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大陆、逃据台岛一隅，对于不甘心就此失败的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他自1949年12月10日逃到台湾岛那天起，直到1975年4月5日死去，从来都未忘记过“反攻大陆”。他成年累月如痴人说梦般地要“跨海平魔”、“收复河山”。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等待与焦躁中，他不仅发明了许多“反攻大陆”的口号，也曾秘密部署了若干次“反攻大陆”的行动。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想借机介入，对大陆由南向北反攻；大陆发生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又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文革”爆发，他又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他在遗嘱中也不忘交待“光复大陆国土”……
一、鼓吹“反攻大陆”，制定“反攻”时间表
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自从他退守台湾的第一天起，在其言谈和文章中，就开始增加了一条新的政治口号：“光复大陆。”
1950年元旦，蒋介石以“在野”的国民党总裁身份，发表了一个《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救国复国”、“反共抗俄”，要求大陆同胞“接应”“国军的反攻”，台湾同胞“努力生产，增加反攻的力量”。他赌咒发誓，表明了自己反攻大陆的顽固决心。蒋介石说：
“今天是39年元旦的令节，又是中华民国开国的光荣纪念日，中正谨在我全国同胞的面前，重申誓约，只要俄国共产侵略主义者在我们中国占有一寸的土地，我一息尚存，必不中止反侵略、反集权的奋斗。我竭诚号召我国同胞，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与共产国际奋斗到底。深信上帝必护佑我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军民同胞，终能战胜黑暗的暴力，争取光荣的最后胜利，完成我们反共抗俄，救国保种的神圣使命。”
时隔1个半月，蒋介石又利用春节的机会，专门发表了一个告大陆同胞书。在这一文件中，他完全不顾新中国人民以空前热情，积极支前，建设新生活的事实，梦呓般地说：“希望你们坚强地站立起来，绝对不同共匪合作，个别的或有组织的，去参加游击队，使共匪要人无人，要钱无钱，要粮无粮，使他们在你们有组织的封锁，与消极的反抗下，加速的崩溃灭亡，以迎接我们光明的日子，和我们革命的胜利。”
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还自欺欺人地不断地提出和修正其反攻的具体日程表。1950年春，他提出：“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如此算来，反攻的准备应在1950年至1951年间完成，并于1951年至1952年间发动反攻。然而，自提出这个日程表后，原为国民党军控制的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又相继被解放，到了1952年6月，蒋介石宣布的这一年的“总目标”，仍为要“继续以全力推行总动员运动，完成反攻大陆的一切准备”，并没有开始“反攻”的行动。按照最初的估计，最迟应当在1955年春天，最后完成反攻“大业”。可是，伴随1955年的到来而降临的是，1月一江山岛被解放，2月国民党军自大陈岛撤退。形势的发展，恰恰与“反攻”的要求背道而驰。是年11月，蒋介石不得不全面修正5年前所提出的“反攻”日程表。他说：“……反攻复国的使命，自今天算起，政府确信多则7年，少则5年以内，必定可以完全达成这一任务。”往后的事实证明，不仅1962年没有实现“反攻”，即使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也没有能从台湾向大陆移动一步。或许，蒋介石可以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语来聊以自慰吧。但是，人们还是要问他，为何原订的5年反攻计划没有能实现呢？蒋介石并不避讳，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自1950年夏季以来，由于苏联大事装备中共陆军部队，并积极建立其海、空军，尤其空军方面，中共部队“飞机数量与质量，竟超过我方数倍以上”，“这是当时意料所不及的”；“如此形势，我们如照原来计划，仍旧冒险反攻，则不啻为孤注之一掷”。此语虽属实话，但以“敌人”力量的增强作为不克反攻的理由，岂不令人泄气！
蒋介石最早开出“反攻”空头支票的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此时国民党在大陆已遇到彻底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退台。下野总统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遂于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并发表《本党革命的经过与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提出经过整顿党、政、军各部门，不出3年，就可以消灭中共。蒋还在讲话中提出下述口号，作为国民党当时的“努力的目标和进度”：
（1）“洗雪耻辱，报复国仇！
誓灭共匪，完成革命！”
（2）“精兵简政，缩小单位！
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3）“半年整训，革新精神！
1年反攻，3年成功！”
蒋介石还宣称这是国民党“最艰苦的阶段”，但也是“成功立业”、“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全体国民党员记取历史教训，“坚定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充实我们反攻准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的使命”。
在这里，蒋介石界定他的“反攻”准备为半年，1年后开始“反攻”，3年内完成。然而时隔不到1年，蒋氏不仅未完成“反攻”准备工作，反而被赶到四海茫茫的孤岛之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复任“总统”职后的《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再度界定“反攻”时间表，改半年整训、1年“反攻”、3年完成为“1年整训，2年反攻，扫荡共匪，3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3年，多至5年”，完成“反攻复国”使命。
是什么原因使蒋介石更动了“反攻”时间表呢？据蒋介石自己解释：
“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月间在台北介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失败的原因，并拟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半年整训，巩固基地，1年反攻，3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的国军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1年之内开始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战局变化太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4个月时间，就全部陷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重新来拟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10年生聚，10年教训’，而后灭吴。今天我们要恢复整个大陆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消灭毒辣阴险的国际共匪，当然是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
在这里，蒋介石用了一句“战局变化太快”和“始料所不及”就推翻了他原订的时间表。然而时隔不久，蒋介石在答记者问时，又提出“3月反攻论”。
当时有记者问蒋介石：“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反攻大陆？”
蒋氏立即回答说：“今后3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3个月以后，我们就可正式开始反攻了。”
又有记者问蒋：“如果中共始终不敢来台湾，我们何时反攻呢？”
蒋答：“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1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1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对于蒋介石的“3月反攻论”，台湾着名评论家李敖先生评论说：“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3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1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力能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牵连关系？从3个月展期到1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
很显然，蒋介石的“3月反攻论”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进攻的基础上的，它的底牌实际上还是“1年以后”。然而就在蒋介石全力准备“反攻”之际，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接近了台湾岛的外围防线——海南、舟山群岛。慌不择路的蒋家军急匆匆奉令“转进”台湾。
蒋介石为了安抚台岛民心，并给部下打气，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又一次为台湾军民开出了一张无法兑现的反共支票：“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
在这里，蒋介石的“反攻”时间又由3个月变为2年，“反攻”完成时间由3年变为5年。这种翻来覆去的变化，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如果按照蒋介石最后确定的时间表，“反攻”开始时间应从1951年5月份展开。但短短的一年很快就过去了，5年也过去了，蒋家军的“反攻”仍毫无动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再也不敢明定时间表。眼看就要到“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期限，相当多的人已对蒋介石的“反攻”神话抱有怀疑态度，如果不重新明定“反攻”时间表，蒋的“反攻”计划就将最后成为泡影。
在此情形下，蒋介石于1959年5月19日在中国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做了《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的讲话，提出：“客观的中兴复国的机运，自然要有主观的中兴复国的新精神和新气象来掌握的。”“可是说起来很惭愧，这10年以来，大家虽然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但要说中兴复国的新气象，除开社会生活，日趋于奢侈繁华以外，就很少有所作为了。因此外电往往指责我们说，现在政府中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反攻复国的问题，又说，他们近来最乐称述的，只是台湾的经建数字的增高，他们也很少再自称为中华民国，而多是说台湾如何如何了。又说从大陆来台的人，他们也都在漫长的岁月中，淡忘了大陆上的家园，因为他们在台湾大多数都有了一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当然这只是外国记者的一种皮相的和不正确的说法，但是这却足以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行动，并没有一些可以开创中兴复国的新气象和新精神，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实在说，由于大家从大陆撤退来台，已经10年，当时国破家亡的悲哀沉痛和污辱血债，也多少为岁月所侵蚀！又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经建的发展，也有一部分人确实在特别忙于照顾自己的生活，并且企图提高其个人待遇为主要的目的，因而或多或少忘记了自己反共雪耻的责任，模糊了自己报仇复国的目标。当然还有很多的知耻奋发的同志，在埋头苦干，尤其是一般基层工作的同志，不求人知，而唯其效忠报国，在我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更引起我对复国建国的前途无限的乐观。”如果不彻底根除“那种心理上、生活上、精神上的病态”，“还谈什么反攻复国”。“再过10年，超过‘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在这里，蒋介石又开了一张新的“反攻”空头支票，即“再过10年”。从1959年5月算起的话，那就是1969年。然而1969年也过去了，蒋的“反攻”虽然有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但始终未能成气候。随着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蒋介石长叹一声说：“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尽管此后他仍然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仍令“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不断设计新的方案，也不过是蒋本人聊以自慰而已，没有人再相信他的“反攻”时间表。
二、组织袭扰
蒋介石一面鼓吹“反攻大陆”，一面组织各种力量对大陆进行袭扰，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破坏，其主要形式是：第一，大力培植发展大陆的匪特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人民民主政权，以其作为反攻大陆的内应；第二，加强在沿海盘踞岛屿的军事力量，加紧对大陆及沿海地区的袭扰，伺机进行局部反攻；第三，配合美国政府对大陆的封锁、禁运，以海空军劫掠、袭击商轮、渔船，破坏国际国内的海上航运交通和渔业生产；第四，轰炸、炮击、袭扰大陆沿海城市，破坏生产建设，扰乱人心安定。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国民党的袭扰早有预见，并做了反袭扰的周密准备和部署。早在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就指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有可能“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大陆，“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1950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准备对付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登陆袭击的指示，要求“加强侦察”，“加强兵力”，“加强党政军各方面的作战准备”，“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
同年9月16日、11月17日、12月2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专就广东、广西两省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袭扰做了部署，并强调“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5个至7个军”。11月22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紧准备防空问题的指示，特别要求“沪宁杭榕厦汕青济京津等处要迅速准备妥当，战胜敌人的空袭”。1951年1月13日、16日，毛泽东连续发出关于防御国民党军队进攻厦门、汕头，关于确保厦门和加强沿海防务的指示，对增强防御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加强炮兵及高炮部队，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及增拨计划等问题都提出了明确要求。1月25日，毛泽东又提出了“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等等。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上述指示，大力开展了保卫边防、海防、空防的斗争。
渡海登陆是国民党军队对大陆实施袭扰破坏的重要手段。1950年至1953年，是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登陆袭扰最为猖狂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内，上百人乃至上万人的登陆袭扰达65次，动用总兵力45万余人。
如1950年1月15日，窜犯雷州半岛徐闻；25日窜犯福建平和、南靖地区；3月15日，窜犯浙江温岭县松门；5月13日，窜犯山东胶南地区；6月2日、11月20日，两次袭击浙江玉环岛，等等。向这些地区进行袭扰的国民党军队不是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就是遭到痛击。此后，国民党军队把袭扰的目标由沿海转入内地，人民解放军则采取迅速出击，就地歼灭的方针，继续给予其毁灭性打击。
1951年9月4日，国民党“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360多人，分两路从福建惠安县登陆。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迅即进行围追堵截，两路入窜之敌除极少数从海上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化装成和尚企图逃走的“泉州纵队”司令陈令德被活捉。1951年1月至1952年9月，国民党军队从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入窜达30多次，使用兵力11万余人，其规模小至几十人，多至上千人，但无一成功。
武装内窜活动屡遭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又改用“以大吃小，速战速决”的战术，对大陆沿海进行袭击破坏。1952年3月28日，国民党军1000多人袭击浙江省临海县白沙山岛，守岛解放军英勇抗击，与增援部队一起，将其击退。6月10日，“浙江反共救国军”总司令胡宗南率1200多人，乘军舰2艘、炮艇及机帆船12艘、帆船70艘，袭击浙江省温岭县黄礁岛。守岛解放军顽强抗击18小时，将其击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