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从这年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至今，我家还存有两件珍贵“文物”：一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布质胸章，一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锡军管”臂章。这两件东西虽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但就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件千金难买的“传家宝”。它不是“革命文物”，也是“家庭文物”，是一件无价之宝。是它，由此翻开了我参加革命的历史！
离家求“学”人生转折
人们常说，某某人的“命好”。我是不相信什么“命”的，但对一个人来说，机遇、机会非常重要，它往往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命运。因此，一定要抓住机遇，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很幸运，抓住了解放初的机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8年底，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随着解放军南下，泰兴县全境解放，全县百万人民为之欢庆，我个人也得到了解放。
我既不出身于革命世家，也不是书香门弟，更不是仕宦之门，而是一个普通农家。虽说不是穷家孩子，但家庭经济也不富裕，是地道的穷学生。由于当时家庭经济困难，结结巴巴读到初中三年级（上），家里就再无钱上学了。出路在哪里？读书无钱，工作无门！路在何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思想上非常苦闷。可就在这时，在泰兴县城城门洞内看到一份张贴的招生通知，大意是：“苏北泰州工学团（大学）”将在泰州地区招生，免学费，管食宿、包分配。这么一个天大好事，到哪里找？心想一定不能放弃这个极好机遇！回家后与家人商量，决定去报名。儿是娘身上的肉，我妈妈听说我要第一次外出去泰州，她不同意。我只好做她的思想工作，讲清利害，她才勉强答应。但她还是万分难过，一直放心不下，老是惦记着我，这就是中国妇女的母爱啊！为了儿子的前途，她也就勉强同意了。
决心一下，立即行动。隔天，我们去县政府找县教育局负责人，请他出具介绍信。当年，一起去报名的都是初中时同学，一共三人。三家在稍作准备后，正月半后的一天下午就从叶家庄出发了。晚上我们一行到了城北离家二十多里的中马甸何家庄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上路向泰州方向去了。大约下午四点左右，我们到了泰州城。因为对泰州人生地不熟，问了好多人，才找到目的地.原来报名处在一个庙里，后来才知道，这座庙名叫光孝寺，是泰州市以至全省和全国都很有名的一座庙宇。这座庙宇至今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后来我去泰州时都要到寺外看看，因这地方是我的革命起点，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泰州城，我们找到招生的地方后，负责接待的同志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登记表，要求认真、如实填写。填好表后，那位不知名的同志对我们说：行了！并对送的家人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我们三个人就跟随另一个人到住地去。之后送的人也就离开了。当天，他们有没有回泰兴，还是在泰州住一晚？就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是一批穷学生，在校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比较适应。虽说没有好的吃，但一天三餐，都能吃饱，比家里的伙食好多了，起码不要为吃饭发愁。
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参加革命了，人走进了革命阵营，并不等于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了。这就很有必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进行思想“冶炼”了，不断清除各种错误思想。因此，要从老百姓真正成为公家“人”，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经历着许多考验。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小“知识分子”，都是怀着上“大学”的愿望来的，可到这里一看并不是原来想象中的“大学”，而是一座名符其实的“社会大学”，有的人开始失望了。当然，多数人还是坚持下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在光孝寺里住了几天后，就开始上“课”了。不过这里没有正规化的教室，也没有课桌，而是一百多人在一起，广场上席地而坐上大课。
室外空空当当，人多声音杂，听课效果很不好。事后才知道，这座所谓“大学”，是适应横渡长江新的形势，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学员全部实行“供给制”。当时的“老师”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斯文的讲师、教授，而是身穿灰色军服，看上去就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官。当时的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支前司令总负责人吴觉（解放后曾任治淮委员会主任），专区部门负责人徐平渔等都来为我们上课。学校也不发书，只是要我们当埸做记录。课的内容是，首先学习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元旦献辞：《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主要是宣传分析当时全国的大好政治、军事形势，当前面临的任务，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很快渡江，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消灭蒋家王朝，号召全国人民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对我们刚从蒋管区（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学生说，听了这些讲话后，对政治、军事形势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感到格外新鲜，受到很大鼓舞，顿时心明眼亮，糊涂人一下子变“聪明”了。这是走进革命队伍后，给我们上的革命教育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第一次知道“革命”二字。这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是终生难忘的。在那种环境里，我更加坚定了学好的信心，当好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吃公家饭做公家人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人挑拔说，共产党是最不讲情的，而恰恰相反，共产党人是最讲情的，最关心人、最爱护人的。在革命队伍里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共产党的爱。
在泰州没住几天，有天下午老“蒋”（国民党）的飞机光顾了。那天我正好在坡子街，这是泰州最繁华的地方，许多人只看到北边天空雾云滚滚，耳听炸弹声音，由于当时我军防空力量薄弱，还不可能进行还击。为了我们这些刚入伍学员的安全，晚上随即“乔迁”，搬到乡下，地方就在泰州东门外的冯家庄。在那里，除继续学习形势和任务外，还进行入城后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学习，反复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顶注意”等入城纪律的学习。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学习、不懂得、不执行好党的方针、政策，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为了渡江需要，我们这支队伍随着形势发展逐步南下，又从冯家庄搬到泰县（现姜堰市）张甸镇南的一个村子（高野村）。我的房东是个当地名中医，由他的女儿在主医。此家前后三进新房，一看就是富家，在农村是少有的。
在张甸这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们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二十天左右。有几件事使我难以忘记的：一是上级明确宣布，我们这支队伍的任务是渡江接管无锡，要做好南下渡江思想准备；二是给我们每个人发了黄色军服，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从这时开始，真正成了正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现在看，我那时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军，也算是沾了一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边。脱下民服，穿上军装，真是威风得很，可惜当时没有条件拍摄照片，以作留念，这是大的遗憾；三是分配工作，具体就是做文书，有了工作，而且是革命工作，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悦，当时刚工作，还有一股热情，还不知挑剔工作好坏，只要有工作就行，这时，我从一个老百姓，成了革命军人，成了公家人，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是一个质的飞跃；四是在张甸见到了我父亲一次。有一天，领导关心地对大家说：很快就要渡江，你们可见家人一次。我随时就给家里写信。接到信后，我父亲很快就从家里来了。
父亲来时是一天的下午，见到我后他老人家也很高兴，在一起吃了晚饭，并把换下来的旧衣服交给他。可不凑巧，就是在这天，我们奉命离开驻地。命令如山倒。我们当晚个个背着背包在广场上整队出发。当时，我心里还不感到怎么样难受，也许是太不懂事吧。可此时此刻，我父亲看到我的背影，肯定有说不出来的话，只能闷在肚子里，含着两眼泪水汪汪而去。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内疚。老人家是一个很老实巴交的农民，干了几十年的农活，而父子相见仅几小时，话没说几句就分别了。当时的分别，也许就是永别！我虽然是地方干部，不是真上战场，实际也是上战场，因为渡江作战总有一定的风险，这么大的战役，能有不死人的吗？.这一点我心里有数，父亲也有数，只是这层“窗纸”两人不愿捅破而已。想到这些，我有时总免不了要泪湿两眼。但为了渡江南下，这是全局的大事，我和我的父亲都抛弃了个人感情，而服从大局了。现在，他已经谢世几十年了，想到这些我很敬佩他，对他有着无限怀念。在张甸，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的，就是两位同行者被动员回家，一起进革命大门，临渡江前却分手了。当时心里不知什么滋味。正因为这样，他们失去了南下渡江的机遇。
南下渡江“赶考”合格
渡江战役，对每一个都是严峻的考验。这是生与死的考验，有的人就是过不了这一关。随着渡江战役的到来，我们的队伍也逐步南移。从张甸出发，经过泰兴的南新、北新，穿过城黄公路，一直到靖江县季家市镇。在季家市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向靖江进军了。我们的队伍是从靖江的新港渡江的。这是一个并没有多大名气的小港，对面就是江阴。估计是下午二、三点钟。
早春的新港，依然天寒，但解放军渡江时的港口却热气沸腾。江面上风大浪急，老天又下着不小的细雨。江面上是密密麻麻的木船，你来我往。江堤上人山人海，各自队伍都在有组织地登船，战斗的气氛很浓。渡江对每一个人，应当说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能否过关就看各人行动了。在战斗气氛的环境下，人们的胆变大了，并不感到害怕，更没有想到死，而是坚定地要生。现在看来，那时的革命道理虽懂得不多，但有一点是知道的，就是革命二字的信念，是这两个字壮了我的胆。上船时每船十个人左右，每个人都坐得整整齐齐，两眼向前，不能乱动。上船后，船上的水手就把布帆拉起来，这时船借风力，万船齐发，犹如箭飞，直指江南，大约个把小时我们到了江南的江阴黄山脚下。时间是1949年4月3日。这是我“赶考”的一天，终生难忘的一天，算是考试合格了。当然也有不及格的，个别人临渡江开了小差，成了逃兵。
渡江后，我们得知无锡已经解放了。当时，我们一行人为无锡的胜利解放而欢呼，总想能一步飞至无锡。为了尽快赶到无锡接管，上级命令要大家马不停蹄地急行军，我们只简单吃了点饭，又马上赶路。我们沿着锡澄公路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我们这些接管人员才到达无锡。锡澄公路不像现在的平坦柏油路，平如地板，而是一条乱石子路，高高低低，太丫脚，很伤鞋，加上几天的急行军，每个人的脚底板肿了，打上许多水泡。由于脚走麻木了，鞋底穿破成一个大洞，却也不知疼。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国民党无锡县政府所在地。在院子广场上，个个席地而坐，等待上级下达任务。因为胜利了，尽管人很累，但不知道累。进城给我最深就是第一次看到电灯，时间虽是早上九点多，但路灯还是亮着。同来的大多数人与我一样，都是没有见过电灯乡下人，真的见了感到很稀奇，算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生来第一回。过去只看到书本上的电灯，而现在则是现实生活中的电灯，也是第一次拓宽了眼界。当时，我在市军管会，外面挂着军管会的牌子，对内则是中共无锡市委，两个牌子、一个班子。回想起当年，因年小幼稚，很多事实在无知，也很可笑。当时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好多东西都没有记下来。如果真的记下来，那是很原汁原味，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现在看来，实在可惜。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提的是，我的第一个领导人、文印科长王英勇同志。他是泰兴人，是我的同乡，家住蒋华区。1946年新四军北撤前，他就在中学参加儿童团，后入了党，参加工作，时已荣升为营级干部。比我年长一些。在我面前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兄长，而我是他的“弟弟”。因为年小，他对我关心备至，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我年纪只有十七、八岁，而且是第一次离家，不懂事，很幼稚，他就给我指点。当时，文印室的家当很多，有油印机、油印墨、纸张，以及钢板、腊纸，这些都要靠人肩挑、背扛。我人小，又是刚入伍的，因此，对我处处照顾、优待。行军时，他不要我背公家的东西，只给我背一只公用的吃饭当菜盆、洗脚当脚盆的多用瓷盆。当时盆上扣了两只铁圈，挂在背包上，人一走，一声响，尤其是晚上，响起来好像奏的交响乐，挺起神的，累时不会打盹，这是革命的交响乐，有钱还买不到呢！解放后，在无锡时间不长，我们两人就分手了，一直不知他到那里工作。我到省政府工作，他的儿子1991年从省计经委借调到办公厅，后他想到综合处工作。一天，王老夫妇为这事专门到我家来，我很不过意。原来他真是我的老领导，当时已从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离休了。谈及往事我动情地说：你是我的第一个领路人，不是你，我能有今天！这不是客气话，而是心里的真言。
父子相见更思慈母
有一首在大陆流传很广的台湾歌词说：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确是这样。儿是娘身上的肉，母子心连心，母亲太伟大了。我妈妈听说我要第一次外出去泰州，她不同意.我只好做她的工作，讲清利害，她才勉强答应。但她还是万分难过，一直放心不下，老是惦记着我，这就是中国妇女的母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