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的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科贝尔的讲座场场爆满。有一天，他作的主题为“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讲座，就吸引了赖斯。也许是科贝尔的教学方式吸引赖斯，也许是他看待美国的“旁观者”视角引起了赖斯的共鸣，赖斯感觉她突然找到了人生的发展方向。赖斯突然发现，“苏联政治居然那么有意思”，她说：“俄罗斯让我从音乐中跳了出来。”
赖斯非常崇拜科贝尔教授，不仅因为他是丹佛大学知名的国际事务专家，知识渊博，还因为他的真知灼见常常令她茅塞顿开。
赖斯后来谈到科贝尔对她决定选择国际政治专业的影响时说：“我真的很崇拜他。”“我真的是这样。他是我选择这个专业领域的原因。我喜欢他的课程，我喜欢他。是他帮助我下决心选择国际政治专业，并使我有可能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人。”赖斯多次强调，科贝尔是她一生中对她的学术生涯与人生道路影响最深刻的人之一。她说，科贝尔“是我生命中对我具有最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仅次于我的父母”。
在课堂上，科贝尔教授对赖斯的聪明才智与激情印象深刻，鼓励她学习国际政治，并希望她今后到该校国际关系学院读书。科贝尔很快成为赖斯学术专业上的引路人与生活中的“智力父亲”。后来，科贝尔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来培养指导赖斯，在这点上，赖斯就像科贝尔心爱的女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一样，都是这位慈父严师的好孩子与好学生。奥尔布赖特与赖斯后来都没有辜负科贝尔的培养与期望，先后成为克林顿政府与布什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
当赖斯告诉她父母，她决定选修国际政治专业，主攻俄国问题时，她的父母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她的父亲约翰·赖斯，最初简直不敢相信她的女儿打算学政治。约翰听完女儿的计划后，不开心地说：“学什么政治？这是浪费时间。黑人是不学政治的。”约翰还认为，学政治也不赚钱。
在赖斯告诉父母，她决定选学国际政治专业的那一天，她的姑姑格萝那天刚好也到她家看望她父母。赖斯的姑姑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她的父亲看着她，对赖斯说：‘康多莉扎，黑人在政治方面是赚不到钱的’。”但赖斯很坚定，她回答说，黑人学音乐也不赚钱。
但无论如何，父母总是支持女儿的。
三专研苏联
赖斯坚信自己选择国际政治与苏联问题作为主修专业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科贝尔教授使她坚信这一点，而且当时的国际形势与美国的政治气候及舆论也使她相信，国际政治与苏联问题是一门很有前途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今后大有可为。
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初期，美国与苏联及东欧集团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冷战与争霸，影响了国际政治、军事、外交与经济各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战后整个国际关系的运行，有时甚至把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美国学者塞·比亚勒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苏关系总的说来，成了国际关系的轴心，具体来说，成了美苏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学者与政治家们在当时观察世界事务，以及研究国际关系与美国的外交问题时，特别重视美苏关系。美苏关系与苏联问题在美国学术界当时是相当热门的学科。从这个领域毕业的学生也都有良好的就业前景。而且美国媒体当时天天报道的是苏联与苏联东欧集团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政客与舆论使美国人民相信，苏联与共产主义是他们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
赖斯小时候曾观看过电视报道的古巴导弹危机消息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事件。年轻的康迪对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与苏联在1968年派军队占领捷克，镇压捷克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件印象十分深刻，刺激很大。她曾表示，她小时候觉得古巴导弹危机比伯明翰教堂的炸弹事件更危险更恐怖。她说：“我父母当时给我一个他们能够保护我不受炸弹事件影响的良好印象，尽管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这个能力。但我记得，古巴导弹危机使我更感到害怕。因为我认为，在这种危机发生时，我父母根本不可能保护我。”在谈到苏联入侵捷克事件时，赖斯强调说：“我仍怀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对一个英勇的民族被压制下去而感到悲哀与遗憾。”她觉得苏联问题太重要了，她应该学习了解苏联，包括它的语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与军事。因此，当赖斯决定选择国际关系专业之后，她很快将学习的重点定在苏联问题。她现在开始想成为一名苏联问题专家，并曾在后来开玩笑说：“这个领域的工作待遇绝对会比当一个演奏钢琴的要强。”
赖斯后来说，她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被吸引到学习有关苏联的军事问题方面，特别是苏联的核子军备问题。她说：“我几乎完全被吸引到学习苏联的军备问题上来。当我发现历史上的战争非常可怕时，我发现我需要了解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我开始学习研究并思考我无法思考的一些问题——核子战争，以及我们如何防止它。”
在选修有关国际政治课程的同时，赖斯开始学习苏联历史与俄语。俄语被称为“需要十年才能学会的语言”，但赖斯早年学习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与德语的语言底子给了她学习俄语的语言基础。她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俄语，学习进步得很快。在大学本科学习的最后两年时间里，赖斯广泛涉猎有关俄国问题的历史与小说，打下了良好的俄国历史与文化，以及俄文底子，为她今后进一步在这个领域学习深造，成为一个俄国问题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赖斯在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系学习期间，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平衡理论与国际现实政治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特别对这个学派的大师汉斯·莫根索的著作——《国家之间的政治》深感兴趣。莫根索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是根据其基本本能来行动的，一个国家会为保护它的切身利益而战斗。莫根索相信，每个国家必须根据它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行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以至于战争，不过是国与国之间利益之争的表现形式。莫根索指出，与国际政治中理想主义学派不同的是，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不太注重道德与价值之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而是以“理性，客观性，与非情绪化”来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总之，在莫根索看来，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必须保证它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要在国际上取得它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是最现实的东西。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与生存资源，当国家间这种权力与生存资源发生转移与变化时，往往会导致国与国之间权力的不平衡，最终导致战争。
赖斯这个时期深受莫根索权力政治与国际现实政治学说的影响，对权力平衡学说深信不疑。她曾说：“我早期所读的东西，是受到汉斯·莫根索影响的。”这种影响后来一直延续到她未来的整个学术与外交生涯。
赖斯对在丹佛大学的4年本科学习，特别是后两年转到国际政治专业与俄国问题的学习相当满意。她对丹佛大学有着良好的印象。她后来曾说：“丹佛大学是大学中的一个珍品。丹佛大学对我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赖斯强调说：“丹佛大学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大学，一方面，它小到学校有人能够关心你的情况，另一方面，它不限制你选择学习的范围。”赖斯认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丹佛大学，为“所有的学生，不论种族与性别”，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机会。而在其它地方，作为一个黑人女生，她可能需要比其他人付出双倍的努力去奋斗。她感到在这所学校受到尊重，像所有学生一样，得到平等的、成功发展的机会。
当然也有不愉快。当赖斯在丹佛大学读书时，曾得过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威廉·萧克利关于由于基因的关系，白人的智商要比黑人高的理论在美国学术界颇为流行。萧克利将IQ直接等同于智力，认为黑人的智商明显比白人要低，而且黑人的这种缺陷并不是后天造成的，而是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当时，丹佛大学政治系有名教员是白人至上主义者，非常信奉威廉·萧克利所提出的因基因遗传的关系，白人的智商要比黑人高的理论。赖斯在上他的第一堂课时，这位教员对学生们说：“在文化智力方面，黑人从基因角度上来说要劣于白人。”赖斯听到这种谬论，非常生气，立即站出来对他进行辩驳。她当着全教室250名同学的面情绪激动地对这位教授说：“我会说法语。我能够演奏贝多芬。我在你的文化领域比你更优秀。这些东西都是可学可教的。”
面对着这位咄咄逼人的黑人女生，那个教授招架不住，最后搭讪着说：“你的身上肯定流淌着不少白人的血。”
赖斯在大三的时候，从十分熟悉的音乐专业突然转到完全陌生的国际政治专业，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跨越与挑战。但赖斯凭其聪明才智与勤奋，在没有任何国际政治专业背景的情况下，用两年的时间修完与国际政治专业和苏联问题有关的所有学分，以优异的成绩和费·贝塔·卡帕（PhiBetaKappa）优等生学会会员的荣誉毕业于丹佛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赖斯从丹佛大学毕业时，还不到20岁。
由于大学毕业时成绩与表现卓越不凡，赖斯顺利地进入了硕士研究生课程。在父亲的建议下，她选择了全国一流的印第安那州圣母大学的政府与国际研究系，于1974年秋季进入该校读书深造。
圣母大学成立于1842年，是一所相当保守的私立的罗马天主教大学。传统上，圣母大学重视品行与价值观念方面的人文精神教育，强调上帝对人类的爱与精神引导，倡导人的精神修养与发展，鼓励学生参与社区活动与对社会的奉献精神。赖斯的父亲对圣母大学非常了解，十分欣赏该校保守的宗教与人文传统。约翰·赖斯相信，圣母大学是他女儿从事研究生学习与进行精神修养的理想地方。赖斯在圣母大学的研究生指导顾问乔治·布林克利认为，赖斯来到圣母大学的部分原因是这所学校的保守传统，因为赖斯与她父亲有相似的宗教信仰与比较保守的世界观。
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圣母大学的政府与国际研究系，有全美一流的苏联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创办者与负责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美苏冷战兴起时流亡到美国的前匈牙利外交官斯蒂文·科特茨。斯蒂文·科特茨与赖斯的“智力父亲”科贝尔有相类似的经历，他们都来自苏联控制下的东欧集团，都熟悉了解俄国的历史与政治。科特茨流亡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的负责人菲利普·莫斯里的建议与协助下，在圣母大学的政府与国际研究系成立了苏联研究中心，并很快使该中心跻身于美国研究苏联与东欧问题的顶尖研究行列。
科特茨在圣母大学的政府与国际研究系创办的苏联研究中心出名后，吸引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人才到该系任教与从事学术研究，其中包括在50年代末期从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博士毕业，后来成为赖斯的研究生指导顾问的布林克利。
布林克利专攻俄国问题，特别是苏联军队问题与美苏关系问题，并在这些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与文章。赖斯进入圣母大学的政府与国际研究系后，在布林克利博士的具体指导下，深入学习研究国际关系与苏联问题。
赖斯进入圣母大学政府与国际研究系读研究生时，国际形势与美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69年，共和党籍的尼克松就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幅度调整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外交政策。尼克松对外政策的重点是，一方面在亚洲希望结束越南战争，与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企图通过与已在核战略武器数量上与美国达成核均势的苏联进行缓和谈判，以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与此同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苏联也发起了强大的缓和外交攻势。1971年春，苏共“二十四大”提出了6点“和平纲领”，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世界上两个核超级大国为了避免竞争失控导致核大战和共同毁灭，希望通过和平会谈以达到和平相处。于是，70年代上半期，美苏之间出现了一个“缓和”的高潮。
1972年夏天，尼克松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与国务卿罗杰斯的陪同下出访苏联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就中国问题、欧洲问题、东南亚问题、军备控制问题，以及美苏两国关系等问题举行了广泛的会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苏联首都，在美苏关系史上意义非比寻常。会谈期间，美苏双方签订了9个协定与条约，其中有《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及其议定书等。翌年夏天，苏联领导人勃列尔涅夫回访美国，同尼克松举行首脑高峰会谈，双方讨论的问题包括欧洲安全、军备控制、中东形势、防止核战争等。美苏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又签署了一批条约与协定，包括《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等。1974年夏天，尼克松再次访苏，与苏联方面签署了大小共10个协议文件，主要有《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及其协定书，《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议定书》等。简而言之，在70年代上半期，美苏之间的缓和与军备控制谈判垄断了冷战时代国际政治关系中的议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动，主控了当时国际政治的方向。
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赖斯进入圣母大学政府与国际研究系后，很快将研究生学习研究的重点放在苏联军事战略与美苏关系问题上，特别是美苏之间的核子裁军与军备控制问题。她的指导教授布林克利博士指出：“康迪在圣母大学学习期间，对苏联军队与军备控制问题，以及美苏关系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她的硕士学位研究工作在某些方面集中在研究苏联的军事力量。”
赖斯进入圣母大学时，布林克利教授对她的聪明才智与迅速领悟问题的能力印象非常深刻，认为这个新来的黑人女研究生聪慧敏捷。他说：“我们在苏联与东欧研究方面的研究生项目有一些基本的课程要求。但她真是极其聪明。她来到我们这里时，在苏联问题方面，比大多数学生都要准备得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