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悲花落
青云羡鸟飞
圣朝无阙事
自觉谏书稀
“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这是岑参《寄左省杜拾遗》五言律诗的最后两句。说圣明的朝廷没有任何过失，他感觉上呈谏书很是稀少。
岑参是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天宝三年（744）进士及第，任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后来变换过许多官职，大历二年（767），去世前一年，任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岑参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他有过在新疆库车与吉木萨尔长期为官的经历，故其边塞诗不仅雄健奔放，想象奇特，而且富有多彩的生活与深刻的思想。
岑参的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他当时在朝为官的忧闷心情。他“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每日上朝下朝，感觉机械，刻板，难以有所作为。长此以往，感觉“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人渐衰老，羡慕小鸟在天空自由飞翔。但诗的最后，却不得不以“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来自我敷衍麻醉与调侃。
“圣朝”真的“无阙事”吗？有与无仅仅是相对的，“圣朝”的“阙事”少一点这是自然的，不然就无所谓“圣朝”了。盛唐时期大多是“圣朝”，可其内部矛盾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社会也呈现各种各样的病象。与岑参同时代的杜甫，便不认为“圣朝无阙事”，而是写下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揭露社会矛盾与黑暗的诗篇，从文学的角度与社会学的意义上，向朝廷、向社会发出了警示与谏言。这说明，所谓的“圣朝”，不一定是真正的全面意义上的“圣朝”，而“圣朝”也不一定“无阙事”，有可能失误很多，矛盾很多，病象很多。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即便是为世人，为历史学家称道的太平盛世，那些可圈可点的皇帝统治下的年代，如果找“阙事”，也还是一大把一大把的。雄才大略如汉武帝，也发过《轮台罪己诏》；英明如唐太宗，也不得不经常以魏徵等等为镜子照自己。
中华民国的成立，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这个“朝”够“圣”了吧？而中华民国时期，又是战争频仍，灾难频繁，民族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极度痛苦的时期。国民党的统治，“阙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太多太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几乎葬送了社会主义，“阙事”也为数不少。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迹。
由此观之，岑参的“圣朝无阙事”，确实是一句调侃之语，牢骚之语。
那么，“圣朝”的谏书是多还是少呢？窃以为，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圣朝”真的可指责可劝谏的事情少，谏书便稀少。另一种情况是，“圣朝”政治开放，纳谏如流，并且千方百计征集百官与民间的意见，因此之故，谏书如雪片飞来。比如唐太宗时期，是极为圣明的时代，可那时的谏官最活跃，谏书也极多，朝廷与皇帝置身于谏官与百官的监督之下。朝廷的大小失误，都会被及时指出；朝廷的不当决策与举措，都会被及时劝阻。《谏太宗十思疏》，等于给英明的唐太宗也定下了道德、精神、行为的条条框框。
与岑参的意见相左，窃以为，昏朝谏书才稀呢！昏朝政治极其专制，容不得不同意见。昏朝以为其所做所为均是正确的，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昏朝时大臣与民众均窒息绝望，已没有心情没有激情提什么反对意见。万马齐喑，现象划一，原因复杂。
政治暴戾，官场腐败严重的时期，给昏君暴君，给昏聩的朝廷提意见的人，相对少之又少。虽然历朝一般设有专门的谏官，而谏官的本质是不惧砍头的，所谓“文死谏”是也。可人头毕竟不是韭菜，不可能割了再长，杀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敢于说话，敢于提什么意见了。如果魏徵在殷纣王、秦始皇等人手下为官，想必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大勇气，提那么多意见与建议。他可能早就闭嘴了，或者写诗加以歌唱与赞颂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九年的历程中，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亿万民众大多在唱三忠于四无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上，只有一名女党员没有举手，犯颜而谏的，只有区区几个人吧，张志新、遇罗克、顾准等等，不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中国走上了健康之路。政治的民主，带来了言路的畅通。这三十年，可以说各种思想，各种理论相互碰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蓬勃发展。“谏书”极多，光人大政协委员的提案就不知凡几，而且发挥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臣子，岑参只能将话说到那个份上，“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作为今天的人们，对此当深长思之，有一些符合时代发展的独特的思考。真正的“圣朝”，应当是自由而言之朝，是言路畅通之朝，是“谏书”多而精彩之朝，是真正能“纳谏”之朝。
2008.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