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11日，驻金门国民党军9000多人，在8架飞机、10艘军舰的配合下，进犯福建南日岛。守岛部队1个连奋起抗击，但因力量悬殊，该岛被国民党军一度占领。当晚，大陆增援部队先后赶到，经反复争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伤亡1300多人。13日24时，国民党军主动放弃该岛。战后，认真总结了失利的教训，进一步加强了战备和军民联防。
1953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一举攻克羊屿、鸡冠山和大、小庙山4个岛屿，歼灭国民党军230多人，生俘少将司令何卓权。国民党军不甘心于这次失败，于6月19日又由胡宗南率1600多人向岛上人民解放军进行反扑，在人民解放军的奋力反击下，国民党军队被歼736人，损失舰船17艘。7月16日拂晓，国民党军驻金门司令胡琏率1万多人，在海、空军配合下进犯闽南海域的东山岛。守岛解放军在增援部队有力配合下，激战36小时，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击落飞机2架，炸毁坦克2辆，击沉登陆艇3艘。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伤亡和失踪1250人。东山岛战斗的胜利，是对国民党军“以大吃小”袭扰活动的沉重打击。
与东南沿海登陆进犯相配合，逃入缅甸的国民党第8军、第26军残部及云南边境地方反动武装1万余人，也在云南边境地区频繁袭扰。1951年5、6月间，李弥率6000余人分4路向云南境内的耿马、孟连、勐海、镇康地区进犯。同时策动当地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反动分子组织武装叛乱，企图夺占这些地区，建立反共基地。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抽调约8个团的兵力进剿，歼灭500余人，其余逃往境外。7月中旬，境外国民党军3000余人分两路再次窜犯云南边境，又遭人民解放军的痛击。在反袭扰破坏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加强政治攻势，半年即争取国民党军3000余人投诚。另一股活动于中越边境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1952年5月至9月，经人民解放军的连续进剿，在主力被全歼以后，也被迫停止了袭扰活动。
国民党军队在对大陆边境进行袭扰破坏的同时，还凭借其海上优势，猖狂对大陆海域进行骚扰。截至1953年，仅浙、闽就有2000多艘渔船被劫掠和炮击，有1万多渔民被抓走，使50多万渔民不能正常出海。为了保卫渔民生命和生产的安全，人民解放军以劣势装备给国民党海军以迎头痛击。1951年6月24日晨，担任护航任务的人民解放军4艘炮艇，为了保护由浙江坡坝港驶往海门（今椒江市）的3艘运粮船和由舟山返回台州的900余艘渔船，在白沙山以东海域同拦截上述运粮船队的国民党军4艘机帆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击沉国民党军机帆船1艘，击伤3艘，取得全胜。
仅1951年上半年，年轻的人民海军在痛击国民党军的海上骚扰中，即俘获国民党军船艇21艘，击沉7艘，击伤2艘，毙伤和俘虏国民党军官兵300余人。1952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武装护航，保证海上安全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各沿海军区部队，迅即行动起来，采取武装人员随航、武装船艇护航、舰艇隐蔽待机、在海岸突出部和岛屿配置火炮等措施，给予在海上进行骚扰的国民党海军以沉重打击。1953年仅在东海海域即作战52次，俘获国民党军船艇26艘，击沉16艘，击伤10艘，歼灭国民党海军人员1300余名，胜利完成了保卫海防安全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军乘新中国国土防空力量薄弱之机，加紧了对大陆的空中袭扰。人民解放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给予坚决回击。1949年11月、12月，国民党空军7次空袭上海。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混合机群17架轮番轰炸上海市区，造成伤亡1400余人，毁房2500余间，绝大部分地区供电中断、工厂停工，上海市总收入减少三分之一的严重后果。同年3月，广州、柳州、杭州、福州、南昌等地也遭国民党空军飞机侦察扫射或轰炸，仅广州即被炸毁民船300余艘，伤亡850余人，毁房170余间。
面对国民党空军的严重威胁，中央军委急调2个高炮团进驻上海，同时邀请苏联空军协助人民解放军担负上海地区防空作战任务。从3月13日至5月11日，上海、杭州等地区的防空部队，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5架，狠狠打击了其嚣张气焰。1950年10月，上海市的防空作战任务被新组建的第一支人民解放军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接替。
1953年7月25日，国民党空军又连续出动飞机3批6架次空袭上海，被人民解放军航空兵击落击伤各1架。从此迫使其不得不减少对上海地区的袭扰。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其他一些重要城市也加强了防空力量。1952年3月22日，国民党空军飞机2架袭击汕头，当即被人民解放军高炮部队击落1架。12月27日，解放军驻厦门高炮部队也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1架。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还加强了对国民党军空投活动的斗争。从1951年至1953年间，国民党军在大陆11个省区空投40次，计218人。空投匪特着陆后，均被人民解放军和当地民兵及时发现和歼捕，使国民党空军“空中反攻”的计划化为泡影。
三、制定《光复大陆指导纲要》
蒋介石一再叫嚣“反攻大陆”，然而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海峡两边的力量对比，都决定了“反攻大陆”只能停留在宣传上。十几年过去了，台湾完全没有“反攻”的行动。但6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演变为台湾提供了“反攻”的客观条件。
60年代初，国际间两大阵营冷战的局势更加严峻，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得美苏两国剑拔弩张，已走到战争边缘。在远东，美国更重视台湾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高级将领频频访台，并带去不少的军事援助。中国大陆的形势，则可以用“困难重重”来形容：中苏两党的破裂已公开化，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技术人员，大陆的工业顿受挫折；与印度的边界战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大陆与有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连年的自然灾害及中国共产党某些政策的失误，粮食大面积减产，饥饿笼罩着大地，一些灾民冲出海关逃到香港。而此时的台湾则相对风调雨顺，经济稳定发展。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自知无力“全面反攻”，只能加派小股武装游击队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同时募捐资助到香港的大陆灾民，并接其中的少部分去台湾，以资宣传。蒋介石知道，凭台湾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反攻大陆”只能是白日做梦，故把希望寄托在大陆的“内乱”上。数年来他一直在号召大陆人民“起义”，投奔自由，并许以优厚的奖励。他当然不会放过大陆陷入暂时困难的机会。
1962年10月10日是台湾“国庆日”，蒋介石循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的同时，特地又发了一个《告中共陆海空各级干部官兵书》，恶毒攻击大陆政权，号召各级官兵“倒戈起义”，并具体提出了对大陆“反正起义人员”的“四项原则和约法十章”，加以诱惑。其“四项原则”是：“第一、反正归来的给予重赏；第二、起义立功的立加重用；第三、参加反共的绝对保障；第四、被迫胁从的不究既往。”
“约法十章”又分“关于大陆全体人民”（六条）和“关于共军将士与共党的党团员及其干部者”（四条）两部分，是他对一旦“光复大陆”成功后的各种许诺。如其中第七条是“凡匪伪陆海空三军将士，能就地起义立功、或接应我国军反攻，携械来归者，一律论功行赏；凡击毙或拘捕其阻碍我反共起义者送交国军，给予重赏，并准擢升三级”。第八条是“能带领一排、一连、一营、一团、一师、一军兵力反共起义者，即以排、连、营、团、师、军长委任，按其功绩晋升官级，并赋予其所光复地区行政长官之权”。
蒋介石最后还保证说，他已令各种电台与大陆保持密切联系，任何地区、任何组织，一旦有具体的“反共”行动表现，他将立即“派空军适时应援，并赋予其所光复地区军政长官的职务，绝不使反共起义的革命战友，做孤立无援之奋斗”。
蒋介石认为“反攻复国”的时机已到，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于是他命令国民党中常会起草一项《光复大陆指导纲领》交由1962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作为国民党从政党员在反攻大陆前和光复大陆后的政治措施的指导方针”。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在11月12日召开。蒋介石在开幕式上阐述了会议的三项任务：“第一，要为反攻复国开路，确实贯彻本党时代的使命和革命任务。第二，要为本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工作，并于明年完成这个任务。第三，要集中全党的人才，也集结全国的人才，一齐贡献全民族的智能，共同来复国建国。”
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在“反攻”中的作用是：“我们党一方面作为军队的前锋，一方面作为国民的后卫，来争取反攻复国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最后还特别提到，他的身体已完全康复，感谢大家的关切。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的主题是“反攻复国”，除例行地听取陈诚代表中常会做的“政治报告”，“五院院长”、参谋总长、“外交部长”的工作报告外，主要是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
《纲领》是根据蒋介石的“训示”，由中常会起草提交全会讨论的。它是国民党高层“衡酌当前反共革命情势的发展，以及应反共作战革命建国的需要而拟定的，将作为今后有关各部门共同的准绳，并做适切的准备，以争取光复大陆的全面胜利与革命建国的伟大成功”。《纲领》总计16条，分为“基本方针”、“实施要领”和“指导与执行”三大部分，其基本内容如下：
“在这个纲领中，确定光复大陆以完成国家统一，恢复人民自由，根绝共产暴政，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目标，综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力量，以发挥总体战的功能，同时使军事反攻与大陆反共革命相互结合，创造里应外合的形势，蔚成革命战斗的热潮，并团结国内、国外、敌前、敌后一切反共革命力量，共同反抗暴政，加速匪伪统治的崩溃与灭亡。”
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与蒋介石以往关于“反攻大陆”的讲话加以比较，发现有两处较为明显的不同：第一，是求“反共军事”与大陆“内乱”的里应外合；第二，是要“团结国内、国外、敌前、敌后一切反共力量，共同努力”，强调要更多地注意“大陆敌后工作”。这是蒋介石根据单凭台湾力量不足以“反攻大陆”的基本估计，及对大陆内外形势的估计而做的相应变化。陈诚在提交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了蒋介石的“四项原则”和“约法十章”，并设计了“日后里应外合，消灭共匪”的三种模式，不像过去只强调台湾一方面的“反攻努力”。
11月15日，蒋介石主持五中全会闭幕式，对“反攻问题”再加指示。他还对八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提出的“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加以阐述，赋予了新的内涵：“革新是要从个人开始，先做到心理革新、生活革新和工作革新。动员则是要以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为准则。至于战斗，乃是要具备战斗的精神、战斗的组织，然后才能发挥出战斗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要围绕“反攻大陆”来进行的。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在蒋介石“反攻”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四、派遣武装游击队骚扰大陆
1962年至1963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已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部分地付诸实施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制定前后，台湾当局派遣了一些武装游击队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伺机进行爆炸、破坏，并企图建立便于长期潜伏的基地，幻想由此引发大陆人民的“响应”。
为达到骚扰破坏大陆的目的，国民党当局早在50年代中期就建立了秘密基地，训练特工人员。训练工作由国民党中常委、“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期主管台湾特务工作的蒋经国一手负责。该基地以美国特种部队的操典严格训练特务，武器装备也来自美国，“每年可训练3个班次约200人”。据台湾情报机构公开发表的数字，自1962年3月至12月之间，共有873名游击人员自台湾派往大陆，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自秘密训练基地乘船出发的。其到达区域多为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省份，还有少数用飞机空投至广西十万大山、甘肃宁夏等边远地区。台湾特务到大陆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破坏的目标“从金矿到渔船包罗一切，可详细分为23类，其中包括铁道、造船所、电力公司及粮仓等”。
进入1963年，蒋介石的“反攻”叫嚣更甚，称“反攻已揭开序幕”，并授意各部门做“反攻开始”甚至“反攻成功”的准备。“行政副院长”王云五在答复“立法委员”咨询时称，“反攻”所需的军事、财政、粮食均已做了充分准备。“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更宣称：“反攻复国是中央政府各部门施政的同一目标，53年（1964）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都是直接间接朝向反攻复国之途迈进。”他还透露：“光复大陆后各项政策及其措施，现已由国防会议及国防部所属战地政务机构研究设计中。”
当时的台湾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宣传反共游击队在大陆的活动，夸大其“战果”。整个台湾沉浸在“反攻即将成功”的气氛之中。蒋经国曾喜不自胜地对外国记者说：“1963年给了我们反攻大陆的最好机会，我们正尽种种努力，以造成并利用这一反攻机会。我们不能采取相反的态度，坐待良机的丧失。”
蒋介石在这一片“反攻”声中，多次发表讲话，推波助澜。其讲话的内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鼓吹“反攻”时机已经来临，要人们立即投入“反攻”。蒋介石称，目前“反攻大陆”的形势是1949年以来最有利的，这种有利局面“可能在若干月或若干年内不会重现的。我们必须善用此等有利因素，使之充分发挥效用”。他在1963年的“元旦文告”中说：
“今后每一分钟，亦就将是我们雪国耻、报家仇的时机！所以我们全国上下，都要积极准备反攻复国的工作，随时随地响应反共抗暴的行动，切勿错过这千载一时难得的机会。
今日我要郑重的号召自由地区、台澎金马所有的同胞和青年们，时时以拯救大陆同胞、收复已失疆土为己任，每个人都要有投身反攻复国实际战斗的准备！要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志节！一齐向战时生活、战时生产、战时服务动员！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团结成为坚强的战斗组合！把所有血汗、力量、资源投入于反攻复国的圣战之中。”
也即是在1963年元旦，台湾有关当局为配合蒋介石的“反攻”号召，显示其“反攻”的决心与实力，正式向外界透露了派武装游击队骚扰大陆的事，称这些部队“秘密进入广东沿海地区，领导反共游击队的活动，有若干地区已建立了秘密基地，并与台湾保持秘密的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