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我和师机关指战员一起参加了在鸭绿江边举行的宣誓大会。会后，我随部队伴随着军乐声，高唱志愿军战歌，辞别了伟大的祖国，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入与我国血肉相连的兄弟邻邦——朝鲜的国土上。
过江后，我们即踏上了入朝参战的征途。进入朝鲜国土后，一幅凄惨的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城市和乡村被炸成废墟，到处是断墙残壁，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是美帝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我和广大指战员一样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决心为朝鲜人民报仇，消灭侵略者，保家卫国。
根据4军的命令，我们师入朝后的第一目的地是位于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地区。从辑安到元山相隔千里，加上敌机日夜不停的空袭，敌前沿远程炮火的严密封锁，行动十分困难。我们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硬是冒着敌人的空袭，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经过18天的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前线，接替兄弟部队在元山以西东海岸防御任务。
部队进入阵地后，学习兄弟部队的作战经验，熟悉战场情况，了解战地生活，开展战前练兵，并进行冬防。我们机要科的同志听取兄弟部队机要科介绍入朝作战中的机要工作特点和经验。针对通报单位多、密码种类多、电报量大而急的情况，我们抓紧时间进行专业训练，并总结了行军中的机要工作。
1953年1月，我随部队冒着敌机空袭和零下30多度的严寒，开赴平康前线。6、7月间参加夏季反击作战。师指挥所位于云磨山的一个坑道内。
师首长重视机要人员的安全，把我们安排在靠近指挥所的一个坑道内。没有桌凳，就坐在被包上，在两个腿上作业。尽管坑道内潮湿、条件差，吃不好，睡不好，坑道外有敌机轰炸，但我和全科同志以高昂的斗志，忍受艰苦，克服困难，夜以继日的工作，较好地保障了师首长对部队的作战指挥。
在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美帝被迫于7月7日于板门店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反侵略战争胜利结束。
朝鲜停战后，8月间我随部队开赴西海岸进驻花浪里地区，担负西海岸防御任务。
1954年3月，我奉命去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中央机要局举办的机要业务研究班学习。主要是学习密码发展史，研究在新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密码保密和防窃密的问题。由李质忠、戴镜元等老机要前辈授课。经过4个多月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增强了自觉性，为尔后进一步做好机要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0月，4军机要处决定举办全军机要人员集训队，并指定我任集训队指导员兼支书，和另外几个同志负责集训队的领导和教学工作。我们采取热炒热卖的办法，将在北京所学的内容传授给大家。历时三个多月，集训人员普遍反映收获颇丰。
1955年7月我参加“肃反”运动，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无产阶级立场。
10月部队奉命回国。10月8日师政治部指定我为代表（全师18个代表）去平壤牡丹峰剧场参加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举行的“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盛大集会”。出席会议的有朝鲜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次帅、副首相郑一龙、朴义阮以及志愿军总部和回国部队的领导等。大会开得热烈隆重，给归国部队赠送锦旗，给归国部队代表按等级颁发不同勋章。我被授予三级国旗勋章，并出席了崔庸健次帅举行的盛大晚宴。
10月16日我随部队启程回国。凌晨1点半乘专列离开万城，我被指定为车厢长。列车在深夜中向北飞驰。车厢外是一片漆黑，天空中闪烁着星星，我和同志们的心都飞向远方——伟大的祖国。
11时15分列车抵达朝鲜边境新义州车站，朝鲜政府和人民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一个少年先锋队员把一枚学生纪念章佩带在我的胸前，上面写着“时刻准备着。”我把这枚纪念章视为珍贵的礼物。这是朝鲜小朋友，也是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期望，我们要永远“时刻准备着”。
13时通过鸭绿江大桥，回到祖国的安东市，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我和同志们和祖国亲人见面的那种兴高采烈的场面，令人难忘。
列车于10月18日到达天津市郊的杨柳青，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入朝三年多，我经受了艰苦的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与考验。
我们在杨柳青住下后，从此告别了艰苦的战争岁月，进入了和平时期。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正规化训练、国防施工、营建及抢险救灾等。机要工作的任务相对减轻，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积极参与中心工作。
我兼任司令部支部书记，负责抓机关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以及建立对机关干部的考核制度等。工作积极、成绩明显，曾在师党代会上，受到表彰。
1956年上半年，我参加政治夜校学习，编在中级组学习政治经济学，并任小组长。
7、8月间师举行射击体育竞赛运动大会。师首长指定我为大会秘书长，负责筹备和实施各项竞赛活动。同时我作为司令部代表队成员，参加手枪第一练习射击比赛，取得10发命中94环的成绩，名列第二，获二等奖。
8月中旬，河北省受飓风影响而遭受特大水灾。我随盖仲民师长，前往子牙河、南运河执行抢险救灾任务，历时近一个月。我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协助师领导做好防汛部队的组织工作，为师领导整理防汛汇报材料，陪同地方慰问团慰问防汛部队。
9月师党委授予我积极分子称号，并通令嘉奖。
10月中旬我光荣地出席了4军举行的全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这不仅是对我的极大鼓励，而更重要的是对我的鞭策，促使我更加努力的工作。
1957年1月74师改为66军建制，部队执行全训任务。我奉命参加师教学法集训，与基层干部一起摸爬滚打，提高了组织训练和任教能力。
10月我奉命参加师团两级首长、司令部携带通讯工具现场演习，我担任末端。
1958年上半年，为适应机要工作由手工作业转为机械化作业，实行机、通合一的趋势，我奉命到北京参加为期半年的集训，主要是学习无线电知识和收、发电报技术。集训期间我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
下半年遵照总政“关于干部下连当兵的指示”，我先后两次下连当兵。一次到步兵连，一次到炮兵连，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学习（训练）、同劳动、同娱乐，由于自己能刻苦锻炼，两次下连当兵，均获嘉奖。
1959年，我随肖选进师长、靳文彪副师长赴天津塘沽一带参加国防施工。我被任命为施工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组织制定施工计划，检查施工作业的进度和质量，总结交流经验等。
下半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我负责收集历史文物。
1960年11月7日我奉命调北京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后改为局）任办报科副科长。1964年6月任译电科科长。1966年6月任机要科科长。1969年8月任机要局副局长。
从1960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是国家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恢复时期。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改善部队生活，机关进行农业生产，我每年都到农场劳动个把月。这期间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学习中，我被树为局的艰苦朴素标兵。
1964年总参机要局在我局进行试点，由于我埋头苦干，踏踏实实钻研业务，试点取得了明显成绩。我写的试点总结被总参机要局转发全军机要部门。我写的若干问题的研究，被转发到全区机要部门。我被局领导授予嘉奖。
1965年7月，我在军区读书班学习，与军区积极分子会议代表一起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刘少奇、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受到巨大鼓舞。
1966年“文革”开始，军区机关搞“四大”，我受到冲击。大字报铺天盖地一直贴到我的办公室门上，造反派指责我“执行资反路线”，是“保皇派”。以后一搞运动，就上挂下联，大、小会批判。直到1978年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学习邓、叶副主席有关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联系实际，批派性，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澄清了事实，明辨了是非。
1970年我奉命随郑三生副司令，陈仁洪副政委赴内蒙前指工作。一是抓战备，检查边防工作；二是参与内蒙军区机关整顿。
1970年冬毛主席指示：“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一次”，“如不这样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此后军区每年都组织机关野营拉练或进行军事演习。我都积极的参加，一面做好保障工作，一面学习军事。
此外，军区的一些重大活动，如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会议、军训会议、师以上干部战役集训，以及年终考核等，军区和司令部领导都吸收我到大会秘书处的材料组、简报组、联络组做些具体的服务性工作。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不仅使我接触面广，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知识，而且使我在组织协调工作上，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77年下半年我去军区五七干校任一队指导员，一面学习，一面劳动。
1981年3月我奉命调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任副主任。从此我告别干了三十多年的机要工作，这是我革命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面对新情况、新任务，我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边干边学，不懂就问。
刚到任不久，就赶上中央军委决定在华北举行“80实兵大演习”。军区装甲兵担负第一阶段的模拟蓝军坦克集团进攻的演习任务。当时主任住校学习，政治部只有我一人主持工作。
我上靠装甲兵党委，下靠机关干部，担当起演习中的政治工作、安全工作、群众工作的任务。从预演开始、正式演习到邓小平同志检阅演习部队为止，历时100多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军区80演习总结大会上，我被军区首长授予嘉奖。
除完成演习任务外，我还负责日常的政治工作，如抓基层、政治教育改革、干部考核等。我和机关的同志一起逐师、逐团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提出改进意见。还抓了8团安全防政治事故的典型，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对计划生育工作也抓得很紧，并抓出成效。我被军区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
1983年初部队整编，军委总部决定撤销军区装甲兵，部队划归集团军，机关于4月15日停止办公。我被军区指定担任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处理撤销后的遗留问题。
1983年9月1日，中央军委命令我任北京卫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军职委员。我报到后即向卫戌区领导请示工作，表示在党委领导下，积极工作，当好助手。
1984年清理精神污染，1985年整党，1986年端正党风，运动一个接一个。在运动中我一面努力学习，吃透上级的指示精神，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一面联系实际，对照检查自己。
对违纪案件的办理，我和纪办的同志一起，配合有关部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的提出处理意见上报党委。
1986年7月10日，我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北京卫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军职专职副书记。
当时我见到命令后，心情很激动，并写了一首打油诗：“见令自勉”。
戎马生涯数十载，年近花甲令又来。
晚霞满天无限好，夕阳晚照近黄昏。
老牛明知夕阳短，乐为“四化”奋向前。
我只有更加振奋精神，奋发工作，以实际行动回答上级党委对我的信任和期待。
1988年8月9日卫戌区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肯定了我来卫戌区五年来的工作，同时传达了中央军委1988年7月8日的命令，批准我离职休养，时年我已61岁。我有自知之明，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愉快的退下来。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从一个贫农的儿子放猪娃，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全靠党的培养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归结到一点，就是要跟党走。退下后，我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一致。遵纪守法，保持晚节，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公民。
赶考
叶春生
【作者简介】叶春生男，1931年4月生，泰兴市大生镇三联村叶家庄人。中共党员，江苏省人民政府综合处原处长。
1949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无锡军管会、苏南工人生活报、苏南日报、新华日报社工作；1956年9月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5年；1961年大学毕业回新华日报编辑部；1980年7月调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先后任办事员、编辑、记者、记者站站长；在政府机关任秘书、副处级秘书、综合处处长。历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副书记。
从事新闻工作时，多年任编辑、记者、参加农业、工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报道，经常深入到农村、工厂等基层单位采访。在政府工作时，主要是从事省政府的文字工作，为省政府省长起草文稿、撰写重要讲稿、理论文章，参与一年一度的省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修改。离休后，根据组织的安排，参与省政府办公厅办的《江苏政报》（现改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工作，发挥余热，继续努力为党工作，直至007年初。
从1949年1月入伍参加革命，至今已60个年头。009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年，也是我工作的60年。我与祖国虽不同生，但与她同长。为此感到万分幸运。
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把党中央进入北京城，喻为“进京‘赶考’”。我也借用这个词，把当年参加革命喻为自己“赶考”。我曾经历过多次“赶考”，1949年4月渡江到江南，这次“赶考”是生与死的考试；第二次是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是能不能学好、能不能完成学习任务的考试；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对人的思想灵魂、政治品格的考试；第四次就是从新华日报社调到省政府，这一次是能不能适应新的工作，也就是工作“转型”的考试。而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赶考”和第四次“赶考”。我感到庆幸的是，这几次“赶考”，虽不是全得满分，但还是得的“高分”。
我把“赶考”分为《革命改变了我一生命运》和《再“赶考”的新思考》两部分写，时间相加几乎是各半，总年数为60年，简单说是两个30年。这样，我的一生经历就“全”了。
革命改变了我一生命运
我是江苏省泰兴市的一农家子弟。1931年4月生。
1949年初因家贫辍学而参加革命工作。革命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不是革命，现在我也许仍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我把这次革命喻作为“赶考”。这是我的第一次“赶考”，这是第一次考试，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过关”，这个“关”，我闯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