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
以上这段引文出自戚序本《石头记》的序。对戚蓼生这篇热情洋溢、辞采绚丽的诗一样的美文，也许如“诗无达诂”一样，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出不尽相同的解读。以索隐派的眼光看，固然可以从序文中找到索隐红学的蛛丝马迹，甚至将它视为索隐红学的一篇宣言或“方法论总纲”陈文昭：《红学通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而如果换一种眼光，换一个角度，我们何尝又不可以对序文作出另一种解读呢。比如从叙事修辞的角度，我们就可发现序文尽管不无偏颇，但也有一些睿智、精辟的评说——“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牍”：书版，此处解作书体，如楷书、草书等），“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这正可看做是对《红楼梦》叙事文本中某些双关话语及其两面运思方式的一种生动形象概括。
不错，《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一部基本合乎小说现代定义的古典小说，对其叙事文本也首先应如实地当作小说家言来解读，不应主观随意、胡乱猜谜地去索求文本背后的“本事”或隐事。但，毋庸讳言，《红楼梦》又有别于一般小说，自有其诸多特殊性——以不同形式出现于书中的双关话语，便是它特有的一种笔法。按这种笔法，显义层面是现在时的叙事话语、人物话语，隐义层面却暗示故事或人物未来时的结局，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说，即“通过一套符码传达两个信息”〔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两个截然不同而又互不相犯的信息。
如《红楼梦》中部分灯谜、酒令，就显义层面而言，不过是人物游乐宴饮中的文字游戏，且完全符合一般文字游戏的规则或格式，因而属于高度写实的现在时故事情节的有机成分，但，就隐义层面而言，这些灯谜、酒令中却隐伏着叙述人或作者对故事或人物未来结局的暗示。第二十二回，贾母等老少三代所制灯谜，作为人物“赏灯取乐”的文字游戏，谜面与谜底十分贴切，完全符合一般谜语格式。然而深入体味，却会发现谜语中“巧隐谶言”（“谶言”即预示吉凶祸福、兴衰得失的隐语）戚序本第二十二回回前评语。，暗示贾府或各人未来的结局。如贾母的谜语“猴儿身轻站树梢”，谜底应是“荔枝”（立枝谐音），但这还只是本义或显义层面，如再引申到隐义层面，即会发现谜底还另有所指，立枝或荔枝又可谐音“离枝”，猴儿离枝，必因树倒，即“所谓‘树倒猢狲散’是也”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批语。，暗示贾府未来家败人散的结局。再看元春所制订谜：“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谜底应是“爆竹”，这与谜面固然很贴切，但我们再深入体味谜面文外之意，将不难发现其中还“巧隐”了元春贵极而夭、贾府盛极而败的“谶言”。第六十三回，怡红夜宴上八个人物掣着的八根花名签酒令，有的也隐伏有人物命运的预示，但由于隐伏过于曲折幽深，不借助必要注释，一般读者很难领悟其文外隐义。如袭人所掣的花签酒令：“桃花（花名）——武陵别景（题词）——桃红又是一年春（诗句）”。
桃花艳丽妩媚，但花期甚短，易开易谢，用桃花隐喻袭人其心易反易复，对宝玉未能始终厮守（其实并非袭人责任）。“武陵别景”者，世外桃源也；“桃红又是一年春”一句，出自宋人谢枋得《庆全庵桃花》诗：“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整个花签联在一起，隐意在预示后来贾府罹祸败落，袭人避难出嫁（嫁给蒋玉菡）：但这些文外隐意过于曲折，又涉及典故和宋诗，一般读者不借注释是难于解悟的。
在盛大节庆中人物点戏，有时也成为《红楼梦》隐伏预示的契机，实际上这不过是借助读者联想或上下文“压力”，使故事情节中“一些似乎偶然的元素暗暗指向本文中的‘秘密’”〔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起到预示未来某些信息的作用。第十七至十八回，元春归省时点的四折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分属《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牡丹亭》四本大戏），单独看纯属偶然，别无深意，但我们若从剧情生发联想，联系上下文揣摩，便会认同脂砚斋批语所言：“所点之戏剧伏四事”，《豪宴》“伏贾家之败”，《乞巧》“伏元妃之死”，《仙缘》“伏甄宝玉送玉”，《离魂》“伏黛玉死”已卯本第十七至十八回批语。。脂砚斋读过《红楼梦》全部原稿（包括部分未定稿），了解八十回后故事和人物的结局，批语当有所据。元春归省本是贾府“一件非常喜事”，显示了贾府当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然而作者却巧借元春点戏隐伏预示，隐约透露了种种令人悲哀的未来信息。在这里，元春点戏的偶然情节或细节，其显义层面与隐义层面在时序上是倒错的，所传达、暗示的信息更形成大喜与大悲的强烈反差。此外，第二十九回打醮演戏时，所谓“神前拈”（即不由人点戏，而用抽签、拈阄等“神”选方式点戏）的三本戏《白蛇记》《满床笏》及《南柯梦》，其隐义层面，也分别暗示了贾家从创业、极盛到败落的过程；贾母对演《南柯梦》一戏默然无语、似感不悦，是基于不祥预感，也出于老人忌讳，但她的沉默不悦恰好增加了作品暗示的强度。
更有趣的是《红楼梦》巧隐预示于人物话语（包括口头话语和书面话语）的笔法，因为这类笔法的双关性，已涉及话语主体（人物）与叙述主体（隐含叙述人或隐含作者）发出的信息或声音的冲突问题，因而更加微妙。这些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话语，既传达了人物自己的声音，又巧隐了故事或人物未来结局的暗示，实际上是婉曲传达了叙述人或作者的声音，这两种声音或信息尽管相互矛盾、冲突，却巧借一语双关方式一显一隐地并存一体。
我们先看巧隐预示的某些人物对话。
这类对话在《红楼梦》里时有所见，它们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闲言戏语，人物是无心说来，本无深意，作者却借风扬帆，顺水推舟，一语双关地巧隐预示。第三十回和第三十一回，宝玉同黛玉闲言戏语中，两次说到“你死了，我做和尚”之类话语，两次说话语境不尽相同，但都是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的“造次”之语（其中自然流露出他对黛玉的一片痴情），如果不幸言中，那也纯属巧合，而全知全能的叙述人或作者则是有意利用这一巧合隐伏了预示宝黛未来结局的谶语。第四十五回，宝玉于风雨黄昏时披蓑戴笠来到潇湘馆，黛玉笑说他像个渔翁，当宝玉要把编织精巧的蓑衣斗笠送给黛玉时，她顺口说了句：“……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恰与她前此说的“渔翁”成对。“及说了出来，方想起话未忖度，与方才说宝玉的相连，后悔不及，羞的满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咳个不住。”在这段正文后，庚辰本有夹批云：“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儿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其实，黛玉此时含羞“后悔”自己的不慎失言，恰好情不自禁地流露了这位痴情少女内心深处对未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幸福憧憬，借黛玉失言“暗隐不吉之兆”、隐伏未来宝黛爱情“终虚化”的不幸结局的，只能是预知一切而又不便明言的叙述人或作者。在这里，人物话语表达的人物心声，与叙述人或作者借人物话语传达的声音截然相反却又并存无碍。
闲言戏语不幸言中的现象，生活里也不鲜见，并不神秘。小说中借这种偶然巧合隐伏预示，尽管作者是有意而为，但其意不在“煽惑愚迷”（脂砚斋批语），而在预示信息或别有会心。作为一种双关之笔，妙在一显一隐两面兼顾，自然而然，毫不着迹。有时，人物泛泛说来的一种假设之辞，作者却借巧合暗示未来的某种真实结局。第四十二回，刘姥姥给王熙凤之女命名为“巧哥儿”时，随口谈其命意道：“……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却从这‘巧’字上来。”正文后，蒙府本有批语云：“作谶语以影射后文。”靖藏本眉批则说得更为具体，更为动情：“应了这话固好，批书人焉能不心伤！狱庙相逢之日，始知‘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实伏线于千里。哀哉伤哉！此后文字，不忍卒读！”由此批语可知，原稿八十回后有贾府家败巧姐罹难、在狱庙与刘姥姥巧遇被救的情节。刘姥姥的话，只是随意说来的一种假设，并非什么未卜先知的预言，借此“作谶语影射后文”的，只能是预知故事结局的叙述人或作者。
《红楼梦》有时还借人物说话中引用的谚语隐伏预示。第二十六回，佳蕙因未得到主子奖赏而愤愤不平，红玉劝说时便引用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谚语。红玉本意无非是劝佳蕙把世事看穿些、看淡些（其实她本人也没看穿、看淡），少与人争胜怄气，而叙述人或作者却借此暗示贾府盛筵必散的结局，无怪脂砚斋批语说：“此时写出此等言语，令人坠泪”（甲戌本侧批，庚辰本夹批）。再如第三十回，当宝玉对金钏偷偷调情并表示明日就向王夫人讨要她时，金钏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难道也不明白？……”金钏引用“金簪子掉在井里头……”这句俗谚，本意在向宝玉表白：好事不在忙上，该你得到的总能得到，而叙述人或作者却巧借“金簪子”与金钏其名词义相近（金钏词意为手镯，与金簪子一样均为金首饰），一语双关，暗示后来金钏姑娘因羞辱投井自尽的事。这里，人物引用俗谚的本意与叙述人或作者借俗谚暗示的信息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却一语双关，互不相犯。
至于《红楼梦》中的人物诗词，作为经过诗化的人物书面话语，比之人物一般口头话语，不仅有文白之分、雅俗之别，且有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系统，人物借诗歌意象抒情言志已较为蕴藉含蓄，叙述人或作者借诗歌意象隐伏预示则更为隐晦曲折，有时一般读者较难发现，往往仅把它们当成人物一般抒情言志之作。
《葬花吟》作为人物抒情诗作，其意象的本义或显义层面抒发了黛玉“感花伤己”、葬花自悼的感伤颓丧之情，回荡着她那如泣如诉、悱恻缠绵的悲吟之音。但，我们如果细细体味诗作的言外隐意或象征意义，便会发现以下两点：其一，在诗的某些意象之中或字里行间，可能伏有黛玉其后身心交瘁、“泪尽夭亡”的暗示，甚至可能还暗示了死亡的时节（暮春或春夏之交）以及死时的寂寞（她唯一的知己宝玉因变故不在身边）等情况；其二，超越黛玉个人借花喻己、葬花自悼的具体意象，把“埋香冢葬花”作为大观园“诸艳归源”的一个总体象征，暗示大观园女儿“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共同悲剧归宿。这两层隐意显然都与人物本意无关，都不是人物的声音，而只能是叙述人或作者的声音。
宝玉的代表作《芙蓉女儿诔》则是寓暗示于个别文句及有关情节。这篇骈散兼用、文情并茂的辞赋体诔文，本是宝玉专为哀悼晴雯之死并倾吐自己满腔郁愤而作，诔文所诔对象也是十分明确的，而叙述人或作者却借宝黛共改诔文个别句子，一语双关巧伏暗示。诔文中有两句：“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黛玉认为“红绡帐里”之类词语“未免俗滥些”，于是二人共同推敲，两度修改，均不尽妥，最后，宝玉提出拟改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这一改，文词似乎较“妥当”，但指称却可双关了：“卿”、“我”对称，既可指晴雯与宝玉，更可指黛玉与宝玉，难怪“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宝玉拟改的文句，本是针对晴雯说来，黛玉的“忡然变色”则是由于自己“狐疑乱拟”，而叙述人或作者却借改句指称上的双关和黛玉的犯疑，暗示黛玉死期不远、宝黛有情无缘。其实，无论就宝玉作文的本意，还是就诔文的基本内容而言，诔文只是专为“诔晴雯”而作，谈不上“诔黛玉”的问题，借“诔晴雯”个别文句的修改，一语双关地同时“诔黛玉”的，只能是隐藏在人物背后并预知一切的叙述人或作者。这也是同一话语，却传达或透露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人物自己的声音与叙述人或作者的声音。
《红楼梦》叙事文本中出现不少双关话语，似乎并不全是出于叙事过程的信息预示需要（如有些信息不是预示一次，而是重复预示多次），恐怕也与作者的文人心态和审美情趣密切相关——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文人雅士喜“作隐复之词”、喜求“言外之旨”的“文心”雅趣，但这一切，都没有违背或偏离小说创作的一般原则或基本规范，没有影响或破坏这部作品显义层面叙事的真实性、连续性和完整性。《红楼梦》某些双关话语，其显义层面毕竟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和价值，而其隐义层面则是引申的、衍生的，不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其隐义层面，“赏会之士”固然“以得其幽旨为可乐”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页。，一般读者即使不能“赏会”或不予理会，仅仅关注其显义层面，当成一般小说话语来读，也无损于对作品本体意义和价值的欣赏、把握。
《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部“微言大义”、“设谜不宣”的“隐语”或“谜语”，对书中某些双关话语，我们也必须首先当成一般小说话语来解读，然后尽可能体味其文外“隐意”（如果有此雅兴的话）。戚蓼生序文中说：“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此话前半句说对了，后半句则未免失之偏颇——无视双关话语中具有本体性的显义一面，只“一心”寻索其弦外之音或文外“隐意”，这实质上是反次为主，舍本逐末，往往会走火入魔，曲解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