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专业里设置专门化，也是经济学系在专业改革方面所作出的大胆尝试。专业设置是需要相对稳定的，但社会需要的变化却是经常的，常常出现人才需要的某种热点。专门化的设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专门化不等于专业的划分，但带有专业划分的倾向和性质，它是根据社会需求热点和本系所具备的条件，通过几组定向分流课程，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发展个人志趣的机会。从1989年开始，在经济学专业内先后设置了城市经济与管理专门化、市场营销专门化和理论经济学专门化。
通过专业机构的调整，经济学系既保持了理论经济学方面的传统优势，又不失时机地按照时代的要求发展了新的特色，为教学改革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起点。
在他作系主任的十年间，经济系在学科建设上也取得了突出成绩。表现之一是老学科政治经济学有了新发展，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比较经济学理论、价格学理论（1993年后改为市场营销学）四个相对稳定的主要学科方向；学科的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1994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南开大学经济系也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权威单位之一，是此期间教委历次统编教材主编单位之一、教学改革讨论主要参加单位。表现之二是新学科有较快的发展，二级学科由原来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两个增至四个。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城市经济两个硕士点，城市经济更于1994年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点。新学科因为起点高，迅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主要研究方向，如城市经济学科中的城市经济基本理论、城市宏观经济运行与管理、土地经济及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三个方向。
由于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多，此期间培养研究生数量增长明显；由于教学进一步规范，毕业生的质量也越来越好。研究生教育的大发展成了这一时期经济系事业发展的又一重要方面。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经济系曾尝试过取消教研室，试行以学科组代替传统的教研室的改革尝试，按照改革的设想，学科组重点将放在与教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建设方面，并摆脱教研室承担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它的任务是制定实施学科发展规划；组织开展学术研究活动；进行学科组间与其它学术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开设新课和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革，并协助系主任搞好教学工作。这一改革把各种有关教学的行政事务从教研室中分离出来，使教学的基层组织集中精力于业务工作，设想是积极的。但这一改革需要有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跟上，由于条件不十分具备，因此，于八十年代末期，又恢复了原教研室的设置。应当说，这一改革是有意义的，正是反映了要把教学的基层单位改为单纯的教学科研组织的思路。
蔡孝箴教授不仅带领一班人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扎扎实实做好工作，而且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及时将本系成熟的做法总结提炼，积极向新闻单位提供线索。比如始于1983年的本科生社会实践教学，《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4日作了长篇报道并配发了编者按。1985至1987年间，《中国教育报》多次对我系的教学科研工作进行了报道。《南开周报》曾在头版头条总结宣传我系大力推动启发式教学的有益探索。此外，《中国高等教育》杂志也对我系工作做过专门介绍。这十年，也是我系国内外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的十年，其间共派出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15人次，分别派往美国、英国、日本、前苏联、南斯拉夫、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家。同时，积极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系讲学，这些学者分别来自美国的哈弗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一桥大学，乌克兰的基辅大学，波兰的华沙大学，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大学等。我系还分别与日本一桥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乌克兰基辅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协议。
在对外交流方面，蔡孝箴教授本人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86年，他应加拿大约克大学和拉瓦尔大学的邀请，作为南开经济学院代表团成员赴加拿大进行工作访问，并应多伦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邀请作题为《中国沿海开放地带》的学术报告。
1990年，应美中经济学教育研究会邀请，作为中国七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代表团成员，赴美国科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单位，就经济学教育问题进行交流与研讨，并访问了一些州政府官员和州议会议员。1992年，应乌克兰基辅大学邀请，赴基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的报告，同时应基辅大学经济系的邀请举办了以《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可以说，他为扩大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在国外的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从事行政工作中，蔡孝箴教授善于发现并发挥每个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善于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廉洁自律，深受全系师生员工的尊敬。
人生世（外一篇）
叶复初
【作者简介】叶复初原名叶蘅轩，男，生卒（1917年3月8日—2004年10月30日，享年88岁。泰兴市新街镇车马村人。中共党员。原泰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离休享受地市级政治生活待遇。
1941年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月至1947年7月，先后担任泰兴县黄桥小学分校校长、校务主任，泰兴县南徐乡乡长，新街区区公所民政股长、有功乡乡长等职。1947年8月至1951年8月，先后担任中共新街区区委宣传科长，梯青区区公所文教股长，泰兴县政府文教科督学、文教科第一副科长，民政科副科长，县政府助理秘书、秘书等职。1954年5月任泰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8年3月任江苏省泰兴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中共泰兴县委常委。1971年9月参加县工作队任指导员。197年月任泰兴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革委会主任。1975年月任中共泰兴县县级机关党委书记。1978年月任江苏省泰兴中学校长。1981年1月任泰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83年1月离休。
一、孩提时代（1917年—197年）
我于1917年农历月15日出生。
呱呱堕地，不识不知，一岁、两岁、三岁慢慢地成长起来，惹人作笑的事也就渐渐地增多了。几次听五婶说，岁把多点在地面上爬行，大人要照顾着上田里劳动，就锁在房子里，或托着邻居在家轮饭的婶婶照管点。天暖了，尤其到了夏季，就光着身子到处爬行，有时候满脸满身滚得像小泥人一样，只看见两只田螺似的眼睛。在地面爬行时，赶着癞宝走，遇上什么小虫子，还拈着朝嘴里送。肚子饿急了，就闹着要吃，大人下田不在家，由被托照应的婶婶喂点什么，或哄着给点奶吃延饥，这时也不分是谁，当真的吸，真是有奶便是娘。会扶墙摸壁地行走，就到处跑了。一年夏季大水，大晒场西北角有个灰汪塘积满了水，一次捉田鸡（青蛙），滑到水塘里去了。后来，听知情者说，要不是有大人发现得早，细命儿早就没有了。还说，现在倒假起来了，住到城里去工作了。以上是解放初一次回家遇上她，并向她打招呼时，对我逗趣的些话。她还说，过去乡下人除了一年一次要上城去完粮外，男的上城的总不多，有几个女人去的啊！要是三奶奶（指我母亲）在世有个伴还可以……这不禁使我对母亲油然而生思念之情！如今，五婶谢世也已三十多个年头了，这些家常细语，至今还记忆犹新。
五六岁了，有时候跟着大人下田，陪着做点挑猪草、摘豇豆、拾花生、山芋等细活。一年秋季，大人在筛花生，我也跟着拾，见到拉筛的人将筛子里的花生给另一个小同伴，我跟着花生筛子的移动赶紧拾了几角，当即被拉筛的人将我的小铁锹甩到老远的地方去，还狠狠地怪了我一声，弄得下次不敢再跟着筛子拾了。
小时候多巴望着过时节，可吃穿玩得好点。新年到了，大家都穿上新做的一双青布鞋，戴上有红水滴的瓜皮帽就不错了。过到初三、四、五日就哄着要换下，说是留走亲戚家，来年还要再穿戴等。炒着过年吃的花生也不多，且多是筛花生季节我们自己跟伴拾的一些，有时还要被父亲并去油坊凑榨。留下不多的部分也只仅新年头吃上点，母亲常说，不要和大伢儿滚铜钱用花生来输赢啊！要留下到春二、三月长天日饿时再吃。
二、求学生涯（1927年——1936年）
十岁时，我开始入乡塾读书，先后十个年头，计乡塾六年，出就外傅——黄桥何塾——河头庄余塾，先后共四年。
（一）乡塾六年（1927年——1932年）
先是在本庄河西的一个私塾里开蒙的。塾师严姓，名少卿，系邻庄严家堡东荡人。1927年春，我正好十岁，听到要上学了，很是高兴。按常规总是在农历正月十六日上学，找张独凳，带棵香，由家父送去。一进书房门，要先向孔夫子像行跪拜礼，从此就要上规矩了。读的内容，都是当时法定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课本。方法是先生教（不是逐个教识字，而是教一整句），学生跟着念，字不识，意不明，信口背诵。由于不熟不懂，有时候请教长学，被有意作弄，把句子读错读歪了，受到教师的责怪。开始，不少次可从头信口背到底，不识几个大字的可多着呢！我自不例外。有时候还贪玩，记得有几次夜晚，被我的父亲和祖父找住了，查问我的学习情况，书读到哪里了，要我先背后说，可信口背还可以，说什么就不成。他们即说什么要“口而诵，心而维”啊，即要口里颂读，心里要想懂它，不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还给我讲说起孔子像的两旁有“肯读书便是真福命，要求我须下苦功夫”的话，读书不用功，就会是没出息的人呀！实在的一时斗大的字还未识得几个，真个是“对牛弹琴”，哪懂得教师教的是什么啊？一个闷热的夜晚，我被祖父叫去背《论语》，因不定神，还被打了两下小旱烟竿（祖父爱吃旱烟，因蚊子咬人须不住扑打），这时候他又和我讲起“学而时习之”和“发愤忘食”的话来，意在说我不要玩心重，要好好把心用在书上。四书（学、庸、论、孟）读了，轮到开讲了，跟着开始读上经书（诗、书、易、礼）和五、七言古诗，又问起了字音平仄和“对字”来，什么“天对地、雨对风、春夏对秋冬、四时对八节、柳绿对桃红……”，什么一字几声，如东、董、冻、督，公、巩、贡、国……，显然这些在那时都是懵懂的，总是生硬地记着，但学声调，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年时间过去了。1930年的春天，转学到另一位塾师——本庄小前庄叶姓，名葆春。他的古学基础较好，我对诗、书、易、礼、春秋等经书，就是在那时光读着的。除学会一般的字外，还学着做八股文体的开头篇——破题、承题和起讲。如是又三年。年事渐长了，多少开点窍，学习也比较自觉刻苦。什么负薪、挂角、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古人好学苦读的事迹，时时引为范例，贪黑（读夜书）、起早（大天亮）、抢月光（多攀登在家西边的一棵桃树上），因缺煤油有时还用几棵线香合起来点燃移动着品读。这时候是有着孔夫子“十有五志于学”的一丝思想。但苦于内无资助者，外无汲引人，对读过的幼学书上“床头金尽，壮士无颜”的话语，对照当时所处社会地位便失却前进信心。事有凑巧，1932年的秋天，严徐庄一名叫严逢泰的（是个小地主，后得知其名，懂些书理，为人还好），偶然间塾师留他吃烟喝茶的当儿，他问着在塾学习的学生情况，老师较多的谈及到我，他就像“认亲”似的把我叫去，看了几眼，随口查询了我的家境。事后，得知他还先后向我的本家叶等一面查询，一面推动，说什么该是外出多读些书的年龄了，能帮助解决点困难……并说黄桥有吴、何两姓均属设塾收生的名师，可考虑投从去。后由熟人的介绍，即投何塾为师，从而结束了第二个乡塾的学习生活。
二出外就傅（1933年——1936年）
1933年春，去黄桥何塾（设在王家巷西首启东医院之后）读书。老师为何黻卿，清末秀才。民国初年，进过法政学校，一度搞过司法工作。为人清廉，不合时宜，随辞职设塾容身，算得上是一位老学究。农村慕名相从的同时为三人（丁、张二姓及我）。所授课程，以古文时文并重，而无论文、诗、书、信、习作、语体、统采用文言。对时尚的白话诗文，不传授，也不仿用。塾址两易其所（后迁至何师新建宅内——花园桥东北河沿），焚膏继晷，穷年兀兀。夏夜藏蚊帐中，自备煤油灯，灯光如豆。冬夜守被窝里，衣单被薄，手足皲裂。平时只穿一件“雪耻布”单长衫，多在晚上换洗，先是用力挤干，再放在被窝上或身底下经过一夜半干，第二天早晨即照常套穿起来，不消多少时，即看不出什么湿迹来。为尽可能节省点生活开支，有一年伙食自理。上半年正值青黄不接，家庭经济难以接应，一时告借无门，一日三餐，临吃饭时，即独自上街，用点米糕和开水延饥。如是者三数日，精神不振，行动无力。此景此情，被何老师发觉，查询原由，当据实告。何师与师母商将一件皮袄典当了五元钱给我济急，农村麦收后，即设法如数还给老师。平时书本纸笔等必需开支，多赖母亲养两只鸡生蛋卖点零钱接应。衣食一直俭朴，从不多花分文，这倒也更加养成了俭约的生活习惯。随着学年的增多，教师有方，同学攻错，加上自觉努力，学业较前自多进步。
1934年春，经介绍转就学于河头庄余大先生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