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钢琴梦碎
1967年夏天，康迪·赖斯的父亲利用假期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大学修完所有硕士学位课程，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新生入学办公室的助理主任，同时在历史系讲授“黑人在美国的经历”的课程。他工作得得心应手，不断升迁。他从新生入学办公室的助理主任做到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助理院长、副院长，直到丹佛大学负责学校资源的副校长。约翰·赖斯在丹佛大学得到工作之后，举家迁居位于落基山脉的丹佛市，彻底走出了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亚拉巴马州。
约翰·赖斯携全家离开相当闭塞、保守落后、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迁居到西部正在新兴发展，朝气蓬勃的丹佛市，对他正在成长中的女儿的教育发展，是个历史性的转折，康迪进入丹佛市有名的私立女子学校——圣玛丽学校读书，她第一次进入一个多元化的，从不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学习，这年她13岁。
圣玛丽学校成立于1875年。它是美国移民早期在向西部开拓时期，由几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天主教修女为了西部移民子女的教育而一手筹办建立的，这主要是一个天主教教会举办的私立女子学校。该校在外语语言与人文艺术等学科教育方面有历史传统与特长，其它各类学科的学术教育也相当不错。圣玛丽学校管理严格，校风严谨，对学生的学术要求相当高。该校与丹佛大学在一条大道上，二者距离只有几个街区。多年来，丹佛大学管理层及很多系主任的女儿都在这里上学。
圣玛丽学校的法拉希洛老师在描述该校严谨的学风与高质量的学术教育时指出，圣玛丽学校是美国历史上早期建立的天主教女子学校之一，“从学校成立的那天起，其宗旨是要培养教育天主教女性。圣玛丽学校的学习环境极佳。所有的天主教学校都享有良好的学术教育与严谨校风的口碑。圣玛丽学校规模不大，加之学风严谨，吸引不少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来该校读书。”特别是在反战反传统与性革命性解放大行其道的60年代末，重视学生品德与修行的圣玛丽学校，为它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学习环境。曾教过康迪数学的法拉希洛老师强调说：“事实上，在一些家长担心60年代的毒品泛滥与价值观念变化的情况下，圣玛丽学校成为动乱时期一个安全的地方。”康迪来到丹佛的圣玛丽学校，使她不仅彻底远离了种族骚乱日益严重的南方（在康迪一家离开阿拉巴马州不久，美国南方与全美许多大城市因马丁·路德·金博士被刺事件而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而且避开了正在全美校园风起云涌的反越战抗议示威活动，使她能够在一个相对安静与安全的环境与条件下弹琴读书。
于是，康迪在圣玛丽学校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首先，因为圣玛丽学校为了维护该校的校纪校风，规定每个学生在校必须穿着统一的校服。赖斯后来回忆当年在圣玛丽学校上学的情景时说：“我所记得的当时的所有情况是，我生平第一次要穿校服。”
其次，圣玛丽学校的学生主体是白人学生，康迪是她们年级70名女同学中3名非洲裔黑人女学生中的一个。她的老师全是白人。这对来自南方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其老师同学曾都是黑人的康迪来说，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学习环境。
另外，科罗拉多的丹佛在地理环境与气候上与炎热潮湿的阿拉巴马州不同。位于落基山脉的丹佛市多山多雪，有许多著名的风景胜地与滑雪场和滑冰场，当地的一些滑雪场与滑冰场终年开放。滑雪运动，特别是花样滑冰运动，在丹佛是一项非常流行的体育活动。这对于喜欢体育运动与滑冰的康迪来说，令她激动万分。赖斯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对去丹佛非常激动，在那里，我可以一年四季滑雪滑冰。”
迁居到丹佛后，康迪的父亲对女儿马上要学习花样滑冰的要求表示支持。本身是个体育运动迷的约翰·赖斯，乐见心爱的女儿参加任何她喜爱的体育运动。因此，康迪家一搬到丹佛后不久，康迪的父亲就让女儿去报名学花样滑冰。由于上课的时间是清晨5点钟，约翰·赖斯4点半钟就得起床，陪送女儿去滑冰场。在父亲的陪伴下，康迪每天早上4时半就起床，去滑冰场在教练的指导下从基本功开始练习，包括练习步法、身段，从旋转、侧滑、前冲、穿越、踮脚到组合动作和双人滑冰。康迪受过良好的芭蕾训练，对学习花样滑冰又有悟性，她对优美而且难度高的花样滑冰一度十分着迷，她曾想做一个职业的花样滑冰选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每天坚持练习花样滑冰，并参加丹佛的花样滑冰俱乐部，与俱乐部的成员们经常进行竞争比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康迪觉得她没有做花样滑冰选手的天赋，不可能在花样滑冰运动方面出类拔萃，而且她母亲担心她滑冰时突然摔倒而跌坏双手，会断送她弹琴的生涯，她最后不得不放弃做一个花样滑冰选手的梦想。
康迪后来说：“我曾经努力练习花样滑冰，但我后来清醒地认识到，我在这方面的天赋有限，我决不会成为一名花样滑冰的奥林匹克运动竞赛选手。”
康迪不再练习花样滑冰之后，开始集中精力花费更多的时间学琴练琴。除了学校的学习与功课，弹琴成了康迪日常生活的中心。她每天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与机会弹琴，练习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舒伯特、巴赫、卓宾等世界钢琴名家的名曲。为了给女儿创造更好的弹琴条件，帮助她实现成为一个钢琴家的梦想，康迪的父母贷款1？郾3万美元买了一台二手的、华丽漂亮的大三角立式斯坦威名琴，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了女儿能够成为一流的钢琴演奏家，康迪的父母十多年来为她花费了无数的心血与投资。康迪每次上这台美丽的大钢琴练习弹琴，都会想到父母的良苦用心，也更加勤奋用心。
以前，在亚拉巴马的公立学校里，康迪的各科成绩在全校都是名列前茅，从来都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学生。但在圣玛丽这个白人学生占绝大多数的私立学校里，康迪的学习能力与水平却第一次受到了怀疑。进入高中后的一个学期，康迪在考完准备上大学的SAT考试后，学校的一位学生顾问找她谈话，通知她考试结果，说明她的考试成绩不太好，并告诉康迪，说她不是一个上大学的“料子”。这位学生指导顾问建议康迪高中毕业后，不要梦想去上大学，安心找份工作好好过日子。康迪听后惊呆了。虽然因某些原因，她这次SAT的考试成绩不理想（特别是在数学方面），但她在学校的所有功课，包括拉丁文与法文都是“A”，她在音乐、体育各方面的表现也都非常优异，为什么学校的指导顾问说她不是一个上大学的“料子”？
赖斯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当年学校的升学指导顾问给她上大学大泼冷水的情景时说：“我在SAT考试中成绩不太好。我记得学校的指导顾问懒得看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我在学校里所有的高级课程科目中都得‘A’。我的拉丁文得了优秀。我是个花样滑冰选手，我还学钢琴。但这个顾问全不看这些。我认为，这是一种潜意识的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赖斯认为，这个学生指导顾问在她上大学问题上轻视她的做法，实际上“暴露出的是一种对非洲裔美国黑人低期望值的问题”。
康迪的父母根本不相信对他们女儿的这种片面失实的言论与评价。他们认为，他们的女儿不是是否能上大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上的问题。他们使康迪确信：学生顾问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康迪相信父母的判断，她向着“加倍努力加倍好”这个目标继续奋斗。1969年，在她15岁的时候，康迪已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学完了圣玛丽学校高中应修的课程，获得了高中毕业的足够学分。她的父亲要她马上从高中毕业，进入丹佛大学读书。但康迪觉得现在就进丹佛大学做全时制学生尚早，她还要在圣玛丽学校高中再学习一年，因为她想高中毕业后去纽约著名的茱莉叶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但康迪的父亲约翰认为她要去纽约著名的茱莉叶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的计划不现实，很委婉地对她说：“你也许会改变你的计划。”约翰·赖斯夫妇根据康迪的意见，同意女儿在圣玛丽学校高中再呆一年，同时每学期在丹佛大学修两门课，并继续学习钢琴与音乐。
康迪16岁那年从圣玛丽学校高中毕业，她没有去成纽约著名的茱莉叶音乐学院，而是进入丹佛大学拉蒙特音乐学院主修钢琴演奏。
在丹佛大学拉蒙特音乐学院学习，她每天长时间忘我地练琴，不知疲倦地学习演奏世界钢琴名家的作品。康迪这时期非常喜欢勃拉姆斯、舒曼与舒伯特等人浪漫抒情的作品。她特别喜欢勃拉姆斯的作品，曾说“勃拉姆斯是我这个时期最喜欢的作曲家”。但她对标题音乐与李斯特的作品不太感兴趣，她喜欢充满激情浪漫的作品。
这个时期，康迪一年要参加好几个重要的钢琴演奏会与几次钢琴比赛，并在全国青年钢琴比赛中得了大奖。这使她有机会与丹佛交响乐团一起演奏莫扎特的D小调钢琴协奏曲。
康迪一直梦想成为职业钢琴演奏家。但在大学二年级期间，她精心构造的音乐计划与梦想被打碎了。那年夏天，她参加了著名的阿斯本音乐节，遇到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竞争。康迪后来解释说：“我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碰到了一些11岁的孩子，他们只要看一眼就能演奏我要练一年才能弹好的曲子。”“在技巧上，我基本上能够演奏任何曲目。但我意识到，我决不可能像真正伟大的钢琴家们那样演奏。”她说，“莫扎特从不花很多时间练习弹琴，但我一遍又一遍地练琴——仍不能在钢琴方面表现得出类拔萃。”“我想我不可能有在卡内基大厅演奏的那一天了。”
康迪此时已经完全成熟了。她认识到，她在钢琴与音乐方面很有才华，但并不卓越超群。在音乐界跟那些更有钢琴天赋与音乐才华并受到更全面更好的音乐教育的人相比，她缺乏超强的竞争力，她不论再怎么努力，将来都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音乐会钢琴演奏家。认识到这种残酷现实，康迪当时的心情是极其痛苦难受的。
通常，学音乐专业的人毕业后会有两种选择——或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家或成为一名音乐教师。但康迪从来都没有想到将来要做一个给人伴奏的钢琴乐师或是一名中小学的音乐老师。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根本不想毕业后去把自己的大好年华浪费在教授十几岁的孩子“糟蹋贝多芬”。她觉得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决定换个专业，从新选择人生起跑线。
康迪心高气傲，好强争胜。她觉得，既然不能在音乐方面发展，成为一流的职业钢琴家，她可以转到其它方面发展，在新的领域成为卓越超群、出类拔萃的人物。美国作家玛莉·朵得森·威德在她写的有关赖斯的通俗传记《康朵莉扎·赖斯——追求卓越》中指出：“她一直在她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中都是最优秀的。在音乐领域里既然不可能成为一位卓越的音乐会钢琴演奏家，她不愿再在这个领域继续发展。”
赖斯后来在谈到她当初决定放弃她所热爱的钢琴，转换新的专业时说：“在生活中不仅只有音乐，还有其它东西。”她表示：“我不是那种害怕生活危机的人。我真的不这样。生命太短暂了。面对危机时，克服它，然后做下一件事情。”
二人生转折
在决定放弃为之奋斗了多年的钢琴与音乐专业之后，赖斯开始考虑选择一个她感兴趣而且适合她未来发展的新专业，并将她的决定告诉她的父母，征求他们的意见。赖斯后来告诉人们她当时选择新专业的急迫心情时说：“我开始盲目急切地找一个新的专业。我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曾经花费大量金钱与时间，希望我能成为一个钢琴家。我跟他们说，‘爸爸，妈妈，我要改换我的专业。’”
但赖斯一时不知道到底应该选择什么专业，哪个专业最适合她，她当时所能够明确告诉父母的是，她不再想学音乐了，她不想今后做一个钢琴家。
赖斯父母的失望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很开明，表示理解与支持她的决定。他们三人最后达成一致决定，不管赖斯最后决定学什么样的专业，她应该先在丹佛大学读完4年本科，拿一个大学本科学位，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未来的职业。
在丹佛大学二年级下学期，赖斯正式放弃了音乐专业。
放弃音乐专业后，赖斯最初想学英国文学与政府政治专业，但很快觉得英国文学专业太抽象，不够精确严密，她实际上并不喜欢它。她修了几门政府政治方面的课，包括政党政治，选民的投票行为，联邦与州政府，以及政府结构等。她觉得这些课程对帮助她了解美国社会与政治很有帮助，但仍感到这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康朵莉扎·赖斯——追求卓越》一书的作者威德说，这期间，赖斯“在寻找一个她感兴趣的新专业上遇到麻烦”。
在大三的春季学期开学后，赖斯选修了一门“国际政治概况”的课程，那节课主要讲的是俄国与斯大林问题，主讲老师是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著名教授，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外交官约瑟夫·科贝尔。科贝尔知识渊博，个人经历丰富独特，对俄国与苏联东欧集团的事务非常熟悉，他讲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很快就吸引了还未选定专业，对今后到底要学什么做什么仍举棋不定的赖斯。她后来说：“这一课程拨动了我的心弦，我记得我当时想，俄国问题就是我想要更多了解的领域。这就像恋爱一样……我无法解释，但它的确吸引着我。”
科贝尔190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年轻时曾到法国巴黎留学，后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并在捷克政府的外交部工作。在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由于其犹太人的背景，科贝尔难以在故国生存，被迫携全家逃亡到英国，在伦敦担任当时流亡在英国的捷克总统的顾问。纳粹德国垮台后，科贝尔回到祖国，成为捷克驻南斯拉夫大使，并在1946年担任捷克政府参加巴黎和平会议的代表。然而在1948年，捷克国内政局突变。捷克新政府倒向苏联，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科贝尔被缺席判死罪，于是逃往美国寻求政治避难。最终，他在丹佛安顿了下来，开始从事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苏联与东欧集团问题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
1959年，科贝尔在丹佛大学发起成立国际关系研究院，并担任该院院长。科贝尔在成立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时有个理想：要和美国东部研究国际政治的知名学府——乔治敦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齐名。为此，他最初不愿接收女学生，认为女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对学院的名誉也没什么好处。直到60年代末，科贝尔才转变观念，破例招收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