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暑期，郁文纲同志调任二区区长，黄小校长即由原教导处主任季遐龄接任。自然，他是忠诚能干，胜任无疑的。原在车马庄的分部，经地方与黄小研究，改为独立办理，报请县政府批准。县长杜干全委令我为车马庄小学（先是初小、第二年为完小）校长。在郁文纲同志赴二区任区长之初曾将我带去负责文印工作一段时间。车小开学前，地方上又将我商回负责开学事宜。从此车马庄也有了经批的正规小学了，广大干群及少儿好高兴啊！但它和整个形势一样是在坚持游击斗争中产生的，如何坚持下去，并取得斗争胜利，确是几经艰险的。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体会到，小学教育这个阵地决不是世外桃源，它是宣传培养抗日力量的阵地，自然也是敌人所憎恨摧毁的目标。一学期过去了，新的学期——1942年春天又开始了。开学情况大好，当时按规定两个班70个学生即为足额，可大年初三、四两天就有10多学生报了名。连当时的中心校负责人路过这里看见此情况也感到意外。但上课不久，复杂的斗争一天天紧张起来，敌伪不断下乡扫荡，真是“风声鹤唳，日夕数惊。”用当时有位教师的话“卷起裤管跑情况已成为家常便饭矣！”情况一来，师生跑光，除校舍外，荡然无物。跑至空野旷地，甚至树下沟坎都席地而坐，争取时间，先生口讲，学生抱膝当桌，笔记或作业。这种艰苦奋斗教学方式，改变千百年来的书斋式教育。这时候，有的教师不适应这形势，思想动摇了。一次区委书记燕栖（化名，原为姚从义，我们是早就认识的）查询师生的思想动态。我向他作了些反映。他除口头教育外，我记得他还用我桌上的毛笔在一张纸上写着“要把腰儿硬起来，不要把膝儿跪下去”的话。他的意思很清楚，教我们要斗争下去，坚贞不屈！四五月间，严徐庄——车马庄东南二里路的地方，敌伪军筑下了据点，与学校遥遥相望。六七月份又修筑了严徐庄到南新街的公路，斗争的形势自然更紧张也更复杂多了。学校除平时争取时间在教室上课外，为了保证安全，还组织了师生轮流站岗放哨，并与附近的家长干群取得密切联系，一有动静即行分散，坚壁清野，只留下空荡荡的教室和一些简陋的桌凳。尖锐的斗争形势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学期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教学工作在动荡中结束了。
暑期，县通知部分小学校长及中学教导主任到宣堡小学学习，主要进行形势和政治教育，时间半个月。我去参加了这次学习。内容安排大体是县长杜干全同志作形势报告，刘伯老的专题是民主与反封建，还有张人俊（当时教育局长）、金书樵（一临师校长）等都先后讲话。杜县长的形势报告是很鼓舞人心的，他从国际讲到国内，从延安讲到西安，从大后方讲到革命根据地，列举了大量的充满说服力的事例，从正反两个反面，论述了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语言表情很有气派。记得他讲到蒋介石派他的嫡系胡宗南以多少部队围攻延安，准备扩大内战时说：同室操戈，自好者不为，鹬蚌相争，授渔人以利，古训昭然，于今为烈，难道重庆这班人物没有读过吗？既然读过，为什么敢于倒行逆施，自相鱼肉呢？……声色俱厉，口手相应，令人信服、神往！据说，他当时患疮疾，足足讲了半天时间，精神实堪学习！刘伯老的讲话，总的印象是紧扣主题，旁征博引，今昔对比，深入浅出，逸趣横生，令人心服。他一开口就说，我这个人说话喜欢东扯西拉，杜县长教我讲个专题，我就为难了，想了又想，当今世界民主声浪高唱入云，今天就讲讲“民主”二字吧。他先从廿四史说起，我国有二千几百年的封建历史，也出了一些有用的皇帝，但都是传子家天下，不少有十岁、八岁甚至几个月就抱去登基的，搞什么垂帘听政，或指派人辅导幼主等。他对这些不知、不识啥也不懂的儿皇帝，集中用了我县群众中的一些骂人的土语，说他们是呆子、半世、二五、滑突、半剥、手铳等，衣食都自理不了，还谈得上什么抑或用非其人，荒淫无度，以至亡国败家的何止十百……为什么，那是封建制度，什么都不由民作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嘛。民主古代不可能给，近代也没有给，自称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也不会给。自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我们这里，成立的根据地政府才还政于民，主张抗日民主，既抗日又民主，像抗日这样的大事，也由老百姓参加作主了，政府和地方的干部，也多由人民选举，真的给人民当家作主了……。
当时的物质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普通生活官兵一致，课桌一拼就是卧铺，宣堡河就是“浴盆”。这种战地生活在知识界也多能逐步适应。自然，也有人认为早知如此艰苦，就不参加这暑期训练了。
新的学年度开始了，车小新增加了一个高年级班，附近村庄的学生不少跑来就读。学校负责人作了调整，增加了两位新教师，校长为黄。我教高年级语文课，并分工负责部分学校行政事务。
1944年秋，我调至沐潼小学当校务主任（即校长），原校长因工作需要改任沿泰乡乡长。后不久，我又被调回车小负责全面工作（当校长）。
沐潼小学当时所处地理位置属中心地带，四周距县城和敌伪据点较远，一时间外来骚扰的影响不大，各方面的工作和群众的生产生活都比较正常。以小儿为主体的小学教育活动能比较正规的开展，教学秩序较好，效果也一般可以。在乡村干部的支持与专职民师的积极配合下，学校也紧紧参加中心工作的活动。如全乡范围内（包括东西沐潼、钱家庄、董家庄、祁家利等地）的有组织的农抗会、妇抗会、民兵、儿童团等，都分工定人、定地、定时间（早、中、晚）统一内容进行时事宣传和文化课教育。对征粮参军等中心工作都紧密配合，开展群众性的文娱演出活动，掀起热潮，大力做好。一时间男女老少都参加“扭秧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唱会扭，有时还运用扭秧歌、小放牛、杨柳青等小调，写上地方上的新人新事，唱起来更是亲切可听，广大群众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不时从场头田野传开。有时即使敌伪军下乡扫荡（实际是抢掠老百姓）有所波及，而雨过天晴，经过工作也比较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很少影响。当时曾经有过对比与体会的是：中心地区是比较幸福的，但没有边区人民的艰苦斗争来保卫是不可能的，战争年代的生活是艰辛复杂的，而每每赢得战斗的胜利，则又几乎忘却了艰辛而感到快慰！甘寓苦中，苦过甘来，艰苦奋斗，胜利幸福，正确的人生观和苦乐观应是这样的。由于自己的一定努力与各方面的配合，在工作上取得了广大干群的支持与好评。为了政治上进步快些，提出了人党的要求，当即得到组织同志的了解、关注与介绍。从此方向更明，工作积极性更高了。仅半年时间，经过组织的考验与审查，就由当时区委书记黄旭同志亲自谈话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这里，我要提及的是在入党问题上我的思想认识是有过小的曲折的。在1942年春天间，区委书记燕栖同志因和我及我家庭接触较多，对情况较为了解，就曾试图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的，当时在我的认识上，有个顾家的思想，担心离家远了，家里特别是母亲定会牵肠挂肚的。以为做好工作孝于亲，即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思想。当时受到的一些教育自是仰慕的。如看过陈毅、张云逸署名的《告苏北军民书》、俞铭璜的《新人生观》、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等小册子……从理论和事实上一般多能接受。历来有忠孝不两全、但移孝可以作忠。
在朱东润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
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他的逝世，对我国文坛和家乡教育事业都是一大损失。他的生平及其业绩，多有称述。我一度以工作关系与先生交往，耳濡目染，感受颇深，尽管是片段的，但却是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