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能没有母爱。作为报答，一个婴儿从开始说话，第一句话就是稚气地叫：妈妈。我从小就受到了母爱。因此，我时时想到我的妈妈。我人到了无锡，很快给家里写了封信，同时也给在上海的二哥写信，既是报平安，也是要家里来人看看。没有几天，我父亲从老家来了。后来二哥也来了。父亲见到我很平安，心里非常开心，总算人健在，情况比预料的要好.特别是我父亲见到我时，满脸笑容，父子团圆了，真是天伦之乐。儿行千里娘担扰。事实确实如此。父亲对我说：我离开家后，特别是听人家说，渡江时死了不少人，我母亲白天黑夜在家哭，担心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听了后眼泪不断，老人家确实是一个好妈妈，是一个贤惠妈妈，受人尊敬的妈妈。她爱子女，勤劳朴实，为人厚道，是一个很典型的农家妇女。时年六十多，我长了十七、八岁，从没有远离过她。她听说我参军，而又渡江打仗，她能不心烦、不牵肠挂肚吗？她为我南下渡江，不知流了多少泪水，真是操碎了心血，耗尽了血，做儿的心里是有数的。正因为如此，我对父母也是很孝的，工作后当时工资不高，很长时间每月只拿60多元（在复旦读书时更少），而我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寄15元给他们。这是我的应尽义务，也是一个小辈的责任。所以，他们的晚年生活，比之于一般的人还是幸福的，按流行说法，在村上已是小康。但我也欠了他们的“债”，比如平常生活上照顾就少了，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尽孝的责任。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母亲，一提起我的内心就不安。1974年4月，在她在重病弥留之际，我和爱人、儿子在老家住了十天，意欲为她送终、尽孝，可她一直头脑清醒，暂无离开人世之意，于是我们就想到县城去一趟。我对她说想进城去，当时她不太高兴。但她又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接着说：“你们要去就去吧！”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遗言。可我们刚刚走不远，她就离开了人世。当人赶来说她“走”了的事告诉我时，我后悔莫及。我和爱人都痛哭了，很伤心。早知如此，我不会、也不应离开她，这是我终生遗憾，也是无法弥补的呀！
边干边学圆大学梦
一个人应当有理想。理想则是一个人的前进的动力。当然，一个人的理想，要与党和国家的利益相一致。如果一个人只是满足于现有的工作、现有的环境，没有新的理想，他就不能有新的长进，也可能是踏足踏。说实话，我是一直想圆大学梦的。因此，平时在学习上是抓得很紧的。我虽只有初中没毕业，但有雄心通过努力达到大学水平。
1949年秋，无锡市委筹建一张面向工人的通俗报纸《工人生活》报，领导要我去，我也就同意了。任务主要是搞发行工作。1951年春天，《工人生活》报改为由苏南地区领导，后为加强领导又合并到《苏南日报》，我们也就一起调去了。还是干老本行。1952年下半年，苏南、苏北、南京三地合并，成立江苏省，我们就从无锡全部调到省会南京来了。当时叫“三报合并”，即苏南日报、苏北日报与南京新华日报，合并成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由三地抽调。到南京后，我就在社长办公室工作。面对新的环境，我的求学欲望更强烈了。当年，我只有二十二、三岁，还是一个风华青年，有一股要求进步向上的朝气，希望能学习后，当上从事新闻业务的编辑、记者。当时，在报社既无学历，又无文凭，是很不吃“香”的。
学习无捷径，学好的窍门在坚持。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容易的事。凭心而论，我当时学习是抓得很紧的，每天早上不管是三九寒冬，还是严夏酷暑，天不亮起床就赶到报社看书学习。和我同时的还有两位同志，都是单身汉，也无后顾之忧。不过，与我们同时的人，也有人没有坚持下来。1956年，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并发出通知，要求年青干部考大学，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干部，即所谓革命的“红色专家”。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报名高考。对此，领导对我们这些干部的学习是很重视的，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第十中学找了老师，为我们这些学习功底不深的同志补课，半工作半学习，既鼓励我们学好，又打消我们的思想顾虑，不要背思想包袱，真是关心备至。报社领导一再安慰我们说：考不取，还回来上班！说实话，当时我们还是思想上有包袱，肩上有压力的，领导越是这么说，我们的思想压力就越大。万一考不取，一是对不起领导，辜负领导的关心；二是没有面子，怕别人笑话自己。因此，下定决心，拼老命也要考取。当年，报社共有七、八个人申请报名，最后录取的有四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分别录取在北大、复旦、南大，这也是报社为党和国家输送干部作出的贡献。
可以说是上天有灵，我终于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真是心想事成。一个初中没有毕业的人，居然考上名牌大学，而且是第一志愿，真是我家祖上有“灵”？圆了我的大学梦！可这不是梦，而是一个现实！在老家村上，像这样正规化的名牌大学生当时也只有我一个，虽不如现在考上大学，要办酒请客、送礼、谢师，在乡里也是一个大新闻了。我上大学虽早有愿望和企求，但长时间内似乎是个梦，可现在已不是梦。这不是祖上的什么“灵”，也不什么住宅“风水”好，而是共产党给的啊！我有什么理由不感谢共产党！共产党是我的真正恩人，大救星。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年招生一百多名，多数人是调干生。大家学习自觉性都是很高的，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把书来读”。因为我是调干生，每月能拿几十元，除去吃饭，我每月还寄家十元给父母零用。当然，也很艰苦了，但苦中有乐，有盼头，有前途，再苦也乐意。
投身教改走向农村
在大学期间，学了不少书本知识，新闻方面的理论也学了不少。但对一个人来说，这还不全面，还得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还得从校门走向社会，尤其是读文科的更应如此，这很有必要进行教学改革。学校为了进行教学改革，增加社会实践机会，决定我们文科三年级学生都下乡进厂。农村是一所社会大学校。1958年秋，我们首先到上海郊区宝山县（现为宝山区）罗店镇和平大队。我分在大赵家宅生产队劳动锻炼。当年正是“大跃进”、公社化，开始大学生都在农家吃饭。我的房主是赵立政，时任生产队长，夫人张宝英，年纪都在四十多，不到五十，有两男一女，都在小学、中学读书。他们为人老实，待人诚恳，这家对我很好，在相处中有了感情，逐步成为一家人。后来我们虽离开，还有来往，罗店的许多房东也来学校看望。说明我们虽相处只有半年时间，但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我到南京工作后，曾邀请张宝英老人到南京，并来往车站接送，陪同她参观游览。她的儿子宏文、小罗也到南京来过，我们请他们吃饭。我在报社和省政府工作期间，有时到苏州去，也抽时间专门去看望，人家都说我们是在走亲戚。直到前些年才失去联系。2005年9月，复旦建校一百周年时，我到上海还专程到罗店大赵家宅去，旧地重游，想再把关系联上，可惜因为拆迁原因，原地的人家都各自搬迁了，不知去向。回到南京，我又给罗店镇人民政府写信，介绍了有关情况，请他们帮助联系，但这封信却石沉大海，一线希望也没有了。现在看来，联系肯定比较困难。
在罗店，我们大学生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一下子了来了这么多文化人，无代价地帮他们干活、做公益事，又同当地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冲突，比较公正。在吃大食堂时，农民都要大学生当会计、分粮食等，说明他们对我们是信任的。我在队里除了劳动，还负责食堂。这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每天早、中、晚要给各家秤钣。因为当时粮食比较紧，人们也很计较多少，所以称秤一定要准确，做到公平、公正，不徇私情，真正铁面无私，不辜负众望。我干这事时深感责任之重大，深知一杆秤的份量，从杆秤上体现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很好的考验。几个月时间，群众心里有杆“秤”，他们一致说我：办事无私，信得过。有了这样的话，我也心满意足了。在乡下，大学生什么农活都干过，拾棉花、挑大粪、车水、背纤，样样干。当时的男劳力上河搞水利，农活都是队里妇女和大学生干，一度时间，大学生成了队里强劳力，荻得了当地农民的好评。
一般来说，年青人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但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头脑发热放“卫星”，好心也干了一些违背科学的蠢事。比如，毛主席号召要“深翻地”，我们大学生响应号召，马上就搞了亩把地的“试验田”，在种麦子时，十来个人忙了个把月，把地挖了有一丈多深。因为太深，把原来的熟土，硬是翻成不长庄稼的生土；因为深翻，误了种麦的季节，出苗率不高；因为施肥太多，把麦苗烧死不少。我在坑内挖泥时，也把腰扭闪伤了，不得不回上海求医，这是典型的教条，不讲科学。深翻，总不能深一丈多，熟土变成生土；重施肥，也不能肥料堆积二尺高，肥太过量了，麦子不烧死吗？干什么事都要有分寸，要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是反科学，就是谬误。我们这些大学生就是好心办了坏事。这年不仅没有增产，反而大减产，“试验田”成了“伤心田”。我们是这样，全国也如此，吃了“深翻”的大亏。这是一个生搬教条的典型。对农民来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内心很不安，毕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至今难忘。
三人背纤其有我师
劳动的工种很多，过去人都说是三百六十行。而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已不是三百六十行，而是成千上万个行当。就农村来说，工种也是很多很多。我生长在农村，挑担、推车、车水、除草等农活，从小都干过，唯独没有背过纤。
我家住苏北长江北岸，村头有一条直通长江的大河，船只南来北往，经常看到岸上的纤夫，背着纤艰难地拉着重船，日日如此，为生存积聚血汗钱。在旧社会，可以说每个纤夫都有一本血泪史。我对这些纤夫是很同情的。
下乡时刚实现公社化，正大搞农田水利，男劳力全上河工挑河，留下来的都是“娘子军”和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天，女队长赵阿妹对大伙说：明天要去粮站送公粮，4个人去，用一条船。队里就是这几个人，老的老，小的小，大学生也算是强劳力了，我就毛遂自荐，主动“请战”，要求去背纤。队长看了看我，个头不小，身体也不错，不像城里来的风一吹就会倒的人，当埸就拍板同意了。当时，为什么我要争着去当“纤夫”？思想动机很简单，主要出于好奇心理，想亲身背一背纤，亲口吃一下“螃蟹”，体验一下生活。
第二天，我们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这天，天公作美，太阳东出，好像迎接我们出征。初冬的早晨，寒意袭人。我身穿小棉袄，脚登解放鞋，早早来到了码头，等着其他人的到来。停在河内的农船连晚装载了3000多斤稻谷，船上还备了一只锅，带了中午做饭的米、柴和菜。同行的共4个人，一个是60多岁赵大伯，他是船上掌舵的船老大，靠他把准船的航向，是我们这次安全行船的核心。一个是50岁左右的王有恒（小名叫恒大），一个是身体不太好的赵叔叔，还有一个就是我。他们3个人是弄船的老把式，可说是经验丰富，就我一个人是新手。从生产队到罗店镇陆路走有10里左右，而水路因河弯水曲，约有15里。早饭后，我们4个人就踏上路程了。
这次，我们3个人背纤，也有分工。3人前后排成纵行，王有恒第一个，我是第二个，在中间。赵叔叔排第三。这个劳动组合很有道理，第一人是顶梁柱，打头阵，是主要劳力，我是辅助劳力，第三个也是重要劳力，压压阵。我们三个人身背着纤，一字在南岸行，几千斤的重载船，全靠我们3个人背纤。背纤既是走路，又不完全是走路。他们对我说，背纤的要领：第一，人身子要向前倾斜，两只手臂弯着朝下最好，屁股要向上，切忌挺着胸膛走，这样全身的力才能充分发挥。第二，3个人的步调要一致，才能形成合力，不能一前一后，你走他停，否则3个人的力气都对消了。第三，纤绳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刚开始，我们3个人配合就是不默契，主要是我，步子老是不协调，不是大就是小，3个人虽出了很大力，也流了许多汗，船就是行不快。特别是逆水时，船不进则退，急得大家团团转。赵大伯在船上急得只是说：你们要出劲，把力合起来。这时，我才体会到：“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道理，成事一定要靠集体力量，不仅要苦干，还要巧干。后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步调，找到了窍门，慢慢地磨合，也就合拍了。由于3个人的步调一致，劲往一处使，河中的船像脱了弓的箭一样往前驶。中午过后到了罗店粮站，搬运工把粮食从船上向岸上运，我们才舒了一口气，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身上汗水虽凉，则人心暖，我们心里是多么开心！这时，我们才感到腹内空空如也，大家想到要吃饭了。
人们都说，背纤是项苦活。我说，背纤既是苦活，也是巧活，其中还有很大的技术含量。它既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因此，我们不能小看。没有背纤不知道，一背纤、一总结，还有许多学问，这里有好多文章可做。比如，为什么背纤人要向前倾斜，屁股要向上？为什么个人步调要一致才形成合力？为什么纤绳既不能长又不能短？这里有很深的数学、力学、物理学的原理。过去人们常说，我们干的是粗活，不要动脑筋，其实不然。粗活里也有细活。数学、力学、物理学等方面的原理并不深奥，它就是从劳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原理在各种粗活中都有，只是我们在劳动中没有自觉地运用而已。劳动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把不自觉的行动变成自觉的行动，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这时我们就如虎添翼，人类就将从劳动的奴隶，变成劳动的主人。当然，这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我们只要不断实践，善于总结，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到来。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向前推进的，劳动创造世界，这就是人类的历史！
一手握钎一手拿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