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则将受到弹劾、处分。恰好宋朝的台谏监察系统具有独立而强大的力量，官员对待修衙之事，就不能不比较审慎了。来看两个例子——还是在杭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知州薛映被人告发“部内女口，鬻铅器多取其直，广市绫罗不输税，占留州胥，在司擅增修廨宇”，意思是说，薛映的亲属经商牟取暴利，又逃税漏税，还占用公职人员，而薛映本人又擅自修建官衙。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因为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这一惯例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如明朝万历年间，顺天府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这部笔记的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廨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成为京畿首县，迄至万历年间，已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廨修建得像样一点。因为县廨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仪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便是地方政府“无款培修”，而且地方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因官任久暂无定”，谁也不乐意自己辛辛苦苦种树，让后来者白白乘凉。
当然也不能说从宋朝开始，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宋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廨破败不堪，非修不可，又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也有地方官为了修衙，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捐献出来，作为经费，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这倒是政策允许的。事实上，古代不少地方官都有捐出薪水修整官廨的记录，苏轼修缮杭州州衙，便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那古代王朝为什么要严格限制地方官府修缮官廨呢？首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一个“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苏轼想修整杭州衙门，只能一次次向朝廷申请拨款。清代则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在宋代，科配民力，政府是需要按照市场人力价格支付工资的，但地方政府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又免不了会出现“有司失职，往往不给价直”的情况，给地方百姓造成沉重负担，也埋下社会隐患，而这，又是与“恤民”的传统执政理念相违背的，也是开明的执政者所不乐见的。
最后一点更值得特别指出来，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还有学者从民国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期间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廨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旧时“官不修衙”的惯例虽有种种弊端，比如可能导致地方官产生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的习气，像杭州官衙那样破败到时刻有倒塌的危险，更是“不正常”。但“官不修衙”背后那种体恤民财、民力，以及将教育预算排在修衙项目之前的传统执政理念，毫无疑问属于永不过时的普遍价值。还是来重温一遍宋仁宗的那句话吧——“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官邸制：现代的，也是传统的
“官邸制”，指的是国家为重要官员在任期之内提供住房的制度，这也是今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官住房制度，我们耳熟能详的“白宫”即为美国总统官邸，“唐宁街10号”为英国首相官邸，“爱丽舍宫”为法国总统官邸。国外官邸制虽有千差万别，但总的原则却是一致的：一、国家只为少数高级别的官僚提供官邸；二、官员对官邸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任期内入住，卸任后搬出；三、官邸的费用由国家财政承担。按照这三条标准，中国古代也推行类似的官邸制，尤以唐宋时期为典型。
秦汉时，国家实行的是“名田宅”制，“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政府按照臣民的爵位高低，配给不同等级的住宅，很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分房。
唐代之后，国家不再对官员进行制度化的“赐田宅”，而慢慢形成了类似于现代西方国家采用的“官邸制”。唐宋的官邸制分中央官与地方官两套系统：在地方一级，州衙与县衙通常都划分为办公区（外衙）与生活居（内衙），地方官员及其家眷一般都居住在内衙。而在京师，中央政府则只向高级别的少数高官提供官邸，多数官员是住不了官邸的，如当过礼部主客郎中的白居易就没有资格入住官邸，只好写了一首《卜居》的诗发牢骚：“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大诗人游宦京都二十年，官至礼部主客郎中，相当是外交部招待外宾的司长，却连一套住房也混不到。
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官舍，还是中央高级官僚的官邸，所有权都归国家，官员只能在任期内获得居住权，离任则必须搬走。唐玄宗时，宰相李日知提出辞职，获朝廷批准，“及还，饰装将出居别业”，即回官邸收拾了一番，准备搬出来。李日知辞职前并未与妻子商量，所以妻子很吃惊，骂他：“家室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辞职也？”
宋朝立国后，中央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未建设官邸，京朝官只能自己租房子，仁宗朝的宰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韩琦所言，绝非夸大。与韩琦同时代的欧阳修调到京师任职，租住的是破旧小屋，一下大雨就浸水，他只好像唐朝的白居易那样写诗谴怀：“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连宰相都是租房居住，有朱熹的话为证：“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真宗朝的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职务）杨砺，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当然，在京城租房子还是挺方便的，北宋汴京的租赁市场非常发达，除了有大量民宅出租，也可以租住公屋。宋政府建有一批公租房，并设立一个叫做“楼店务”（类似于房管局）的机构进行管理，官民均可向“楼店务”申请租房。那租金呢？自掏腰包。而且房租还不便宜，以致有一位叫做章伯镇的北宋京官发牢骚说：“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看样子这位章大人还是一名“月光族”。
高官无专门的官邸，各自租房居住，虽然可以减轻财政压力，但也会给政府带来某些不便，宋笔记《石林诗话》说：“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既稽缓，又多漏泄。”意思是说，宰相僦舍而居，有时下班之后，宰相回家了，却有紧急的文件需要宰相审阅、批示，那只能由“省吏”送到宰相私第呈押，这样既耽搁了事情，也容易漏泄机密。
因此，到宋神宗熙宁至元丰年间，朝廷便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诏建东西二府各四位，东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间，余各一百五十三间。东府命宰臣、参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枢密使、副使居之。始迁也，三司副使、知杂御史以上皆预。”这批官邸，民间称为“八位”，大概是有八套的意思吧。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有资格入住“八位”官邸的都是副国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三司使、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知杂御史（相当于副议长）。部长以下的官员，还是“僦舍而居”。
如果有钱，自然也可以自己购置住宅，不过宋朝官员俸禄虽高，但京师寸土寸金，宋人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许多官员在京城是买不起房子的，当过宰相的寇准，“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为官四十年，居然也未能在京师置产，入京觐见皇帝时，只能在寺院寄宿或者租住民居。即便官员有钱购房，宋政府对此也有限制，如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朝廷出台了一道“限购令”“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限制现任京官在首都购买第二套房。禁令只针对官员，平民不受限制。
在地方一级，宋代的州县衙门通常都包含了居住区与办公区，“或以衙为廨舍，早晚声鼓，谓之衙鼓，报牌谓之衙牌，儿子谓之衙内。”廨即官署，指政府办公区；舍即官舍，指官员居住区。州县的长官一般都会配备官舍，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有这个待遇，寇准被贬为道州司马时，州政府就没有给他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当地百姓拥戴寇准，动手给他建造了一所房子。苏辙被贬谪到雷州，也是“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但苏辙的政敌——宰相章惇认为他有“强夺民居”之嫌疑，命令雷州政府“究治”，苏辙最后拿出了租赁合同，才未被治罪，“以僦券甚明，乃止”。
“廨舍合一”的地方衙门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清的县衙都由办公区与生活区组合而成，冯友兰先生小时候曾经随父亲在县衙居住过（他父亲在晚清时署理过崇阳知县），对县衙的构造很熟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进了（县衙）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这是县衙门的六房办公之地。大堂后边，就是‘宅门’。这个称号表示此门以内就是县官的私宅。宅门进去，是二堂。二堂后边，还有三堂。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中国古代实行流官制，官员离任，即交回房产。
不过对旗人，清廷则给予“福利分房”的特权，由朝廷“拨给官房”，即按照官阶高低向旗人分配房产，“一品官给房二十间，二品官给房十五间，三品官给房十二间，四品官给房十间，五品官给房七间，六品、七品官给房四间，八品官给房三间。”这是清初的分配标准，后来由于财政不堪重负，标准才有所降低：“各处取到旗下官员，拨给房屋，各照旧例酌减。”雍正、乾隆年间，朝廷又开始推行市场化的“房改”，允许福利房交易，旗人可以通过缴纳首付与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完整的产权。民国建立之后，旗人的住房福利特权才被废止，只有总统、内阁总理等高官由国家分配官邸，其他政府官员，则自购房或者租房，实际上即恢复了唐宋的官邸制。
有时候，革新其实挺简单，借鉴现代国家的先进经验，回归华夏的优良传统，就可以了。
宋人是如何防范发生冤案的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一份自边关发往朝廷的军事密函在传递过程中被人私自拆封，并塞入一封匿名信，朝廷彻查下来，获悉是池州的“递卒”（传递军事信函的士兵）汪青“私启递筒”（密函装于竹筒内再密封，称为递筒）。当时宋朝与金国在边境对峙，汪青触犯军纪，“事关边徼”，后果很严重，所以被判了斩刑。谁知几年后，“他卒事觉”，即发现原来是其他递卒所为，朝廷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被冤杀了。
冤案铸成，真相大白，当然必须进行补救。宋朝的做法，跟现代司法制度并无二致。补救分为两部分，一是给予“国家赔偿”，孝宗“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另一处史料则说“青家支给五年”，本文采用《宋史》的记载），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二是追究法官的责任。
在古代，法官错判被称为“出入人罪”，包括“故出人罪”（故意轻判或脱罪）、“失出人罪”（因过失而轻判或脱罪）、“故入人罪”（故意重判或捏罪）、“失入人罪”（因过失而轻罪重判或将无罪者入罪）。宋人的司法理念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换成现代的说法，即“疑罪从无”，体现在法官问责上，宋代对“失出人罪”的处罚很轻，几乎没有惩罚，对“失入人罪”的处罚则很严厉，“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因为这一做法具有激励法官轻判之弊，不利于“出公心为朝廷正法”，后来在臣僚的建议下，便改为“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死”、“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但对“失入”的惩罚重于“失出”的倾向性，还是保留着，体现了宋朝对“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司法理念的坚持。
所谓“人命关天”，宋代对“失入人死罪”尤为重视，创设了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失入人死罪法”，可惜这一立法并未为后来的元明清继承。按宋神宗年间的立法，凡失入人死罪者，如误决三人，则负首要责任的法官“刺配千里外牢城”；如误决二人，首要责任法官押赴“远恶处编管”；如误决一人，则送“千里外编管”；其他负有责任的法官，也要受撤职、降职等处罚；如果犯人未处决，则司法官的责任可减轻一等。当然处罚最严厉的是“故入人罪”，以“全罪”论处，即以含冤者所受到的罪罚还论法官。
此外，宋代的法律又规定，“狱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终身不复进用”，“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或两次失出入徒罪一人，不许再差充法司”，意思是说，曾因过失而犯有“出入人罪”过失的官员，不得再担任法官。宋仁宗时，刑部推荐一人当“详覆官”（负责复核刑案的法官），仁宗记得他的姓名，说：此人曾因“失入人罪”，不得再迁官（升官），岂可任法吏？推荐者皆处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