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用事日久，所引荐之亲信，“率多非类”，不仅士子愤愤不平，民间也生怨气。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临安市井画家，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群乌贼出没于潮头。并题上“满潮都是贼”五字，谐音“满朝都是贼”，挖苦韩侂胄领导的南宋政府，乃是一群乱臣贼子。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时政讽刺漫画。画家还将漫画刻成雕版，印制出来，在市场上兜售，一文钱一张，引得京城儿童纷纷买来玩耍。临安府得悉，将那名市井画家找来，打了几板子，便放走了。这个处罚，应该说，也是比较轻的。放在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必定是砍头甚至族诛的重罪。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华夏文明之所以“造极于赵宋之世”，既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结果，亦是由两宋比较开明、宽厚的制度环境所培育。华夏文明之“复振”，也必将有赖于重塑宽松、包容的制度与风气。
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议之
“诽谤罪”是一项很古老的罪名了。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意见，诽谤罪入法始于秦，为远古所无。先秦时虽然发生过“周厉王止谤”之事，但一直被当成反面教材，“子产不毁乡校”才是“三代之治”的宪则惯例。秦朝以法家立国，“诽谤罪”确凿无疑地成为法律上的罪名，始皇三十五年，曾有侯生、卢生非议嬴政“天性刚戾自用”，嬴政暴怒：“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即以诽谤罪逮捕了“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的诽谤罪与现代的定义大不相同，现代法学一般将诽谤罪界定为对私人的人格诋毁，是一项自诉罪；古代的诽谤则指对君主、官员以及朝政表达不满与非议，是公诉罪。换言之，一些在现代社会显然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行为，如评论政府，在古代特别是秦制下则被当成“诽谤”，加以治罪。到汉代时，文帝曾经下诏废止“诽谤法”，宣告“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即使有人因为不满官府而诅咒了皇帝，也宽容待之。但从后来的历史看，诽谤罪很快又死灰复燃了，汉武帝时，竟闹出以“腹诽”陷人死罪的荒唐事来。
又过了几百年，隋朝的文帝又一次降敕终止诽谤罪：“诽谤之罪，勿复以闻”。自此之后，不管是《唐律疏议》，还是《宋刑统》，都不再保留“诽谤罪”，因此也可以说，“诽谤罪”在形式上被废除了。但请注意，我说的是“形式上废除”，因为在实际上，历代王朝以“谤讪朝政”为由入罪于人的案子可谓层出无穷。如明代的仁宗皇帝曾对大臣说：“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明仁宗虽反对以诽谤入罪，不过他的话也透露了一个事实：当时因为谤政而“身家破灭”者恐非少数。清代的乾隆一朝，更是大兴“文字狱”，无数人因谤及“朕躬”、“圣朝”、“圣贤”而被杀头乃至灭门！
相比之下，宋朝的舆论环境在历朝中应该是最为宽松的，时政得失，士民皆得议论，通常朝廷并不禁止。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能容忍尖锐的批评，比如王安石集团掌权时，就很讨厌士民议政，认为朝野的议论纷纭，是惑乱民心，干扰了变法大业，所以必须严加镇压。于是我们看到，在应对所谓的“诽谤”时，宋朝官府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来看两个例子——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派当政，为打压异议，替变法扫清障碍，他们“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许多人都因为对新法表示过不满的意思而被捕入狱。新党此举，让旧党领袖司马光大为震怒，他上书朝廷，质问宋神宗：“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子产执政，不毁乡校，何今之执政，异于古之执政乎？”
后宋神宗逝世，宋哲宗冲龄继位，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召司马光归朝执政，问计司马光：新政以何者为先？司马光说，“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最要紧的事情乃是广开言路，应该在京城及各州出榜晓示求言，“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京城的士民可投书于鼓院，州县的士民则投书于州政府，任何官员“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阻挠士民进言。宋哲宗“从之”。这才有了后来的“元祐之治”。
再说回宋神宗元丰年间，旧党阵营中有一个叫做许将的龙图阁待制，到郓州任太守。郓州这地方，大概因为以前的官员施政不得人心，当地的公共知识分子养成了聚在一起非议官政的习惯，“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不过许将对此并不干涉，而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职，有冤理冤，有灾赈灾，施以宽仁之政，最后“民无一人犯法，三圄皆空”，郓州士子“聚肆以谤官政”的风气，也慢慢地改变了。
司马光对新党禁锢言论的谴责，以及许将治郓的实践，正好反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对待“谤政”的方法论：他们固然没有像今人一样从“权利”的角度，提出批评政府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主张，但他们却从“义务”的角度，对政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反过来，如果庶民有议，则意味着政府的施政有了阙失。根据这样的道理，他们要求主政者，面对民间的谤政，应当躬身自问，反省过失，以求重获民众的认同；而不是粗暴地禁止庶民谤政。这便是儒家政治学的逻辑。其实在政治学中，权利与义务是互见的关系，从“权利本位”赋权于民，与从“义务本位”求责于官，显然是殊途同归的。
传统士大夫这种看待诽谤的政治学逻辑，在宋孝宗与执政大臣的一次对话中，有很清晰的呈现。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孝宗宴请几位宰执大臣。宴席上，孝宗说：“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议。近来士大夫又好倡为清议之说，不宜有此。况今公道大开，朝政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何必更言清议？”在这里，孝宗表达了对朝中“清议”现象的担忧，因为在皇帝看来，“清议”常常跟“朋党”勾连在一起，是基于派系利益而非出自公心的政治攻讦。当然以现代政治学目光来看，基于政治派系的“清议”，也是可以发展出竞争性的党际监督的，不过我们大可不必苛责900年前的君主，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宋孝宗虽然不愿意看到“清议”的出现，却也认为朝政“或是或非，自有公议”，“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即承认朝廷之施政，应当接受公议包括民间谤政的考验。
那么执政大臣是如何回答孝宗皇帝的呢？参知政事龚茂良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惟公道不行于上，然后清议在下，此衰世气象，不是好事。”暗示现在朝廷之所以出现“清议”，是因为“公道不行于上”。签书枢密院事李彦颖也说：“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议之，若朝廷所行皆是，自无可议。”也是为谤政辩护。按照儒家政治学的逻辑，如果朝廷施政不公，有了是非，当然人人“得而议之”，而应对之道，就是上至人主、下至执政，先检讨自己的过失。宋孝宗也不敢违背这样的政治哲学，说道：“若有不是，处上之人与公卿，却当反求诸己，惟不可更为清议之说。”虽然他还是认为不应该有“清议”，但这是出于对“朋党”政治的顾忌，并不是反对士民议政，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在这次“宴席会议”之后，孝宗向宰相下发了一道诏书，提出“以朝廷阙失，士民皆得献言”。
如果说，秦人将“诽谤罪”（实际上就是谤政之罪）入法，体现了法家之法对于“不毁乡校”的古老宪则惯例的背叛，那么在秦后一千年中，“诽谤罪”时废时用，最终在律法中被取消，则可以说是国家立法向“不毁乡校”惯例的艰难回归。对“古之执政”抱有强烈认同的传统士大夫，当然反对以“诽谤罪”禁锢言路。他们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民众“有权利”批评政府，却非常明确地主张政府“有义务”善待民间谤政。以此逻辑，作为公诉案的“诽谤”（谤政），自然不应该入罪；那剩下的，便是诋毁他人人格与名誉的诽谤罪了，按现代法理，应列入“民不告官不理”的自诉罪范畴。这属于另外的话题，且不展开评说。
“官不修衙”
今日不少地方的政府办公大楼修得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在全市（县）建筑物中如鹤立鸡群。这要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在古代的县城、府城，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宋代的城市逛逛，恐怕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的衙门，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尽北宋开封城的繁华，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京师大内、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惟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孟元老只点出开封府衙的地理位置（在浚仪桥之西），笔触立即便转入对市井繁荣的记录。开封府衙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如果开封府衙很气派，《东京梦华录》不可能没有记载。著名的北宋城市风情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画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这么多建筑物中，也找不到一栋可以确认为官署的豪华建设，画中城门口有一个三开间的平房，算是《清明上河图》长卷唯一画到的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遍平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逊色多了。
即使是汴京的皇宫，也远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所以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甚至皇宫之内，也不如京师市井之热闹。有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道：“此何处作乐？”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相比之民间酒楼的喧闹，皇宫的夜晚显得冷冷清清，所以宫人都有些羡慕起市井生活来：“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施德操《北窗炙录》）
后来成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州衙更是破败不堪，实在不像是官府办公的地方。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发现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首府，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地方官只好在这“颓毁”的州衙内办公、生活。苏轼当了三年杭州通判，任期满另迁他州，期间未能修缮州衙。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又到杭州当知州（市长），发现州衙仍未整修，更加破烂。他在打给朝廷的报告上说：“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堂堂州政府办公大楼，破落到这个地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苏轼问他的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这一年六月，杭州州衙有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这衙门再不修缮，实在是不能够办公、居住了。所以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准确地说，是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调查、计算了一下，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而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
苏轼在给朝廷的报告上说：“臣非不知破用钱数浩大，朝廷未必信从，深欲减节以就约省”，然而，州衙“弊漏之极，不即修完，三五年间，必遂大坏”，到时再大修，就不是四万余贯钱所能解决的了。所以，苏轼“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朝廷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这次修衙的预算数目太浩大了，四万贯钱，折成人民币，少说也有一两千万元。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这样，朝廷只要拨给杭州度牒，既可赈灾，也可修衙，一举两得，一物两利。苏轼还特别说明了救饥的重要性：“设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饥民之故，特出圣恩，乞与二百道度牒，犹不为过。而况救饥、修屋两用而并济乎？”
这一回，宋廷才同意分配度牒给杭州，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我猜测杭州官衙最后应该是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现在的问题是，苏轼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不行。因为宋朝不允许地方官擅自修建官衙。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坏”，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