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赖斯发现，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坚强支持与精神寄托，她几乎不能从丧母的哀痛与对母亲的哀思中解脱出来。她后来说，丧母之痛使她恢复并加强了宗教信仰，并使她从丧母的哀痛中得到平静与希望。从此，她只要有时间与机会，都坚持去教堂，参加教堂的祈祷与其它宗教活动。
在母亲去世后，赖斯说服已年迈的父亲卖掉在丹佛的房子，搬到旧金山与她一起生活。从此，赖斯与心爱的父亲在濒临太平洋的风景优美的旧金山安家，相互关照，共同生活。
80年代初期，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与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学者大多是国际现实主义学派的信奉者。赖斯在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学习时接受的就是这个学派的学说理论。该学派主要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平衡与实力外交，重视国家的现实政治利益而不是理想主义的道德信仰。赖斯到斯坦福后，深受该校研究国际政治关系学者，特别是斯坦福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研究人员们的影响。作为斯坦福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赖斯经常旁听该中心高级研究人员讲授的有关国际安全，军备控制，大国政治，国家安全战略与外交策略等高级研究课程，进一步吸纳接受了该学派中的一些新的学说与观念。她日益将自己视为一个国际政治关系领域中的现实主义者。赖斯在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的俄国研究同事迈克夫教授说：“她相信现实政治，相信国际关系中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权力政治平衡。至于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不应是制定外交政策时所该考虑的。”赖斯的现实主义观点，成为她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苏联与东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她注重一个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因此，她十分重视研究大国政治与大国关系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苏联与东欧集团国家的军事力量及战略武器是她研究的重点。这个领域有许多新的时髦的隐秘专业术语，如投弹量、多弹头导弹、多重战场打击等等。
当赖斯在斯坦福大学专心教学与从事苏联军事问题的学术研究期间，国际形势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自共和党的右翼保守派里根于1981年就任总统后，里根政府大力重振美国的国防与军事力量，企图以强大的经济与军事优势压倒苏联，谋求在全球的霸权。里根上台后的对外政策，其突出的特点是全面加强美国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在各个领域中，与苏联争夺优势，强硬对抗。因此，里根上台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被某些人称之为“第二次冷战”的浪潮。
首先，保守强硬的里根政府毫不含糊地把遏制苏联力量与影响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首位。“苏联与共产主义的威胁”，“东西方斗争”，成为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里根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就公然宣称“苏联是世界罪恶的策源地”。1983年3月，他在另一次讲话中再次称苏联为“邪恶帝国”，“现代世界罪恶的中心”，号召美国人民与美国的盟友们积极投入对苏斗争。
其次，里根特别强调美国的军事实力，提出“重新武装美国”的口号，决心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争夺全面对苏军事优势，迫使苏联要么搞得经济破产，要么屈服让步。在里根政府任内，美国军费开支年年增长，从1980年的1439亿美元上升到1984年的2003亿美元。里根为打破美苏之间的核战略均势与僵持状态，大力推行所谓“高边疆”战略，积极构建攻防兼备的战略武器体系。1983年，里根提出了以此为目标的“战略防御倡议”，即后来人们称谓的“星球大战计划”。里根政府咄咄逼人的军备竞赛势头，不仅迫使自70年代以来企图与美国搞缓和的苏联重新投入军备竞赛，并使美苏之间多年来所进行的军备控制及战略武器谈判走进死胡同。
1985年初，里根连任成功后开始了第二届总统任期。这时，苏联领导人发生更替，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为苏共总书记。戈氏上台后，根据苏联面临的内外交困的现实形势，决定调整内外政策，以摆脱长期冷战的重负，减少军备竞赛，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提高苏联的国力与“加速发展”战略服务。戈尔巴乔夫为此提出一整套“新思维”，全面修正了苏联内外政策的许多基本理论、方针与政策。在对外政策上，戈氏“新思维”特别强调在核时代，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强调了各国相互依赖和共同生存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苏共中央的一次全会上指出：“人类以前从未面临过像当前这样可怕的威胁。”“惟一明智的出路就是，对立的力量立即达成在地球上停止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和不许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宇宙中去的协议。”戈尔巴乔夫主张要以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安全问题，并强调了国际间对话、妥协与合作的必要性。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苏联方面准备与美国展开新的军备控制与缓和谈判，以达到双方和平共处。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正好是里根政府第二届任期之初。由于美国已在战略武器与常规武器方面比苏联占有很大的优势，把苏联基本上逼成了守势，加之美国的西欧盟国都主张与苏联及东欧集团搞缓和，里根政府决定正面回应苏联新领导人的缓和呼吁，改变与苏联打交道的方式，在继续“以实力求和平”的同时，开始实行外交上的“现实主义”。1985年后，里根及其国务卿舒尔茨都强调对苏联要实行“新现实主义”的政策，甚至开始引用“新思维”一类的辞令。1985年春，舒尔茨在美国著名的《外交》季刊杂志上发表题目为《新现实与新思维方法》的文章，主张在热核时代，在国际力量关系已转变成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应对苏进行实力基础上的谈判，以谋求双方共同生存的利益。同年10月，舒尔茨发表《美国对外政策的道德与新现实主义》的演说，强调在核时代，必须用政治手段寻求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能忽视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忘却现实主义的解决问题之道。舒尔茨强调了汉斯·莫根索主张的现实主义，指出“现实主义要求我们的各项对外政策避免完全建立在同政治现实脱节的道德绝对论的基础之上”。舒尔茨主张对苏应奉行“现实主义、实力与对话”的方针，争取与苏联建立“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从80年代中期开始，美苏之间发起了新的缓和对话，并加强了两国首脑间的高峰会晤与战略武器控制的谈判。
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研究苏联军事问题的黑人女性年轻学者，赖斯对苏联的每一点变化与美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美苏之间的军备控制与战略武器谈判十分关注与敏感。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她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研究军备控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苏联军事发展以及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内外政策等问题上来。
当时，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代表美国政府与苏联人进行军备控制谈判的都是一些中年的白人男性精英，完全见不到非洲裔美国黑人的身影，更不谈黑人女性。赖斯对此很不以为然。她认为：“理解军备控制，了解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需要，是我们能够生存的基本问题。美国黑人也应理解这些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们应该参与美国思想与进步进程的各个领域。如果仅仅把这种有关国家重大关心的问题交给那些40多岁的白人男性处理，那将是这个国家的一种耻辱。”赖斯相信，她虽然是一个30岁刚刚出头的年轻黑人女性学者，但她同样有责任与能力参与研究传统上是白人男性统治的军备控制问题，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与世界和平贡献她的才能与智慧。她坚信自己能在军备控制与国家安全研究领域施展学识才华，奉献智慧与心血。1985年，赖斯特别向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胡佛研究所申请到该所从事研究工作，并荣幸地得到批准及该所提供的一份国家奖学金，使她能够离开政治系的教职岗位一年时间，专门从事戈尔巴乔夫及苏联军事问题研究。
胡佛研究所创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主要研究有关世界各国的战争、革命与和平问题。胡佛研究所的创办人胡佛在说明他建立这个研究机构的目的与使命时指出：“成立这个研究机构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和平。该研究所的记录证明它坚持挑战那些推动战争的人。该所应该吸引寻求和平的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胡佛研究所成为美国一流的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思想库与全球著名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历史问题的高级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每年都有庞大的研究经费（仅2004年一年，胡佛研究所的研究经费就有2400万美元——作者注），并藏有全球无与伦比的研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与历史的丰富研究资料，是美国与各国学者向往的理想研究场所。
胡佛研究所为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学者提供许多研究机会，其中包括提供给美国年轻学者的国家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资助美国年轻的学者完成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赖斯申请的研究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课题被胡佛研究所通过，使她成为全美当年获得国家奖学金项目研究资助的14位申请人之一。赖斯在胡佛研究所的研究时间为期一年，从1985年9月到1986年8月。
在胡佛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的一年时间里，赖斯除了专心研究苏联与东欧国家军队问题，还参加并主持了几次有关苏联问题的专题学术讲座与讨论。1986年1月，她与斯坦福大学苏联与东欧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她的国际政治学同仁亚力山大·达林教授根据1985年夏天在斯坦福进行的有关苏联与东欧问题的讲座与讨论，共同编辑出版了一本研究苏联问题的论文集《戈尔巴乔夫时代》。在该论文集的出版前言中，赖斯与达林教授指出，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年迈的领导人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其新的政治局成员的年龄比前任平均要小15岁，苏联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时代。他们编辑这部论文集，是想讨论苏联问题研究中的某些关键层面，以及苏联如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该部论文集中的论文，力图简明扼要地论述苏联的经济、军事、军备控制、苏联的军事联盟系统，以及苏联社会与领导层。
《戈尔巴乔夫时代》共收入来自美国、法国与加拿大10位研究苏联与东欧问题的学者与专家的专题演说稿与论文。赖斯除了参与主编这部论文集，还为其提供了两篇颇有分量的论文。其中一篇题目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另一篇是《苏联的联盟体制》。
在《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一文中，赖斯指出，苏联人十分重视军事力量的发展，尽管苏联人在科技方面落后于美国并且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但苏联人仍在大部分军事领域达到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而且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毫无疑问，苏联是当今全球的一个军事强国。赖斯认为，在考察分析苏联的军事力量时，需要思考回答四个重要的问题。赖斯在她的文章中提出的这四个问题是：“谁是苏联国防力量的决定者？”“苏联军事力量的结构成分是什么？”“苏联人为什么要获得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人能够承受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他们的军事力量吗？”
赖斯在这篇篇幅并不长的文章中，用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简明通俗的语言，一一分析论述回答了这四个与苏联军事力量发展有关的重要问题，使人们对苏联军事力量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苏联军队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苏联军力的分布，以及苏联军队面临的问题等有明确的认识与了解。赖斯发表这篇专门论述苏联军力发展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学术文章，说明她对苏联军队的组织结构，苏联军队与苏共党的关系，以及苏联人的军事理论与思想的透彻的了解。赖斯文章的最后结论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对苏联人来说太重要了，不论苏共领导层如何改变，在克里姆林宫的任何苏联领导人，都不会坐视苏联的军事力量下滑。苏联的强大军事力量证明它是世界上的一个军事强国，是它在世界上优越地位的一个象征。更重要的是，苏联一直是一个重兵设防的国家，因为苏联人相信，防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准备战争。
赖斯的《苏联的联盟体制》一文主要分析论述苏联与华沙条约集团国家军队结盟的历史渊源，以及它们之间的军事与经济关系，同时论述了苏联与古巴、阿富汗等第三世界国家结盟的关系。
赖斯指出，作为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任何国家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朋友总比没有朋友要强。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也不例外。事实上，苏联自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一直在世界上寻求盟友，以共同对抗西方国家。赖斯说，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是苏联的盟友，如叙利亚、利比亚等，但“苏联联盟体制的中心是由东欧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赖斯认为，东欧是关系苏联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地区，在军事上，苏联统治这个地区不仅为它把守住了历史上西方入侵苏联的波兰走廊，而且为苏联提供了对抗西方的地面部队。苏联在东欧国家驻有31个师的庞大地面部队，仅在东德就部署有38万人的强大军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