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一部别开生面的人情小说，“虽其中大旨谈情”（第一回空空道人语），却不像一般人情小说（如“佳人才子”小说）那样止于“谈情”，而只是从“情”出发去写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展现复杂纷纭的人生世相。《红楼梦》所“谈”之“情”，当然不限于儿女之情、风月之情，还包括骨肉之情、亲友之情、家族之情以及其他人情，不过，儿女之情、风月之情，即人的情爱、情欲，是《红楼梦》书写重点之一。
《红楼梦》对人的情爱、情欲书写，大致可分为三块。全书重中之重的第一大块，当然是以“天下古今第一淫人”的“意淫”者贾宝玉为核心或轴心，浓墨重彩、精雕细刻书写的宝黛钗的爱情、婚姻纠葛及其悲剧，同时也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写到宝玉与湘云、晴雯等众多女儿之间的亲昵感情或朦胧恋情。第二块则是对贾赦以及贾珍、贾琏、贾蓉等“皮肤淫滥”者“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的淫欲书写，市井二尤的“红楼”悲剧，鸳鸯的拒“婚”、抗“婚”等情节线索，与这块淫欲书写也密切相关，交织一起。第三块便是对贾府戏子奴婢，包括龄官与司棋的情爱书写，这一块尽管着墨不多，分量不重，却从情爱方面，展现了豪门底层人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
贾府虽被称为“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但对生活在底层的戏子奴婢来说，绝不是什么人间乐园，而只是一座装饰精美的牢笼。在此，我们不能不首先想到第三十六回一段发人深思、颇带象征意味的情节。爱上了戏子龄官的贾蔷，有次破费一两八钱银子买了个雀儿笼子（“上面扎着个小戏台”，雀儿“会衔旗串戏台”），兴致冲冲提来见龄官，对她说：“买了雀儿你顽，省得天天闷闷的无个开心。我先顽个你看。”说毕，“便拿些谷子哄的那个雀儿在戏台上乱串，衔鬼脸旗帜”。逗得众人都笑说“有趣”，“独龄官冷笑了两声，赌气仍睡去了。贾蔷还只管赔笑，问他好不好。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龄官说贾蔷买雀儿笼子来是为了“打趣形容”她，自然是天大的冤枉，但能由鸟及人，由“衔旗串戏台”的雀儿想到自己学的演戏这行，由关雀儿的鸟笼想到关自己的“牢坑”，联想很有道理，表明她对自己的非人境遇有难得的悟性，对贾府主子把他们买来专供其消遣玩乐的行径表示了强烈不满。这段情节的意义已超越了事件本身，对于身处豪门底层，同样有着非人境遇的所有卑贱者来说，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贾府几百号下人中，对自己非人境遇能有如此省悟的，除龄官外，似未见第二人。
龄官对自己非人境遇的省悟，意味着她“自我”意识中“人”的觉醒：尽管主子不拿自己当人看，但至少自己要把自己当人看，不要自轻自贱，奴性十足。龄官悟性很高，也是性情中人，兼之学戏中受到剧情内容和戏曲艺术的熏陶感染，不仅多情善感，更是个特立独行的痴情女儿。贾蔷也勉强算个主子（从小寄养在贾珍家长大的），但她爱上贾蔷，绝不像有些丫鬟（包括从戏子“转业”当丫鬟的芳官）那样是为了“攀高枝”、往上爬，而只是出自一个纯情少女的爱——她甚至还根本没想过这种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同时，她一旦爱上了贾蔷，就如痴如迷。第三十回，小说便从宝玉的视角，生动描写了龄官“画蔷”的痴情痴态。宝玉“隔着篱笆”看到，蔷薇花下的龄官，“眉蹙春山，眼频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又见她蹲着用金簪在地上画什么。经反复细看、比划揣摩，才发现画的是“蔷”字，“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直画到突下阵雨，“身上都湿了”，仍未停止。后来，还是宝玉大声提醒，她才从痴迷中醒过来，而她也同时提醒宝玉自己正淋着雨呢。这段情节完全从宝玉视角写来，叙述者中止了一切判断，宝玉对龄官只见其人其行，不知其名其意（画“蔷”用意），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龄官对贾蔷念兹在兹、时刻不忘的一片痴情，当然，也一笔并写两面，同时表现了“局外”观察者贾宝玉本人细心关注体贴女儿的情痴性格。蔷薇花下画“蔷”字，“隔着篱笆”看“画蔷”；人美情美，意美境美，构思独特巧妙，极富诗情画意。
龄官的特立独行，更表现在她虽“身为下贱”，在主子面前却没有奴颜媚骨，甚至有点傲骨，即使对于宝玉这样女孩子们都喜欢的公子哥儿，她也表现出傲慢和冷漠。龄官唱戏在贾府戏班颇有名气，但宝玉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此前也不知那天见到在地上不断画“蔷”字的女孩子便是龄官。“一日，宝玉因各处游的烦腻，便想起《牡丹亭》曲来”，“因闻得梨香院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龄官最是唱的好”，便“着意出角门来找时，只见宝官玉官都在院内，见宝玉来了，都笑嘻嘻的让坐”。当他来至龄官房内时，“只见龄官独自倒在枕上，见他进来，文风不动。宝玉素习与别的女孩子顽惯了的，只当龄官也同别人一样，因进前来身旁坐下，又赔笑央他起来唱‘袅晴丝’一套。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抬起身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唱呢。’宝玉见他坐正了，再一细看，原来就是那日蔷薇花下划“蔷”字那一个”。龄官对宝玉这种少见的傲慢和冷漠，一不是作秀，二不是使气（她和宝玉原本不认识，不存在故意使气问题），主要原因，除了她固有的矜持外，更在于她太痴情于贾蔷，对包括宝玉在内的其他任何男性都毫不动心，甚至不屑一顾。宝玉笑脸央求龄官唱《牡丹亭》一段套曲，遭到她“正色”拒绝后，十分尴尬，有“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的感觉，“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对第三十六回这段情节，蒙府本有批语云：“非龄官不能如此作势，非宝玉不能如此忍，其文冷中浓，其意韵而诚，有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意。”龄官的特立独行和傲慢冷漠，也许使一般人难以亲近，但她这种相当“自我”的独立人格，对于被视为玩意儿的一个小戏子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宝玉由龄官对贾蔷的痴情和对他的冷漠，更“深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也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所有女孩子的感情。
显而易见，《红楼梦》对龄官的情爱书写，侧重在精神的、纯情的层面：从她同情人娇嗔使气的片言只语中，写出她对自己非人境遇的感悟；从日常的细枝末节中，表现她对情人的一往情深和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
作为丫鬟的司棋，与作为戏子的龄官，非人的生存境遇基本一样，也都有正常人的感情需要和情爱追求。但司棋性格气质与龄官迥然不同，作品对司棋的情爱书写也大异其趣：既写她的爱，也写她的欲，从“爱”与“欲”、“灵”与“肉”的结合上，写她对情爱的执著追求，写她在禁欲的非人境遇下，为偷偷满足一下人的正常感情欲望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司棋也许缺乏龄官的悟性和浪漫，却有自己的质朴和刚强。对于奴婢的非人境遇，她说不出龄官那样发人深思的话，却以自己的行动和生命，向把人不当人看的奴婢制度作了大胆的挑战和殊死的抗争。司棋的姑舅表弟潘又安也是贾府的一名小厮，与她是亲戚关系，在府内府外（走亲戚）交往接触中产生了感情，这原是十分正常的。但，按贾府规矩，丫鬟必须服役到一定年龄，经过主子批准，才能在府内或放出去“配小子”，否则，自己有“私情”，就是违规犯禁，必遭严惩。正因为有这种约束奴婢、违背人性的清规戒律，司棋才只好与表弟秘密约会。不巧有晚二人在园子幽会时，被路过“小解”的鸳鸯无意发现。司棋“只当鸳鸯已看见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起来使众人知觉更不好，且素日鸳鸯又和自己亲厚不比别人，便从树后跑出来，一把拉住鸳鸯”，双膝跪下求“千万别嚷”，又坦陈原委，叫出潘又安一起向鸳鸯“磕头”求情。鸳鸯出于好心和同情，答应了司棋的请求，并一诺千金，始终替她严守了秘密（第七十一回）。司棋与潘又安园中幽会她明知是“犯禁”，却情不自禁地冒险冲闯禁区，正像《旧约》中的夏娃与亚当在伊甸园中偷尝禁果一样，这与其说是色胆包天，不如说是人欲大于天，在大胆的情爱追求中隐含着某种“人”的觉醒。
正因为如此，鸳鸯虽然违背自己道德感“包庇”了司棋与潘又安的“犯禁”行为，二人却并没有因此忍痛割爱，斩断私情——或者说这种感情一发而不可止，他们想斩也斩不断。于是，终于事发，大祸临头。
第七十四回，由小小“绣春囊”事件引发抄捡大观园的轩然大波，看似小题大做，实是借题发挥。贾府长期存在、不断发展、日益激化的种种矛盾，都借此事为引信来了个总爆发，荣府在野的长房一派，更借此事向掌权的二房一派权力和权威提出了公开的严重挑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突如其来的风波中，真正的受害者是一些无辜的丫鬟，而司棋便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司棋的老娘（外祖母）王善保家的原本是邢夫人的心腹，也是抄捡工作组成员中长房一派的主要代表，在抄捡过程中，她一直洋洋得意、盛气凌人，以为此一战胜券在握，殊不知欢喜老鸹打破蛋，恰恰在最后一站抄捡自己外孙女时抄出了问题，即从司棋的箱子里搜出了“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和潘又安给她写的“字帖儿”，“字帖儿”内容涉及二人私下往来、园中约会和互赠私物等等。证据“明明白白”，没有辩解余地。二房掌权派首席代表王熙凤见此情状“不怒而反乐”，在一旁幸灾乐祸，反唇相讥。王善保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儿，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孙女儿”，丢人现眼，无地自容，只好自打耳光臭骂自己。而此时的司棋态度却反而异常镇静，“只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王熙凤“倒觉可异”，“料此时夜深，且不必盘问，只怕他夜间自愧去寻拙志，遂唤两个婆子监守起他来”，对她隔离审查。
司棋那次园中与情人幽会被鸳鸯无意发现，她可以下跪求情，而今事发，“私情”暴露无遗，她反而“无畏惧惭愧之意”，这看似异常，其实很正常，符合她的性格逻辑，是她在不同情境、面对不同的人所可能作出的不同反应。前后态度尽管截然不同，但她对情爱的执著追求和无愧无悔，却是一以贯之而又有所发展，这标志着在她自我意识中，“人”的觉醒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引发抄捡大观园这场风波的那个“绣春囊”，正是潘又安给司棋所写的“小字帖”中提到“已查收”“所赐香袋二个”中的一个。小说叙述语言中虽未挑明，但细节描写却提供了确证。第七十三回，傻大姐是在离园门不远的“园内掏促织”时，“忽在山石背后”拾到“绣春囊”，第七十一回，鸳鸯也是刚进园门在“一湖山石后”首先发现司棋的，据此，可以确定，傻大姐所拾的“绣春囊”正是司棋赠给潘又安的两个“香袋”中的一个，显然是幽会时不慎遗失的。香袋一面男女“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的绣像，不过是男女性爱的一种图像表征，象征意味大于所谓“春”意，与具体图示性姿势、性技巧的春宫画还不是一回事，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见了绣春囊，邢夫人“吓得连忙死紧攥住”，王夫人在闭门对凤姐追问绣春囊来历时，更是谈虎色变，“气色变更”，“泪如雨下”，尽管二人不一定是故意作态，但实质上就是假道学，是出自一种虚伪的道德感，因而显得极不协调，滑稽可笑。再说，绣春囊，只是两个情人间的表赠私物，纯属个人隐私，并未扩散，说不上“事关风化”，反而是邢夫人之流借题发挥把事闹大的。
在“诗礼簪缨之族”的贾府，真正放纵情欲、迹近兽性的荒淫无耻之事比比皆是，人们习以为常，见惯不惊，有的还被冠冕堂皇地合法化、合“礼”化，而一点正常的人性、人欲却被视为罪过和丑事，横遭禁锢和打击。主子们自己的纵欲与对奴婢们的禁欲可以并行不悖，对兽性与人性的善恶美丑评判更常被搞得错乱颠倒——司棋的不幸遭遇，正是这种错乱颠倒的充分表现之一。
在抄捡大观园后，作为第一批惩治对象，司棋背着有伤“风化”的罪名被逐出贾府。然而，她不认“罪”，不检讨，无所畏惧，无愧无悔，不仅维护了作为人的人格尊严，更表明她已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人”，只是做了一个“人”所可能做的事。当她直着腰被押送出贾府大门的时候，意味着她精神上已彻底摆脱了奴隶枷锁，真正作为一个普通人重新回归了社会。司棋被逐出贾府后命运如何，结局如何，《红楼梦》原著前八十回来不及交代，或不需要交代，我们无从得知。
高鹗后续第九十二回，借人物之口作了补叙交代：司棋离开贾府回到家里后，因思念情人（私情事发后，潘又安偷偷逃离贾府，不知去向），“终日啼哭”，忽然有一天潘又安来了，司棋母亲“恨他没良心”，也嫌他穷（实际上他是“发了财”才回来的，只是故意暂不声张），“要打他”，也不许司棋嫁给他，母女之间为此发生争执，司棋一气之下撞墙而死；潘又安见司棋已死，便马上买来两口棺材，自己也一刀抹颈而死。司棋被逐出贾府后，原本有多种可能的结局，其中，当然也不绝对排除她和潘又安双双殉情悲剧结局的可能，问题是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就应当写出两人死的合理性或必然性。望眼欲穿、“终日啼哭”的司棋，好不容易盼到情人归来，双方刚一见面，还没来得及说点心里话，仅仅因为与母亲发生争执就一头撞墙而死，这已经不大可信；原本贪生怕死（不然，他不会事发后，背着司棋一个人悄悄逃离贾府）的潘又安，一旦发财归来，故意不露真相考验司棋，已是对司棋缺乏信任，而在司棋死后，并未见他有痛不欲生的感情，却突然买来两口棺材，自己视死如归、干脆利落地一刀自抹而亡，这更令人莫名其妙。缺乏真实性就不会有感染力，我们读到司棋与表弟双双殉情的悲剧结局，除了头脑里留下一连串问号外，根本谈不上为之动心动情。
《红楼梦》高鹗续书与雪芹原著思想、艺术水准不在一个档次上，仅从此例即可看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