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一个事件，一段情节，或一种印象，一点感觉，直接从叙述人角度、用叙述人观点写来，与设身处地从人物角度、用人物观点写来，效果大不一样。《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写宝玉挨打后在怡红院卧床养伤，黛玉前去探视，便完全是从“半梦半醒”到“梦中惊醒”的宝玉感觉角度着笔：
宝玉半梦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觉有人推他，恍恍忽忽听得有人悲戚之声。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宝玉犹恐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两个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里，从宝玉触觉、听觉和视觉（先是“睁眼一看”，后是“细细一认”）等方面循序渐进，层层写来，既符合他从“半梦半醒”到“惊醒”之后对人的感觉和观察过程，给读者以感同身受的贴近感。试想，这一情节，如果换成从叙述人的角度、用叙述人的观点来叙述也许更明快简略，但给读者的感觉却隔了一层。
人们往往将小说第三人称叙述，等同于全知观点叙述，即故事叙述者虽隐而不露，置身事（故事）外，却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既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又是个事事处处都要主观介入甚至大发议论的饶舌者。这样看，或许大体不算错，但也不可一概而论，说得太绝。比如《水浒传》虽然是典型的说书人全知观点叙述，但偶尔也可见从人物眼中写出的叙述片断，对此，艺术感觉甚好的评点家金圣叹作过精当的评点参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09页。，此不再赘。在《红楼梦》里，人物视点叙述已不只是偶尔闪现的一枝半节、吉光片羽，而是频繁出现，形态多样，有的更形成一定叙事规模或一套方法体系——这即使在中外近现代第三人称叙述的长篇小说中，也并不多见。
且先以小说开端介绍、描写环境和人物的方式方法来说。在主要故事情节正式展开之前，由叙述人从自己角度，用自己观点介绍、描写故事发生的主要环境及其主要人物，是第三人称叙述长篇小说常见的写法。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高老头》开篇便用整整一章篇幅，由叙述人按自己的观点对故事发生的主要环境伏盖公寓，从坐落位置、楼层结构、室内装饰到服务质量、主要房客等等，滔滔不绝、不厌其烦地一一详加描写、介绍，读起来令人兴味索然。《红楼梦》叙事规模之宏大，故事线索之复杂，人物数量之众多，远非《高老头》可比，如果也照此呆板写法来介绍、描写“诗礼簪缨之族，公侯富贵之家”的贾府环境和贾府人物，效果更不堪设想，或者根本无从落笔，无法说清。这正如清人张其信所说的“贾府人多地广，若用小说家话说某某叙去，岂不累赘，且断叙不清楚”《红楼梦偶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以下简称《红楼梦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5页。——作为旷世奇才的“雪芹锦心绣口，断不肯为此笨伯也”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页。。他十分巧妙地用了所谓“画家三染法”的独特写法：先是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借人物口头闲聊自然点出贾府三代谱系、当今状况及人物关系；紧接着第三回，则借林黛玉初来贾府的所见所闻，具体描写贾府（主要是荣国府）的门第宅院，并让一些主要人物相继登场；三是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从一个乡下老妪的视角进一步渲染侯门深似海的贾府贵族豪门气派。通过三次侧重不同的叙写皱染，读者在饶有兴味的愉快阅读中，不经意已对贾氏家族谱系了然于心，对贾府深宅大院则如身临其境、历历在目，对贾府一些人物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留下难忘印象。
借一事由来个大聚会，让一些主要人物集体“亮相”，这种介绍、描写故事环境和人物出场的方法，也见于《红楼梦》问世近两百年后某些叙事规模较大、出场人物较多的中国现代小说。如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开篇不久，便借吴老太爷猝死，上海滩商界巨子、社会名流前往吊丧的事由，描写了重点故事环境之一的吴府，并让主要人物纷纷出场“亮相”。但具体写法，两者却大异其趣：《红楼梦》第三回用的既是有焦点的动态性环境描写，又是有焦点的聚会式人物出场描写，即描写贾府内外环境和贾府人物出场，都聚焦于黛玉一身，从她眼中耳中心中写出——比之《子夜》等小说无焦点的聚会式写法（实际还是从叙述者的角度和观点写来），《红楼梦》的写法自有高明独到之处。蒙府本第三回批语说：“写荣国府第，总借黛玉一双俊眼中传来。非黛玉之眼，也不得如此细密周详。”此语颇为中肯。黛玉出身宦门，自幼聪慧，心细如丝，因新近丧母初进京都投奔贾府，所以“自上了轿，进入城中”。她对一切都感到新鲜，莫不注意观察。还在轿内，她就“从纱窗往外瞧”，从京都“街市之繁华，人烟之稠密”，到宁、荣二府大门的外观、气派，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进入荣府后，她更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因为她过去“常听得母亲说过，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倘有不慎，“惟恐被人耻笑了去”。正由于黛玉是这样一个初来乍到、小心谨慎、精细入微的观察者，我们才可能随着她的足迹和视线，把荣府内从各游廊、穿堂、大厅、正房和院落的方位及其装饰、陈设，到主子们饮食起居的诸多讲究规矩以及丫鬟们的服饰举止，等等，看得一清二楚。
同第三回写黛玉初进贾府一样，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也主要把描写的焦点落在刘姥姥身上，通过她惊奇的眼光和内心感受来观察描写荣国府。这个出身于“芥豆之微”的小户人家，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乡村老妪，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第一次跨进贵族豪门，其心态自然大不同于黛玉，她眼中的荣国府又当是一番景象。作为初进豪门、蒙求周济的穷亲戚，她对荣府的观察范围极为有限，仅在观察所及，也令她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惊异不已，赞叹连连。对刘姥姥这样一个少见多怪的观察者来说，她对荣国府的观察体认，显然不及林黛玉的观察全面、精细、清晰、准确，甚至有不少盲点（不辨其味，不识其物），但唯其如此，豪门巨族与贫家小户之间的反差才显得格外尖锐强烈。通过两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的眼睛和感觉来观察、描写贾府，侧重和效果很不一样，但都具有惊人的真实性，只不过是不同意义上的真实而已。
小说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对大观园的描写，也较多取人物视点。大观园乃十二钗“出入来往之境”、居处游玩之地，是贾府中的女儿国，主人公贾宝玉也日夜厮混其间，因而“不得不细写”（脂砚斋批语）。然而，大观园布局如此复杂多变，景观如此丰富多彩，无甚恰当事由，不取恰当角度，实难落笔，更难“细写”。“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恰好选准了事由和角度：借贾政带领一班清客对宝玉“试才题对额”事由，让人物充当导游，使读者仿佛跟随他们游遍了大观园，通过他们的眼睛和感受观赏了园中的各种景观，并领略了一番即景题额的文人雅兴。这是人物视点频繁移动的环境扫描，本身又是叙事写人的生动故事情节。
肖像描写，是人物塑造的常用手段之一。在《红楼梦》里，肖像描写更独具特色，自成一体。它很少脱离规定情境和人物关系，仅仅从叙述人（或说书人）主观角度生硬插入肖像描写，而是如善“抓镜头”的摄影师那样，善于抓住情节发展中的某一契机或瞬间，借某一人物的眼睛，“摄”下其他人物的肖像。抓住人物初次见面的瞬间，让人物的形容体态互从眼中看出，便是《红楼梦》描写人物肖像的重要方法之一。前举黛玉初进贾府一回，作为《红楼梦》中第一次大的人物聚会，也是从人物视点描写人物肖像的最好时机和集中表现。贾府上下人等，包括贾母和贾宝玉、王熙凤这样的重要人物，都在初来乍到的黛玉这位“远客”眼中先后登场“亮相”。如她眼中的迎春、探春、惜春：
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静，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饰。
由于是初次见面又未经介绍，对迎、探、惜三春，黛玉当时只见其貌，不知其名，故三人的肖像描写都没有与各自名字挂钩，完全取黛玉视点，排除了叙述者的判断，所以甲戌本侧批特别点明“第一个”是“为迎春写照”，“第二个”是“为探春写照”，“第三个”则不点自明应是惜春。宝玉出场时，他服饰仪容和面貌神态，则是两次从黛玉视角写出，更带有她的主观感情色彩。当宝玉转身进去见过母亲、“换了冠带”再次登场时，在黛玉心目中，他“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这里，黛玉不只看出了宝玉的形容神态及其脾气性格，也流露出她对宝玉的一见倾心。从黛玉角度写王熙凤出场更为精彩，先从黛玉听觉写来：“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赓即写黛玉心里“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在黛玉“心下想时”，王熙凤已被“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正式登场，于是才从黛玉眼中写她的穿着打扮、形容体态。这段脍炙人口的情节，由于相继从黛玉耳中、心中和眼中写来，不仅使王熙凤先声夺人、带“戏”出场，并为她抓“拍”了一幅形神兼备的肖像，更突出了这位“凤辣子”的独特性格及其在贾府中与众不同的地位。在这一回，黛玉主要作为观察者，从她的视角给不少人物“描”了像，但同时作为新来的“远客”，她又是人们观察的对象，因而她的肖像在不同人物（包括宝玉）的心目中，也得到深浅不一、详略不一的刻画。且看众人眼中的黛玉：“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可见，第三回的人物视点叙述，是以黛玉视点为主，又有局部视点转换或移动。
当然，《红楼梦》的肖像描写，既不是不分主次，人人一样，也不是不分情况，出场即写。如袭人早在第三回就已出场，尽管在其后情节发展中，也偶有涉及她神态举止之笔，但都还够不上相对完整的肖像描写，直到第二十六回，才借贾芸一双“溜瞅”的眼睛，为她“画”了一幅小像——
说着，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她。那贾芸口里和宝玉说着话，眼睛却溜瞅那丫鬟：细挑身材，容长脸面，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不是别个，却是袭人。
贾芸这个机灵透顶、讨人喜欢的穷哥儿，借着问病讨好宝玉，在怡红院内外“混了两日”，“却把那有名人口认记了一半。他也知道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今见他端了茶来”，受宠若惊，似信非信，便仔细“溜瞅”。可见，贾芸这“溜瞅”，有充分内在的依据，趁此为袭人“画”像，也算选准了时机。与此类似，鸳鸯名字出现在第二十回（作为贾母贴身大丫头，实际出场当更早，只是小说未点名而已），而她较全面的肖像，却是在第四十六回，由邢夫人眼中看出。邢夫人此时“浑身打量”鸳鸯，连对方“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也看得清清楚楚，自有其特殊原因，符合人物行为逻辑（贾赦看中了鸳鸯，想收进房里作妾，邢夫人悄悄找鸳鸯劝其答应，劝说之前，仔细“打量”鸳鸯，原是自然而然）。
把某一人物作为旁观者或局外人，从他眼中和心中来叙述某一事件，刻画其他人物，也是《红楼梦》人物视点叙述的一种十分别致的写法。第三十回“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一段情节，便完全聚焦于宝玉，让他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和心情来观察、揣度龄官“划蔷”（她因思念贾蔷，独自在地上不断划“蔷”字）的行为，叙述人从不用自己观点加以说明解释。这段情节，由于基本排除了叙述者观点的介入，主要从宝玉外部观察和内在感受着笔，使读者同彼时彼地的宝玉一样，始终不知龄官其名，更不知她究竟有何“心事”以及划“蔷”字的“深意”（直到第三十六回，才通过宝玉“情悟”回应前文，逐一点明）。同时，这种特殊写法一击两鸣，既侧面刻画了龄官深深思念贾蔷的一片痴情，也把旁观者和“局外”人宝玉“爱博而心劳”的情痴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红楼梦》叙述中的人物视点，还突出表现在个别特殊的室内陈设描写片断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置身于她十分陌生的环境，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惊异，有的东西则是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知其为何物，因而她只能凭自己的生活经验，用自己熟知的事物来称呼或比譬。如她对堂屋柱子上挂钟的反应和感受：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段“奇怪文字”，“奇怪”在描写挂钟却不见“挂钟”二字，也不明说刘姥姥不识挂钟为何物，只“从刘姥姥心中目中设譬拟想”（脂批语）来描写她感到陌生和新奇的挂钟，准确点说，乃是写一个不识挂钟为何物的乡村老妪对挂钟的直观感觉和主观感受，在此，完全排除了叙述者的观点介入，人物的外部视点与内在观点也浑然不分地融为一体。
第五回对秦氏卧室陈设的一段描写，更为奇特。这段描写显然是取宝玉的视点，叙述者设身处地从宝玉眼中看出，心中想出，把宝玉的官能感觉和“意淫”心态融于对秦氏卧室陈设衾枕的描写之中。如写秦氏卧室陈设有武则天“当日”用过的“宝镜”，赵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都不是客观写实，而是融入了宝玉“意淫”心态并带有叙述者调侃口吻的譬喻性、意象化描写；把这段描写解读为“渲染秦氏房中陈设的华丽秾艳，以暗示其生活的淫靡奢侈”《红楼梦》（上），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第五回一条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显然是误读。刘心武把对上述秦氏卧室内器物的意象化描写一一坐实，并以此作为论据之一推论秦氏出身高贵，系皇家一脉，并与宫廷夺嫡斗争直接挂钩，把秦氏之死演绎为一个政治性、传奇式的谋杀故事，则离小说文本更远，已近于天方夜谭。
尽管叙述中的人物视点在我国其他一些古典小说中也偶有所见，但是，只有到了《红梦楼》，它才作为一种重要的叙述方式方法，被作者在不同方面、从不同角度自觉地加以创造性运用，并且往往用得如此集中，如此准确，如此巧妙，如此奇特，以至使现代读者也感到亲切和惊异。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人物视点叙述方面，《红楼梦》不只是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之大成，而且有新的突破、新的开拓，给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可贵的艺术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