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有能力让法律蒙尘，但权势终会老去。绍定六年（1233年），权相史弥远病逝了，福贤乡民看到了讨还公道的希望，便有十六户田主“合词赴诉”，新任溧阳知县徐进斋判“福贤庄”先付给各田主租金，以后再协商归还土地。又过数年，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拜相，替叔父偿还了旧债——将“福贤庄”的土地还给了乡民。
陆子遹强征民田一事，南宋俞文豹的《吹剑录外集》记录甚详，不过陆氏后来是不是被惩罚，《吹剑录外集》却没有交待。倒是南宋诗人刘宰曾写了一首《寄陆大夫》，讥讽陆子遹：“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杀戮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欤？万口衔冤皆怨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放翁若有知，却不知对他这个疼爱的小儿子有何感想呢。
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的宋仁宗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宋朝第四任君主赵祯病逝。当大宋的使臣到达辽国致送讣告时，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忍不住握着使臣之手，号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一代君主的身后赞誉，不在于一二个友邦给予多么隆重的哀荣，而是连敌国也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与哀悼。这样的君主，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史载，赵祯逝世的消息传出，不仅大宋“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连“燕境（即辽国）之人”也是“远近皆哭”。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对赵祯的祭奠，完全是自发的，而不是当局所强迫，也不是基于政治压力的作秀。
人们自发悼念一位君王，当然不是没有原由的。赵祯庙号“仁宗”，“仁”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所谓“为人君，止于仁”，这是对君主的最高评价了。宋仁宗的宽仁，正史及宋人笔记都多有记述。南宋人施德操的《北窗炙录》记录有一桩轶事：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大宋称得上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从汴梁民间彻夜不息的“丝竹歌笑”便可窥见一斑。相比之民间市井的繁华喧闹，宫禁之内倒显得冷冷清清了。难能可贵的是，仁宗明白到宫禁的热闹与民间的繁华乃是反比例关系，如果禁宫所代表的皇权扩张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就必然要退缩了。因此，仁宗皇帝自觉把持住了皇权的欲望。
元人修《宋史》，也赞叹仁宋朝“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并且认为宋朝后来的败亡，是因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即使是对宋代政治颇不以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以今日流行的思维习惯来看，如果我在这里再三引证仁宗的“仁”、“盛德”、“忠厚之政”、“慈俭之德”，则不免会被认为是“人治思想”、“明君情结”的表露。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其实，我更关注的恰恰是宋代的制度运作——但我不会将政治家的美德与政治的制度对立起来。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仁宗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经太祖、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到仁宗在位时，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分际都已经有了法度或惯例可循。这个时候，宋仁宗表现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所谓“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说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叫做“共治”，换成现代政治概念来说，有点接近“虚君共和”的意思。即君主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外廷会议”。宋代的外廷又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机构：一为以“执政”为名的行政机构，一为以“台谏”为名的监察机构。根据这样的制度安排，我们很难说宋代的政治属于皇权专制，因为君主是象征性的，而治理权又是分立的。而这样的制度，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承认，所以他“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价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一个圣明的君主，“百事不会”并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甚至不妨说，“百事不会”才是君主应有的美德。
仁宗能恪守法度，那是他的美德。但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开外廷而独揽大权呢？在宋代，君主这样的举动是将受到外廷的强烈抵制的。仁宗虽然能自觉遵守君权的界限，但他也有一个毛病，即耳根子软，有时候在耳边风的鼓吹下，或者因碍不过身边人的人情、面子，他也会未经廷议，私自下发一些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当时的宰相是杜衍，对仁宗的这类诏书，他一概不予通过，“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仁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
再来看一则具体的事例，来自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但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未能通过。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再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贵妃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谁知跑出一个包拯来，极力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前阵子已经被否决了的吗？皇上您怎么可以推翻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过来拜谢。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御史中丞就是台谏，这是宋代约束君权与相权的最重要力量。
实际上也有一些佞臣劝说仁宗搞君主独裁，但仁宗不敢听从。南宋陈亮的《中兴论》记录有一事：“臣闻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根据这个记载，仁宗不欲“收揽权柄”，似乎是出于君主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自觉。
相比之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收录的一段仁宗自白，就更有意思了：“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摆在那里，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过失，而且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地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宋仁宗以他的宽仁与谦抑，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君主所应有的美德，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对法度的尊重、对君权边界的遵守。仁宗朝出现的社会繁华，正如前引《北窗炙录》的故事所隐喻：乃是得益于仁宗所代表的皇权甘受“冷落”的退守。说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了，为什么这位君主逝世之后会得到举国悼念、“远近皆哭”。
“公论，国之元气也”
今人以为古时帝王凛然不容侵犯，其实在清代之前，士大夫当面抨击皇帝的事例，可谓是史不绝书。明朝的政治苛严，士大夫冒犯龙颜，有被廷杖乃至杀头的风险，但明代士风高昂，士大夫冒死上书者，前赴后继，显得很悲壮。宋代则“以仁厚立国”，视公议为“国之元气”，优容士论，认为“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两宋三百余年，除了一二特例，少有因为言事而被羞辱、杀戮者，顶多只是贬黜，因而朝野议论尤盛。
北宋仁宗朝嘉祐二年（1057年），十九岁的苏辙进士及第，参加殿试制科，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进士，所做的策论竟然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
苏辙称宋仁宗“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说，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仁宗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每枚千钱。”仁宗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放遣从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
原来苏辙是“闻之道路”，听信了坊间的流言，便在策论中不客气地指斥皇帝。当时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但宋仁宗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代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而宽待士论，则成为宋朝的一项“祖宗法”，传了下来。
转眼到了南宋光宗朝的绍熙二年（1191年）春，因为“雷雪交作”，天有异象，宋光宗下诏求言。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便上书皇帝，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斥骂宋光宗：陛下“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宫女进献不时，伶人出入无节，宦官侵夺权政，随加宠赐，或至超迁。内中宫殿，已历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楼台，接于云汉，月榭风亭，不辄兴作。深为陛下不取也。”
宋光宗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检点，气度也远远不如北宋的仁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说将此人抓起来，谪放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一刑罚，当时叫做“编管”。应该说，比之明清时期动辄将“忤逆”之人廷杖、杀头，处罚甚轻。但尽管如此，宋光宗的特旨还是受到大臣的抵制。中书舍人莫叔光告诉执政的宰相，不可执行这一特旨。台谏官谢深甫也上书宋光宗：陛下“以天变求言，未闻旌赏而反罪之，则是名求而实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体耳。”坚决不同意将太学生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
皇帝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据南宋方志《嘉泰会稽志》的记述，即使是“听读”这样的轻罚，也被廷臣认为不当，莫叔光立即“缴奏”，即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事竟寝”，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
这一事件也成了南宋的一则具有政治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来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几年后，宋光宗因为实在不成器，被士大夫集团“罢黜”，他的儿子宋宁宗继位，次年改元庆元。时韩侂胄揽权，排斥异己，使用谋略迫使深孚众望的宰相赵汝愚罢相。韩侂胄之举引发京城士子的强烈抗议，周端朝、张衡、徐范、蒋傅、林仲麟、杨宏中等六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指斥韩侂胄一党乃“小人中伤君子”。但宋宁宗对上书不加理会，六名太学生又将上书的副本抄写多份，广为散发。
韩侂胄大怒，鼓动宋宁宗下诏，称杨宏中等人“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但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邓驿拒不草诏，说：“自建太学以来，上书言事者无时无之。累朝仁圣相继，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绍熙间，有布衣俞古上书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诚不为过。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编管，已而臣僚论奏，竟从宽典。陛下今日编管杨宏中等六名，睿断过严，人情震骇。所有录黄（皇帝的意旨），臣未敢书行。”宋宁宗与韩侂胄不得不将“编管”改为“听读”。六名太学生虽被“听读”，但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士子已将他们誉为“庆元六君子”。
苏辙“诽谤”皇帝而受到优容，尚可以说体现了宋仁宗生性之仁厚，不过宋光宗与宋宁宗这对皇帝，显然就谈不上仁厚了，太学生俞古与“庆元六君子”之所以敢“放胆妄言”，而且能够逃过严厉的惩处，首先乃是得益于宋朝确立下来的不加罪于言事者的祖制。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下誓约，要求赵氏君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言者无罪，从此成为宋朝的一个惯例。宋神宗年间，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朝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其次，假设赵宋皇帝一意孤行，必欲加罪于言事之人，在程序上也难以通过，因为按宋朝的权力构架，中书舍人可以拒绝起草不合祖制的诏书，台谏官也可以将他们认为不当的诏书追缴回来。皇权受到制度性的制衡。更重要的是，这套保护言事者的制度又养成了一种“言者无忌”的风气，“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制度可能会变成死物，风气则是活的制度。制度或可以一夜之间变更，风气则难以挑战。
这样，不管是宋光宗、宋宁宗，还是权臣韩侂胄，如果想从重治罪“妄乱上书”的太学生，则不但违背祖宗法，而且在程序上会受到抵制，而且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总之，执法的成本非常高。
事实上，韩侂胄对极力反对他的“庆元六君子”非常痛恨，“欲斩其为首者”，但到底还是“不敢杀士，故欲以计杀之”。所谓“以计杀之”，就是将六君子发配到远恶州郡“编管”，使他们老死于穷山恶水间。不过最终还是“编管”不成，只能改为处罚极轻的“听读”。
韩侂胄当政之时，诬道学为“伪学”，制造“庆元党禁”，压制异论，是宋代言论管制最严厉的时期之一。即便如此，韩侂胄亦不敢（也不能）禁绝议论。庆元二年（1196年），太学生敖器之在京城的城墙上贴了一首诗——那时候的城墙、宫墙、楼壁，就如网络时代的BBS，上面有许多议论时政的“题壁诗”，类似于今日的帖子——其中两句写道：“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并署上“敖器之”的大名。“一时都下竞传”，都知道诗乃出自敖器之的手笔。诗中的“韩忠献”即韩侂胄的先祖、北宋名臣韩琦。这首诗分明是在讽刺韩侂胄没有脸面见他的祖宗。但韩侂胄“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岳珂《桯史》）。敖器之后来考中进士，老韩也没有给他小鞋穿。（另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敖器之题诗后潜逃，后给韩侂胄写信请罪，韩原谅了他。但叶绍翁的这则记录错漏百出，这里不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