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
叶文蔚
【作者简介】叶文蔚男，1927年7月生，泰兴市新街镇南新人。1943年9月在泰兴中学参加青年解放团，同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4年5月任泰兴县委农村调查组组员；同年8月在淮南参加新四军，9月至1月在华中党校学习。1945年1月起先后任新四军苏浙军区、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八兵团机要科机要员，5军司令部机要科对上台机要组长。解放后先后任74师司令部机要组长、机要科副科长、科长。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10月部队奉命回国，在74师机要科任职到1960年11月，其间兼任司令部支部书记、直属队总支委员。1960年11月起，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办报科副科长、机要局译电科科长、机要局机要科科长、机要局副局长。1981年3月任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装甲兵直属党委常委、副书记。1983年4月任装甲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83年9月任中共北京卫戍区纪委副军职专职副书记、卫戍区党委委员。1988年8月离休。
我叫叶文蔚。1927年7月20日，诞生在南新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乳名叫长儿。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参军时老家种私田8亩，租田5亩。家中有祖父、父母亲及兄弟妹等10人。他（她）们都是淳朴勤劳的农民，终年耕作劳动，为人忠厚老实。家中主要生活来源靠祖父、父亲种田及替人家罱泥打短工，生活很苦，尤其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每天只能吃到两顿薄粥或野菜汤。没有办法就以寒天当（铺）夏衣、夏天当（铺）寒衣的办法维持生活。再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及地主的高利贷剥削，家庭生活日趋穷困，债务年甚一年。每年除夕，祖父、父亲为了逃债都不敢在家过年。记得在1935年欠地主的债还不起，曾典去3亩田，后因无钱赎回，给地主弄去了。
1946年家乡实行土地改革，分得8亩田。但1947年我军主力北撤，家乡复为国民党军占领，公开政权转入地下，所分得土地及胜利果实，又被地主倒回。直到1948年苏北全境解放，土地又重分，仍得8亩，家庭生活才有所好转。
我七岁时在本庄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后因家中无钱而辍学，在家放猪、拾草、拾粪，但祖父仍教我识字。
1938年堂叔叶复初，在本庄设办私塾，我去该私塾读书。农忙时在家干活，实际上是半耕半读。祖父常以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勉励我奋学。我很用功，两年就读完了上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古文观止等古书。但都是读死书，识其字，不知其意。
1940年秋天，新四军挺进苏北，进行了有名的黄桥决战。新四军就住在我的家里，宣传抗日，实行民主，减租减息，为穷人谋解放，在我少年的心灵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1941年日寇侵犯苏北，黄桥沦陷，民主政府将黄桥小学迁。
到离本庄三里远的杏塘庄。我经堂叔叶复初的介绍到该校报考五年级。被录取，并享受免费待遇，走读学生。从此，我接受根据地民主教育，思想也开始进步起来。
1942年春天，日寇大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抡掠，无恶不作。将我们的学校烧毁了，并将本庄民兵队长杀死，激起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学校烧毁后，只好在本庄自修。
1943年1月本庄成立车马庄小学，经堂叔叶复初介绍，我到该校读六年级下学期。我是小学儿童团团长，在老师的指导下，经常参加社会活动。
两年的小学，因经常在家干活而缺课，但我很用功，小学毕业时成绩优良。
小学毕业后，家里都不同意我继续升学。一方面家庭生活都难以维持，无力支持我求学；另一方面我已长大，能顶上一个大人干活计了。但人家都说我肯用功，再努力一把就成功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到离本庄20多里的王家园子报考民主政府办的泰兴县县立中学。录取后家中挺高兴，但实在无力支持。堂叔叶复初当即根据家庭情况为我起草了申请免费报告，并获得批准。
1943年8月底我到泰中学习。学校教师大都是进步的。学校有党的秘密组织，还有党的外围组织青年解放团。我是一年级的级长。入校不久即参加了青年解放团，以后我任团的总务兼小组长。到了11月我被派往苏中三地委及青分委办的青年训练班学习。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启发了我的阶级觉悟。由于我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和民族敌人日本鬼子的剥削和压迫，我有着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1月我在青训班参加了共产党。
1944年1月青训班结业后，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泰兴县委会，我仍去泰中学习。在开学时我被选为青年解放团文书兼总务及组织委员。党支部也成立（秘密的）。我在校活动很积极，如在学校附近办民校、组织农抗会、动员参军等搞得热火朝天。3月份敌人对三分区实行全面清乡扫荡，当时情况很紧张，学校战斗化，少数师生离校回家。大部分同学在党的领导和校方支持下，以班次分散坚持学习，并参加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等活动。3月间我任青年解放团分团长，同时任党内支部组织委员。4月间泰兴县委召开群众工作干部会议，支部派我参加（代表学生工作）。会议的内容是汇报各抗会组织及斗争情况，总结交流群众工作经验，共开十多天。会议结束后，我被留在县委会农村调查组工作。
6月我正在县委农村调查组工作，县委组织部叶诚同志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苏中区党委学习。心想到区党委学习固然很好，但背井离乡，远辞双亲，照顾不到家庭。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是党员，就应服从组织分配。结果留恋家庭的思想被战胜了。我涌溢出无比的热情，决心服从组织分配。
本县共去5人（都是青年学生），并指定我负责。当即介绍到三地委（如皋县境），转苏中区党委（宝应县境）。到了区党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说送我们到华中党校学习，随即又把我们介绍到淮南华中局。8月间到达新四军军部暨华中局（黄花塘）。组织部的同志接待了我们，在询问了有关情况后给我们发了灰色的军装，然后介绍到华中党校（二期）学习。路上走了个把多月，有几百里行程，要通过几十道封锁线，有几次冒着很大的危险。我们不认识路，都是由地下交通领我们夜行日宿，生活艰苦，但思想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受到初步考验。从此我离开了那贫困的但很温暖的家庭，怀着满腔的热情，走进革命队伍的行列，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到了党校（住淮南新浦）听说整风，自己认为参加革命时间很短，无风可整。对于我党这一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认识模糊。党校9月1日开学，听了新四军饶漱石政委、张云逸副军长的报告，虽不能领会其精神，但看到高级首长很高兴，感到光彩。
近三个月的整风学习，对自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深感自己政治水平很低，整风文件看不懂，党的政策不了解，在政治上初出茅庐，很幼稚。好的方面政治上纯洁，革命意志比较坚定，思想比较单纯，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1月党校结业后，我被选调至新四军军部受了一个多星期的机要专业训练，学的是机要工作的基本知识及机要规则。饶漱石政委亲自找我们集体谈话，指出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勉励我们努力工作，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和信任。
1945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机要科负责同志宣布，我到苏浙军区司令部机要科工作，我很高兴。
在军部稍作准备后，背上背包和挎包，在一个参谋的带领下离开军部黄花塘，开始南下长途行军的旅程。不久便到了长江边，我们在朦胧的夜幕掩护下，乘木船顺利地渡过了日伪严密封锁的长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烟波浩渺、汹涌澎湃的长江。接着强行军，跨过日伪严密封锁的宁沪铁路。过长江，跨铁路，几乎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通过的，既紧张又危险。因为初次急行军，脚上磨了好几个泡，但顺利通过了敌人封锁线，到达句容茅山游击区，心情还是十分高兴的。
1月中旬，我们到达位于浙江省长兴县境内的仰峰岙苏浙军区司令部机要科。仰峰岙四面环山，山上有茂密的竹林，机要科住在一个二层楼的房子里。田畴科长找我们谈话，指出“当前人少工作多，你们来了要迅速熟悉业务”。从此，我正式成为机要战线上的一员。
不久，天目山反顽战役打响了，前方没有粮食吃，粟裕司令员号召机关工作人员送粮上前线，我也加入了背粮送前线的行列。
我是一个新同志，刚刚知道密码翻译程序，业务非常生疏，田科长就两次让我单独出差，我说怕完不成任务，科长说边干边学。第一次是在天目山反顽战役中，随苏浙军区二分区独立团王参谋长去金坛执行掩护运粮的任务；第二次随苏浙军区二分区杨司令执行解放广德的任务。两次单独出差，因为业务不熟练，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但思想上是愉快的，觉得领导对我很信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其中规定撤退包括苏浙军区在内的八个解放区。在“协定”签字之前，9月17日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于是部队从9月下旬开始从江南（苏南）向江北撤退。在撤退途中，领导上指派我随二分区惠浴宇专员执行先遣任务。出发前，惠浴宇专员给了我一套便服，并说：“小叶，通过封锁线，万一被打散了，你就换上便服往山上跑找游击队。”10月初我们顺利渡过长江天险，经七圩、泰兴城（这是我第一次到泰兴城），到达黄桥回到司令部机要科。随后我就随部队北上进驻淮安城。不久新四军华中军区成立，我被分到司令部机要科当机要员，直到解放战争开始。
1946年7月，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大举进犯苏皖解放区。我军在粟司令的指挥下，举行了有名的苏中战役，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辉煌胜利。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华中军区由淮安向涟水、沭阳地区转移，1月撤退到山东。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正式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谭震林分别为副司令、副政委。我被调至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科当机要员。从此，我跟随陈、粟大军转战大江南北。
月，我随野指北上，参加莱芜战役。战后驻胶济线大矿地，编了一个时期的密码。
5月，我随谭震林副政委到华野东线指挥所，参加孟良崮战役。那时我担负着主要通报台的工作，任务繁重，天天行军打仗，得不到休息，但我的工作情绪是高涨的。熟记密电码5000多组，工作效率高，受到肖科长的表扬。
7月，我随陈士榘参谋长、唐亮主任到华野西线指挥所出击鲁西南，配合刘、邓大军外线作战。时值雨季，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有的地方水深过膝，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工作任务繁重，生活非常艰苦，但我经受住了考验。
9月，西线指挥所归建华野后，即向陇海路南挺进。部队一面战斗，一面进行土地改革，我是积极的参加。行军到达宿营地后，就写标语，分浮财，开仓济贫，把地主的粮食、衣服分给穷人。
1948年1月，在华野司令部参加“三查三整”运动。在诉苦会上，我曾控诉地主对我家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与剥削，并严格检查了自己的忘本思想，进一步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
5月，在河北省濮阳县，我作为机要人员代表，谒见朱德总司令，聆听他的重要讲话，得到宝贵的指示，给我很大的鼓舞。
6月间，我随野指渡黄河南下，连续参加了开封、睢杞、济南、淮海战役。这期间我一人担负几个通报台的工作，收、发电报量大，十分疲劳，但经过“三查三整”运动，思想觉悟有了提高，激发了积极向上、不怕困难的工作热情，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我被调至八兵团司令部机要科，3月又调至5军司令部机要科任组长，开始了进行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
4月0日蒋介石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20日下午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晚上我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5军担负大套沟至鲁港地段的突破任务。第一梯队在炮火掩护下，强渡长江天险，勇猛突击江防，迅速占领南岸滩头阵地，并向纵深发展。1日凌晨我跟随成钧军长率领的指挥所乘帆船过江，拂晓前抵达南岸后，继续追歼逃敌。
5月，我跟随成钧军长率领的指挥所参加淞沪战役（又称上海战役，包括解放崇明岛）。
上海解放后，我随军部回师镇江休整。我跟随军首长同住在省卢的一栋楼房里。成军长说：“小叶，在渡江和上海战役中很辛苦，保证了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并特地让警卫员给我送来好吃的。我既高兴，又感动。
1950年年初，毛主席号召解放台湾，部队受领解放台湾的任务。
1月，我被调至74师司令部任机要组长。随部队到浙东沿海进行海训。7月间在解放温州海口外的北麂岛战斗中，我带病坚持工作，受到谢长华参谋长的物质奖励。8月我随师船舶指挥所由温州湾起航，经海上南下福建，9月于马尾登陆，并在马尾海训，尔后进驻石狮、洛阳镇、安溪地区整训。
9月底美帝侵略军于仁川登陆，并向鸭绿江边侵犯。同时又派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海峡。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10月5日我志愿军赴朝参战。这时我随部队奉命北上，进驻沪宁线丹阳一带待命，并进行整编备战。
1951年1月我任74师司令部机要科副科长。
1951年初，蒋介石为配合美帝侵朝战争，叫嚣反攻大陆，企图进犯福建沿海地区。我再次随部队南下福建，进驻泉州地区，担负东南沿海防御任务。师部机要科刚成立，我在业务建设、机要人员培养、各项制度的建立等取得了明显成绩，受到直政的通报表扬。
1952年1月参加“三反”、“整党”运动，并在“三反”办公室工作。通过学习，使我认识到“三反”运动是一次移风易俗的政治运动，对个人来说是一次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自觉检查了自己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1952年8月我任74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
8月上旬军委命令74师调离5军，归建4军参加抗美援朝。全师于8月4日，从闽南出发，以汽车、轮船联运方式到达江西上饶地区集结。我奉命从上饶出发，到上海附近的松江4军军部机要处报到，并领取了与军通报的密码。从此正式沟通师与4军的密码通信联系，正式归建4军序列。
9月上旬，我随部队由上饶乘敞篷车北上。9月14日到达鸭绿江畔的吉林省辑安地区集结待命，并进行入朝参战的动员教育与准备工作。我们机要科每人都发了手枪、子弹、三皮（大衣、帽子、靴子）、压缩饼干、罐头等。全科同志从思想、技术到物质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