他成为俘虏的最下策。”明帝问：“这三种计策，公孙渊将会采用哪一种呢？”司马懿答道：“只有贤明智慧之人才能正确估量敌我力量的对比，并能预先对所用计策作出正确取舍，而这并不是公孙渊所能做到的。”明帝又问：“此次出征往返将用多少天？”司马懿回答说：“去时行军100天，回来路上100天，进攻作战100天，用60天进行休整。这样，一年时间足够了。”于是，司马懿率军向辽东进发。
公孙渊派遣部将率领数万步骑兵进驻辽隧，构筑围墙堑壕10余公里，以此抵御司马懿进攻。魏军诸将都想立即发起进攻，但司马懿却说：“敌人构筑防御阵地，这是企图长期拖住和疲惫我军，进攻它正好落入其圈套。这正是王莽时期王邑不肯绕过昆阳坚城而强攻硬打，几乎导致全军覆没的严重教训。敌人主力集中在这里，其老巢必定空虚，我军舍此不攻而直捣襄平，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打败公孙渊是必定无疑的。”于是，便命令魏军多插旗帜，伪装成要出击敌人阵地之南端的样子，将敌人的全部精锐吸引到这里。司马懿却率领大军偷偷越过辽隧向北，放弃眼前敌人不打而直趋襄平，一路打败敌将的拦截，顺利地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
这时，众将又请求迅速攻城，但司马懿均未同意。随军司马陈珪提出疑问说：“以往您率军攻打上庸，只用了5天即破城杀了孟达。如今长途跋涉而来，却变得安稳缓慢起来，对此，我实在有些迷惑不解。”司马懿耐心解释说：“上庸之战，孟达当时兵少而粮食够吃一年，我军将士数量上相当于孟达军的4倍，但粮食则不够1个月食用，以仅有1个月存粮的部队去与有1年存粮的敌人相较量，怎么可以不采取速战速决？用4倍于敌的兵力去打击敌人，即使损失一半兵力而战胜了敌人，还是应当干的。因为，这不是从计较人员伤亡，而是从计较粮食多少这一情况出发，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如今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加之大雨不停，攻城器械未备，似此而急忙进攻又有什么作为呢？我军从京师洛阳出发以来，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向我军进攻，而是担心敌人不战而逃。现在敌人的粮食将要用尽，而我军对敌尚未完成合围之势；如果采取掠夺其牛马、抄取其柴草，那么，这就无异于驱使敌人逃跑。战争是一种诡诈多变的行动，善于因变制敌才能取胜。敌人凭恃其兵多，因此虽已处于饥饿困难的境地，但却仍然不肯束手待毙。对于此种敌人，我们应当伪装成无能为力的样子稳住它。如果我们贪求小利而惊跑他们，这不是好的计谋所为。”不久，雨过天晴，司马懿令部队制作攻城器械，并迅速发起进攻，箭飞如雨，攻势迅猛。城中敌人顿时陷于粮尽的困难境地，饥饿严重以致发生人吃人现象。公孙渊窘急无奈，便派部将王建、柳甫出城乞降，请求解除对襄平城的围困，并表示公孙渊君臣一定自缚前来请罪归附。但司马懿断然拒绝，并将王、柳二将杀掉。公孙渊见派将乞降未成，便突围而逃；司马懿挥军紧追，赶到梁水岸边将其击杀。至此，辽东地区完全平定。
七九避战
本篇旨在阐述在什么条件下运用“避锐击惰”的作战指导原则问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是部队争取主动的重要原则之一，为历代兵家所推崇。部队的士气是战斗力的具体表现和组成部分，又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动力，士气的高低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士气高的部队，其战斗力往往比较强。
因此，在作战中，为了取得胜利，就应当避其锋芒，待敌士气低落时，再攻击敌人，这样就可以达到以强击弱，避实击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的：“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原文】
凡战强敌，初来气锐，我之势弱，难以相持，且当避之。伺其疲惫而击之，则胜。法曰：“避其锐气，击其惰归①。”
【意译】
如果敌军强大，又是初来气盛，而我军力小势弱，难以与敌争锋时，就应当暂时避开敌人。等敌人疲惫以后我再发动攻击，就可以胜利。《孙子兵法》指出：“避开敌之锐气，等待敌人士气懈怠衰落时攻击之。”
【原例】
汉灵帝中平五年，凉州贼王国围陈仓，以皇甫嵩讨之。董卓请速进，嵩曰：“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之。是以善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陈仓虽小，城守固备，未易拔。王国虽强，攻陈仓不下，其众必疲，疲而击之，全胜之道也。”国攻之终不拔，其众疲敝解去。嵩进兵追击之。卓曰：“不可。兵法曰：‘穷寇勿追，归众勿迫。’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追击而破之。卓由是有惭色。
（自《后汉书·皇甫朱儁列传》）
【译文】
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2月，汉将皇甫嵩击败王国的陈仓之战，就是成功运用“避锐击惰”原则的一个战例。此前，王国率军围攻陈仓，汉灵帝命皇甫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兵2万赴援陈仓汉守军以击王国军。
当时，董卓主张立即进兵与敌交战，认为：“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见《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但皇甫嵩却认为，善于用兵打仗的，应当首先做到自己不被敌人战胜，然后待机以战胜敌人，他根据“陈仓虽小，城守固备，未易可拔；王国虽强，攻陈仓不下，其众必疲”（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的敌我双方实际情况，采取了缓进以避其锐、待机以击其衰的正确作战方针。
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果然像皇甫嵩所预料的那样，王国虽然兵众势强，但自冬至春攻城凡80余日而竟不能克，最后在部队已经陷入力疲气衰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围而逃。对此逃跑之敌，是乘势进兵追击，还是止进而放敌逃走？董、皇之间又产生严重分歧，董卓以“兵法，穷寇勿追，归众勿迫”为由，极力反对进兵追击；但皇甫嵩却坚决主张“进兵击之”，并且深刻分析指出说：“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于是，力排董卓阻挠，立即挥军“独进击之”，连战连捷，击斩敌军万余人，王国本人于慌乱中“走而死”。
综观此战之全过程则不难看出，皇甫嵩不泥于古代成法而善于从敌情实际出发采取可行谋策的作战指导，是非常值得用兵者们效法的。
八０围战
本篇旨在阐述围攻作战应注意把握和运用的原则。围师必阙，实质上是欲擒故纵，先从精神上给敌人造成败局。从形式上看，围师必阙是消极的，但就其本意讲，它包含着积极歼敌，以求全胜的思想，因为这样，就使敌人抱侥幸心理、求生欲望，将难打的“困兽”变成了好打的“惊弓之鸟”，瓦解敌人的斗志，防止其作困兽斗，给己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围师必阙”作为一种用兵的原则，已经被兵家所普遍认识，在实际运用中，易被对方所识破，所以真正高明者，从不机械地死搬硬套，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已经为兵家所共识。包围敌人，也不一定都留生路，当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围得铁桶一般，亦可瓦解敌人斗志，聚而歼之。例如淮海战役围歼黄伯韬兵团，围而不缺，全歼顽敌。所以说“围师必阙”的思想是片面的，这样做有时则不能达到全歼敌人的作战目的。
【原文】
凡围战之道，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使敌战不坚，贼城可拔，军可破，法曰：“围师必缺①。”
【意译】
凡围攻敌人的办法，应包围他的四面，还须放开一角，以表示给敌人活路，使他作战决心不坚定。这样，就可以攻克敌城，打败敌军。《孙子兵法》指出：“包围敌军必须要虚留缺口。”
【原例】
汉末，曹操围壶关，攻之不拔。操曰：“城拔，皆坑之。”连月不下。曹仁言于曹操曰：“围城必示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使人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延日久。今屯兵坚城下以攻必死之虏，非良策也。”操从仁言，乃拔其城。
（自《三国志·魏书·曹仁传》）
【译文】
东汉末年，曹操率军围攻壶关，久攻不克，曹操下令说：“城破之日，城中人全部活埋。”可是，连攻几个月还是攻不下该城。
这时，曹仁向曹操建议说：“围攻城邑一定要虚留缺口，以示其有逃生之路，目的在于向敌人敞开生路以动摇其守城决心。而今您却告诉他们只有死路一条，这样便迫使他们人人拼死守城。况且该城坚固而粮食充足，如果强攻就会伤亡士卒，围困就会旷日持久。现在我们陈兵于坚城之下，以进攻拚死守城的敌人，这并不是行之有效的良策啊。”曹操听后采纳了曹仁的建议，最后终于迫使守敌投降而进占了壶关城。
战例点评之八
昆阳之战
时间：公元23年
地点：昆阳（今河南叶县）
将帅：更始军：刘秀新莽军：王邑、王寻
兵力：更始军：约计2万新莽军：43万
结果：刘秀等将领以昆阳守军牵制强敌，以精干援军捣敌中枢，歼灭王莽军主力，为其后进军洛阳、长安，推翻王莽政权创造了条件。是役，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而弱势一方主动进攻，且能取得全胜，这在战争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战例。
一、作战背景
西汉末年，政治腐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危机四起。外戚王莽利用这一混乱形势，于公元8年玩弄权术，乘机夺取刘姓政权，建立了新朝。但王莽上台后“托古改制”的做法，不仅没有使上述情况有所改变，反而导致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广大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新莽的统治。一时间起义烽火燃遍黄河南北和江汉地区，新莽王朝完全处于众叛亲离、风雨飘摇的境地。
公元17年，湖北荆州一带发生饥荒，饥民拥戴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为首领，聚集数百人起义。南阳（今属河南）人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王常、成丹等率众参加。起义军劫富济贫，除霸安民，数月间发展到七八千人。他们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故称为“绿林军”。此时，东方也爆发了起义。公元18年，琅（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百余人在莒县（今属山东）起义，不久转入泰山，队伍迅速发展到万人。次年，琅（今山东琅山附近）人逄安、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徐宣、谢禄、杨音起义，率领数万人与樊崇回合。起义军活动在青州、徐州一带（今山东、江苏）。公元22年，在成昌（今山东东平）激战中，起义军以赤色涂眉毛作为区别官军的标志，从此被称为“赤眉军”。在当时的众多农民起义军队伍中，尤以绿林军、赤眉军两支队伍声势最为浩大。他们在军事上不断打击新莽势力，逐渐向王莽统治腹心地区推进。新莽王朝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拼凑力量进行垂死的挣扎，农民起义于是进入了最后攻坚阶段。
昆阳之战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二、作战经过
公元23年初，绿林军各部趁王莽主力东攻赤眉军，中原空虚之际，挥师北上，在沘水（今河南泌阳境）击灭王莽荆州兵甄阜、梁丘赐部，接着又在淯阳（今河南新野东北）击败严尤、陈茂所部，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到10余万人。在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农民军开始萌发了建立政权的要求，于是在2月间推举汉室后裔刘玄为帝，恢复汉制，年号更始。更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农民起义进入新的阶段，王莽在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日趋被动。
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即派刘寅率领主力北上围攻战略要地宛城（今河南南阳），并开进到滍川一带。为了阻止王莽军的南下，保障主力展开行动，更始政权另派王凤、王常、李轶和刘秀等人统率部分兵力北上，策应刘寅进攻宛城的军事行动，趁敌严尤和陈茂军滞留于颍川郡一带之际，进攻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县（今河南郾城南）等地，与围攻宛城的主力形成犄角之势。3月，王凤等将率领部队连克昆阳、定陵、郾县，得牛马财物及谷粟数十万斛，供应围攻宛城的主力大军。为下一步进击洛阳、与赤眉军会师以及经武关西入长安，消灭王莽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