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思想才能引领生命
只有文化才能缔造永恒
品牌是精神意志的凝缩
从心底迸出一个声音——
做一根会思想的苇草
当本书的撰写进入最后一章的时候，笔者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作为一个教育实践者，一是自己的学术水平有限，一是自己思考的肤浅，而把理论和教育实际结合起来，有时又有一定的难度。空疏的说教不是笔者的追求，有效的实践才是笔者的崇尚。不管书稿的质量如何，但都出于自己一个阶段的思考。本章将对思想、文化、品牌问题加以补充说明。
一、教育思想及其来源
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思想是重要的，没有思想的教育者是浅薄的。《周易》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指出：“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思想。这就是我们道德的原则。”作为一个校长，笔者经常思索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这个角色不能仅仅是外在赋予的，而应是生命中一种内在的定位。这个定位应该支撑起自己的一切言行，支配自己的一切教育行为，成就自己孜孜以求的完美的教育人生。
笔者的内在角色追求，就是要在学习、吸收、融和几千年来古今中外先进教育思想后，做一个真正具有原创能力的教育思想者。这一内在的生命追求，将决定笔者外在的角色和行为。对学校的发展能把关定向，对老师的发展能引领启发，对学生的发展能激发诱导等等，诸种定位都是由它决定。
说到我们校长的引领，笔者认为要做全面而不单一、多层而不单调、深入灵魂而不表层肤浅，不仅指学习和发展，也指人格和尊严。可以这样说，引领的效果如何，同样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内力和我们内在角色的澄明。所以笔者始终认为真正的教育建构需要的是我们自己具有原创性质、反映时代特点和符合学校发展实际的思想。对古代和现实任何伟大的思想家，笔者都俯伏而怀至真的敬仰之情。
考察一下我们的教育发展史就会发现，现代中国大学教育取得最辉煌成就的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战时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科技、人文精英，其关键在于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优良思想传统。同样晓庄师范在战争年代就取得举世瞩目的办学成绩，也得益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教育即生活”的教育思想。当下杜郎口中学作为一所地处鲁西南平原上的农村初中，曾经连续10年的中考成绩在县里居倒数之列，如今，用了8年的时间，探索出了一条既能保持升学率，又能提高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新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成功同样得益于其依靠学生自主探究的新思想。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校长的领导首先是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看起来一所学校的成功和校长有无先进的办学思想关系甚大，校长的思想不仅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学校的办学成就和未来。
思想，简单地说是一种对事物更深刻系统的理性认识，它是人们从必然中获取自由的一种工具，是自由王国的通行证。而我们在教育上所谓的思想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教育观念。观念即思想，理念即思想，清醒的意识即思想。
教育的实践是教育思想的根基，是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思想也来自于学习，来自于学习后的思考，来自于思考后的创造，思想是实践、学习、思考的产物，她是一种生命容纳万事万物、千流万派后的融合及创造。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吸收别人的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补充，并和我们本身已有的思想碰撞、交融从而产生新的思想。但是思想的力量全在于先进和鲜活，先进、鲜活的教育思想的产生有更深刻的东西作为其支撑，那就是一个校长对教育的爱、对教育的责任和使命。
教育是最需吃苦耐劳、最寂寞、最重复单调的行业之一，唯其如此，才需要牺牲、需要奉献、需要大爱深深、需要孜孜以求、需要绵绵坚韧的生命意志。爱是对教育的一种神圣感情。没有对教育爱的累积，就不可能形成作为一个真正校长的人格基础。笔者深知爱教育的校长才能有博大的人文情怀，才能真心瞩目学生的未来、诚心珍视老师的发展、决心促进学校的提升。
所以说爱教育是好校长的第一前提。爱教育的校长“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爱教育的校长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爱教育的校长逢困难之山而开路，遇困难之水而架桥；爱教育的校长以一种坚韧、一种牺牲、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度，创造教育的新纪元，并唤起、促成一种来自大地的撼天动地教育精神。“爱，是人的真正的智慧。没有对人纯洁的爱，没有对美好人性的向往，没有对生命的关怀，没有最起码的人间温情，也就没有生活，世界也就没有阳光。培根说：‘人的天性之中潜藏着一种预施爱于人的倾向，如果世人不只是将爱施与某人或某几个人，那爱自然就会普及众生。’如果丧失了人性，没有了爱，也就没有了教育，世上的任何知识都将是无用的，人类的任何发明都可能用于争夺和杀戮。罗素说：‘爱情与知识的可能领域，总是引领我到天堂的境界，可对人类的苦难的同情经常把我带回现实世界。那些痛苦的呼唤经常在我内心深处引起回响……”教育的爱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关怀，教育的爱的产生和一个人对人间苦难的同情，对人类困境的体悟和力求改变的心态紧紧相连，当我们失去了对人类事业的关心，对人间生命的关怀，单纯地谈对教育的爱是虚而不实的。因为教育本身和人类的美好事业、美好未来紧紧相连，有此教育的爱才扎实，才能真正产生教育的力量。
责任是事业成功的基石，是一种内在的承担意识，同时责任是促使自己负重前进的力量。担当是教育的一种情怀，是良心的自觉。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对家国的一种担当，所谓“多难兴邦”就是“难”能激发起人们的担当意识从而焕发出无穷的力量而使国家振兴。温家宝总理有言“事不避难，勇于担当”。有担当的校长就不能见困难就躲，见好处就要；担当就要有一种生命气度，有一种天下不能无我、有我必要成事的决心；担当就是为教育的振兴而来、为教育的振兴而去的果决；担当就是“苟利教育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慷慨，就是“我以我血荐教育”的豪迈。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记得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高度赞扬了责任，并把责任和人的人格联系起来，他说：“职责啊！好一个崇高伟大的名字！”“放弃责任等于放弃自由和向外部力量投降。”可见责任和担当对人的行为所起的支配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校长在教育上就不会有真正的成就。
使命是一个更高尚、更激励人的字眼。但校长的使命应该落实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麦克尔·富兰在其《学校领导的道德使命》讲过这样的话：“在复杂的社会中，形成并维持一个充满微型机的公立学校系统，是一个过高的要求。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没有一支讲奉献、业务强的教师队伍，我们将一事无成。必须有许许多多教师共同奋斗，不断优化办学条件。没有各级领导对这一过程的指导和支持，我们也就无法使教师们团结协作，共同奋斗。在这个问题上，校长的作用是关键的。”而我们校长的使命就是把这些事情做好，就是要把培养一支讲奉献、业务强的教师队伍为己任，从而改变学校的整体环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指出：“一个社会在其存在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的难题，每个社会成员为其个人利益必须竭尽全力去解决它们。每个难题的提出，便是一种需要经受严格考验的挑战，经过一系列的磨难，这个社会的成员本身会逐渐呈现出彼此的差异。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人失败，同时又有一些人成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些已发现的解决方法对成功地解决接踵而来的问题又显得不大完善，或者过于泛泛，或者适得其反；而其他一些方法却能对未来的发展对症下药，相得益彰。当一个接一个的考验迎面而来时，某些社会成员继续斗争，结果或精疲力竭，有扭曲反常，或萎缩困顿；另外一些成员在智力和体力上得到提高，在为个人开辟道路的过程中，会发现通向他们所隶属的那个社会总体进步的新途径。”汤因比的这段话，首先就是一种深刻鲜活的思想揭示，同时独特地阐明了在解决社会问题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我国当下的教育是问题多多，也可以说是困境多多，有的问题甚至积重难返，比如如何提高素质教育的质量问题。许多问题的解决要靠先进的教育思想，但这种思想的产生不仅仅靠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的借鉴，还要靠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爱、责任和使命，否则可能在这种艰难的探索中或倒下或退缩。
《中国教育报》2010年8月30日在《新语》栏目中刊载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副院长严正的《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的短文，其中说道：“有一次我把上海的和美国的校长组织在一起，讨论什么是最好的中学校长。上海校长说，‘我们觉得一所最好的中学就是让毕业的学生尽量多地进到北大、清华、复旦和交大，我们学校的升学率最高，那我是最好的校长。’美国的校长回答非常有意思：‘我能够把我的学生培养成为终身的学习者，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中学校长。’这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教育质量，要看教给学生的是什么东西。我就问那位美国校长，你为什么用终身学习者来衡量呢？他说，‘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预测20年、30年以后有什么样的工作，也不可能预测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多快，所以我让学生成为终身的学习者，交给他工具，教给他怎么学习，这就是我最成功的地方。’坦率来讲，对于东方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就缺乏这一点。我们都是希望学生能够听话，各级教育相关部门，重要任务就是要让学生考得好。原来我在中国也教过书，想当优秀教师，就逼着我的学生去考试。冷静地看，我们不能这样去教育学生，而是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要让学生懂得怎么成为终身的学习者。如果我们能达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教育质量就是最佳的教育质量。”这个鲜活的案例充分说明了东西方教育目标的差异——一个是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也就是终身的发展；一个是着眼于当下的考试。两个着眼点说明了教育思想的巨大差异，同时也就决定了教育方式的不同，学生发展方向的不同。笔者赞同“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的理念，惟其如此，我们的教育才是为人的教育，才是负责任的教育，才是当下和未来需要的教育。而仅仅为考试的教育则是一种工具化的交易，是一种急功近利、贻误学生终生的教育，是不能真正提高国民素质，更不能提高学生创造力的。
2009年，上海中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拔得头筹，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国人似乎有了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机会，我们的教育界似乎也为之自豪——似乎我们的基础教育真正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其实，且不说我们的基础教育并不都是上海，而《德国金融时报》对此的结论就颇值得我们省思。该报评论说，“上海学生的优异成绩表明，PISA的测试有时很少能够说明一种教育体制的质量”，“这一成就的代价很高昂：沉重的课业负担不但剥夺了中国学生的童年，也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似乎要说，外国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是在否定我们的成绩，但人家的结论和评说，有充分的事实做依据，他们举了一个学生的例子来证明：“小芳（音）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学生。这个8岁的孩子现在上三年级，‘从早到晚只有学习’，她的奶奶说，‘压力很大，没有时间玩。’正常的情况下，她每天除了上课，家庭作业通常要到晚上9点才能做完，然后她上床睡觉。周末，这个8岁的孩子还要学习英语。……父母今天就让这个8岁的孩子发疯地学习。没有哪儿像中国那样，孩子们在考试前如此用功——没有哪里的孩子比他们记得更好。所以他们在PISA测试中取得好成绩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教育中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并且形成“应试教育”思想下的一种定势，这种教育是不能承担我们发展需要的，这种教育是没有生命力的教育。
举出以上的案例可以说明我们教育的所有问题，都体现在这种教育的意识上，或者说这种思想上，我们社会发展中缺少创造性的人才的症结也在这里。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原因也在这里。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引领学校发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