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向卫境退避三舍（一舍15公里），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即表明履行以前流亡楚国时向楚成王许下“避君三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诺言。如果子玉进兵求战，则因以臣犯君而理屈，又可暂避楚军锋芒，向齐、秦两军靠拢，在预定战场展开决战。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招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与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联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晋军是畏惧楚军而后退，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便挥师尾追不舍，致使部队松懈，士卒疲惫。至此，跟随楚军的郑、许的军队已经脱离楚军，只有陈、蔡的军队跟随，楚军已经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晋为主，楚为客，主客的作战形势已定。
四月初一，晋兵车700乘退于城濮，在城濮驻扎下来。齐、秦、宋诸国的军队也陆续抵达附近地域和晋军会合。楚联军亦跟踪赶至，依托险阻地形驻军，迫不及待地向晋军挑战。此时，到达城濮地区的齐、秦、宋三国虽然谴派了军队，但又不准备直接参战，各自怀有各自的战略目的，仅仅只为晋军声援。而追及城濮的楚、陈、蔡联军战车计约1400乘，仍居绝对的兵力优势。晋文公谨慎决断，亲自检阅军队，见晋军装备齐整，纪律严明，士气旺盛，战备充分，方坚定信心，决心同楚军进行决战。并下令就地砍伐树木以增补武器。初二，晋、楚双方在城濮以南对阵。晋军按上、中、下三军部署：上军在右，狐毛为主将，狐偃为副将；下军在左，栾枝为主将，胥臣为副将；中军居中，先轸为元帅，郤臻为副将，晋文公亦在中军，三军统一归先轸指挥。楚军方面，决战的准备也在积极进行之中，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楚军精锐编成中军，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左翼军也是楚军，由战斗力较强的申、息之兵编成，由楚将子西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相对薄弱，亦由楚将子上指挥。
公元前632年四月初四，城濮地区上空战云弥漫，晋、楚两军在这里展开会战。当子玉自负于“今日必无晋”时，晋军已率先发起进攻。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动进攻。先轸命令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陈、蔡军猛攻。陈、蔡军队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触即溃。楚右翼迅速被歼灭。
接着晋军又采用“示形动敌”，诱敌出击，而后分割聚歼的战法对付楚的左军。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装扮出退却的样子。同时，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给子玉造成晋军力量不支的假象，以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以为有机可乘，下令左翼军追击。子西所率楚左军急速推进，这样楚左军孤军突出，右侧暴露出来。晋中军主将先轸、佐将郤臻见楚军中了圈套，盲目出击，便立即指挥最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左军。晋上军主将狐毛、副将狐偃亦停止后退，也乘机回军夹攻。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重围，很快大部分被消灭了，剩余则迅速溃败。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不得已下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晋军亦不予追击。楚军战败后，子玉率残部退至楚方城（起自今河南叶县西南，沿东南走向至泌阳东北的一条长城）外，深感愧见申、息父老乡亲，加之楚成王的斥责，拔剑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晋胜楚败的结局，迫使楚国暂时放弃对中原的争夺，中原各国纷纷叛楚从晋。晋取胜后，周襄王派遣大臣慰劳晋文公。当年，晋文公率领宋、齐、鲁、郑、邾、莒等国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召开大会，会盟诸侯，并把获得的楚俘虏驷马兵车100乘及步兵1000名，献给了周王使者，周天子则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各国诸侯也都承认晋文公为盟主，共同扶助王室，互相救助。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取得中原霸权，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家。
三、作战评析城濮之战是春秋中期对中原局势有重大影响的一场会战。
它结束了齐桓公死后10年之间中原“诸侯无伯”的混乱状态，确立了以晋为长的相对和平稳定局势。
晋军之胜，一是胜在政治上，即善于运用政治谋略。晋文公及时出兵勤王，把“尊王”的旗号夺到了手中，有了团结中原诸侯的重要政治资本；应宋之请出兵抗楚，又举起了“攘夷”的旗帜。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形势下，这对争取中原诸侯向晋靠拢是非常重要的。二是胜在战略指导上。出兵救宋，首先采取攻敌与国、引敌解围的方针。这其实是春秋前期楚军“围许救郑”战略的袭用，楚自然对其是熟悉的，所以不肯因救曹、卫而撤宋围。晋在解围目的没有达到时，审时度势，采取了一套争取盟国（齐、秦），壮大自己，孤立和激怒对手，诱敌深入的战略，达到解围和败敌的双重目的，其谋略显然高于楚国君臣。三是晋君臣和睦，坚决果断，力求战略主动。晋军实力原本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晋文公能够洞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的曹、卫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后续作战的前进基地。四是晋军士气高昂，将帅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五是决战之时，由弱及强，各个击破，以奇制胜。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六是取得决战胜利后，抓住时机，朝觐周天子，会盟诸侯，战略思维清晰，实现既定战略目标，最终称霸诸侯。
反观楚军，一是楚在泓水之战中战胜宋而又得宋归附后已威震中原，已征服了多数中原国家，正宜乘势展开政治攻势，采取善邻政策，以调解中原诸侯之间矛盾为己任，争取各诸侯国向心于楚。而以军事威慑为辅助手段，不宜轻易出兵攻伐。以楚国当时国力和军力是有实力称霸中原的。但楚不知或不善于运用政治策略，处理好政治与军事两种手段的结合，只企图单纯以武力压服他国。二是楚既答应鲁国出兵伐齐救鲁，就应该以齐为主要打击目标，而不应该把主要目标放在宋上。在宋背楚向晋的形势下，攻宋必引起晋的干预，且有招致晋、齐联合对楚的可能。而楚君臣不审此形势，犯了两线作战的错误。三是鲁居于宋、齐之间，属于二等强国，楚既出兵救鲁，鲁自然应该配合楚军作战。在晋伐卫、曹及城濮之战时，鲁均处在晋军的翼侧。但不论楚对齐、对宋，以至于最后对晋作战，鲁军均未见动作，似乎成了旁观者。
一方面反映出鲁的狡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楚不重视联合和使用同盟军。这是楚战略筹划上的失招。四是晋出兵救宋，楚应及时放弃围宋，集中精力对付晋军。在晋伐卫或攻曹时，晋并不占优势，楚均有机会迫晋决战，有可能败晋。此时，齐、秦尚未决定助晋，若楚联鲁袭击晋侧背，则晋军必败无疑。但楚留恋于围宋，因循守旧，钝兵挫锐于坚城之下，坐失良机，最终陷入被动。五是晋已破曹、卫，并取得齐、秦出兵相助，楚处于被动的作战态势已经明朗，楚成王决心退却是对的。但其决心退却，却又不坚决制止统帅的错误，优柔寡断，在既知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指挥不果断，心存侥幸，犯了兵家大忌，失败在所难免。六是主帅骄傲轻敌。盟军不睦，意志不统一，丧失主动权，受制于人，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加上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终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将自己在争霸中原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人，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五一死战“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这一军事名言有其辩证的道理，由孙武首倡，为历代兵家经常采用激励部队奋勇杀敌的一种方法。因为部队的心理状态、作战能力与其所处的作战境况紧密相关。所谓在非常时期，就应采取非常手段，以夺取战斗的胜利。
但是，从根本上讲，官兵勇敢无畏的精神，是由战争的性质、目的以及官兵的军政素质决定的。而这又是依靠平时严格的教育、训练以及坚定的信念逐步培养出来的。如果平时治军不严，仅凭战时依靠“置之死地”来激发部队的战斗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发挥持久作用的。
【原文】
凡敌人强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须置之死地①。告令三军，示不获已。杀牛燔（fán）车，以享将士。烧弃粮草，填井夷灶，①《孙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焚舟破釜，绝去其生虑，则必胜。法曰：“必死则生①。”
【意译】
敌人兵力强大，士气旺盛，我军官兵疑惑不安，不肯拼命作战时，就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通令三军，表示不获胜利不罢休。
杀牛烧车，以犒劳官兵。然后，烧掉粮草，填平水井，拆平灶坑，焚烧舟船，砸毁饭锅，断绝他们求生的念头，就必定能胜利。《吴子》指出：“抱着必死的决心就能生还。”
【原例】
秦将章邯已破楚将项梁军，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兵败皆走入巨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裨将，救赵。诸别将皆属焉。宋义行至安阳，留四十余日不进，遣其子宋襄相齐，自送之无盐，饮酒高会。项羽曰：“今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诸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宋义，即其帐中，斩之，下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王阴令羽诛之。”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叛乱。”即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襄，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楚怀王，因命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焉。项羽以杀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率二万众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兵渡河，沉舟，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兵击秦军，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地，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大破秦军。
（自《史记·项羽本纪》）
【译文】
秦国将领章邯率军打败楚将项梁军以后，就认为楚地的兵力不值得忧虑了，于是挥军渡过黄河攻打赵国，大败赵军。恰在这时，赵歇为国王，陈馀为将领，张耳为丞相，他们兵败后都逃进了巨鹿城。章邯命令王离、涉间率部包围巨鹿，章邯的军队驻扎在他们的南边，修筑甬道给部队运送粮食。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兵去救援赵国；其他各将领都隶属于宋义指挥。宋义行军到安阳，停留40多天不前进，还派遣他的儿子宋襄去辅佐齐国，并且亲自送他到无盐，盛办酒宴，大会宾客。项羽对此极为不满地说：“如今我国军队刚刚打了败仗，国王为此坐卧不安，调集全国军队而专门委任将军指挥，国家安危的命运，完全在此一举。现在，你身为上将军而不体恤士卒疾苦，却去钻营个人私利，这不是国家栋梁之臣所该做的！”项羽利用早晨进见上将军宋义的机会，就在其帐中把他杀了，然后通令全军说：“宋义与齐国勾结图谋反叛，楚怀王密令我把他杀掉了。”此时，众将都为项羽的举动所畏服，没有一个敢于抗拒不从的，大家齐声说道：“首先拥立楚王的是将军家啊。现在将军诛杀的是图谋反叛的乱臣贼子。”于是，大家立即拥立项羽为代理上将军。项羽派人追赶宋义之子宋襄，追到齐国把他杀掉了。其后，项羽派遣桓楚向楚怀王报告了所发生的情况，楚怀王便任命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黥布和蒲将军等都隶属于项羽指挥。项羽因杀掉以权谋私的宋义，从此便威震楚国，名扬诸侯。不久，他派遣当阳君、蒲将军率兵2万渡过漳河，救援巨鹿。与秦军交战稍得些许胜利，陈馀再次请求救兵。于是，项羽就亲率全部人马渡过漳河，并下令把渡船沉入河底，砸毁饭锅蒸笼，烧掉营垒屋舍，携带3天的干粮，以此向士卒表明决一死战而无一点退还之心。项羽率军一到巨鹿，便包围了王离，与秦军多次交战，切断了秦军的运粮道路，终于大败秦军，击杀了秦将苏角，俘获了王离。是时，楚军声威已经雄冠诸侯。此前，巨鹿城下已有诸侯援军10多个营垒，但却没有敢于出战的；到了楚军进击秦军的时候，诸侯军的将领们都站在壁垒上观望而不出兵助战。楚军将士无不以一当十，英勇奋战，杀声震天；而诸侯军无不人人颤栗惊恐。就这样，楚军终于大败秦军。
五二生战
本篇旨在从防止贪生怕死的问题入手，着重阐述指挥员的勇怯、作战决心和作战成败的关系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战争不但是物质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在具备一定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能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勇敢精神，便成为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在这里，作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提出“要当割弃性命而战”的重要思想，这是十分正确的。
【原文】
凡与敌战，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阵，法令已行，奇兵已设，要当割弃性命而战，则胜。若为将临阵畏怯，欲要生，反为所杀。法曰：“幸生则死①。”
【意译】
凡与敌军作战，如果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士卒已经摆好阵势，法令已经颁布，执行特殊任务的奇兵已经部署完毕，这时最重要的应当是誓死战斗，这样才能取胜，如果将领临阵畏敌怯懦，只想侥幸求生，那就反而会被敌人所杀。《吴子》指出：“侥幸求生反而会被杀死。”
【原例】
春秋时，楚子伐郑，晋师救之，与战于敖、之间。晋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欲败而先济，故将士懈，卒不可胜。
（自《左传·宣公十二年》）
【译文】
春秋时期，楚王率军进攻郑国，晋国派兵援救郑国，与楚军交战于敖、鄗之间。晋军的中军大夫赵婴齐让他的部队预先在黄河边上准备好了渡船，打算败仗以后先过河逃跑。因此，严重瓦解将士的斗志，致使晋军最终没有取得胜利。
五三饥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