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调派遣游击队到大陆的“必要”，要台湾青年为之卖命。蒋介石在年初会见美国《华盛顿每日新闻》记者傅瑞登柏时说，“反攻大陆”有3个相关的先决条件：军事准备、大陆情况及世界局势。派遣游击队到大陆骚扰破坏，正是加速大陆形势向有利于“反攻”的方向转化。依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台湾的武装骚扰活动会引起大陆内部的极端不稳，为台湾的“军事反攻”制造机会。他告诉美国记者，派往大陆的武装特务们的中心工作就是“加速促成一次抗暴起义”，而在大陆进行破坏活动，是“至为理想的反攻准备”。
3月29日是台湾的“青年节”，蒋介石在“告全国青年书”中号召说：“青年子弟们！为了明天，就必须献出今天；为了民族的生存，就必须献出小我的牺牲；你们不但是正为主义、正为革命所召唤，亦正是为大陆同胞、为国家社会、为历史文化所召唤，来从事一次光荣的、伟大的圣战！”他还以在大陆台山被击毙的派遣特务洪岫等人及在南昌上空被击毁的U2飞行员陈博怀为例，号召台湾青年向他们“学习”。
三、寻求美国的谅解和支持。蒋介石大量派武装游击队至大陆的举动，引起美国的关注。美国希望维持海峡两岸的“对峙”现状，不愿被蒋介石拖入一场与大陆的战争。1963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即声明，要求台湾“在对大陆做任何军事进攻之前，应顾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项协议”，即台美《共同防御条约》。该项条约规定，一切军事行动均需双方磋商，而台湾派游击队时并未与美方商讨。这无疑是对蒋“反攻热情”的一瓢冷水。《联合报》曾以《反攻大陆关键在于消除美国疑虑》为题发表社论。为“消除美方疑虑”，蒋介石频频接见外国记者，进行解释。
首先，他想绕开《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官员称：“在大陆进行游击战，是一个政治的决定，在今天来说，已不再受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约束的法律问题了。”蒋介石对美国记者平克莱说，鉴于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情势，美国应面对现实“重新检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若美国反对台湾“反攻”，则“中国人必将责难美国”。
其次，他申明台湾的“反攻”，不会引起苏联干涉，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会见《意大利日报》发行人时说：“反攻大陆非但不能引起世界大战，而且大陆光复后，还有助于阻止大战的发生。……我们的确不想要美国介入，以免使苏俄有所藉口。另一方面，莫斯科也不致敢冒这种危险。这是与苏俄的政策不合的！莫斯科一向都避免卷入在它国境以外的战争。”
最后，蒋介石一再保证“反攻”不需要美国直接出兵介入。他说，实施“反攻”时，“首先，我们希望而且需要美国的精神与道义支持，这是最必要的。从此项基础上，将出现为我们所需要的其他实力与支持。第二，我们需要美国继续给予军品方式的援助。我们并不希望或需要美军部队”。
在蒋介石的大力鼓噪之下，台湾对大陆的武装骚扰活动在1963年内达到高潮。以下是见诸当时报端的记载：
1963年1-3月，反共游击队“曾在广东及广西境内发动更多的突击行动”。官方公布其中5次行动的详细情况；
自5月17日至6月26日，有8批反共游击队“在北起浙江象山港，南迄广东阳江以东之北部湾之间陆续登陆”；
6月27日，“一支携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突击队”在浙江沿海的平阳县登陆；
7月下旬，“5批游击队员”在大陆闽粤沿海登陆；
台湾当局8月中旬公布，在5月17日至7月底期间，在中国大陆海岸登陆的反共游击队有15支，平均每组约14人，“训练精良”。他们登陆骚扰的地区包括3个沿海省份——粤、闽、浙，目标之一，“乃是策动并指导反共起义”。当局并宣称，有的反共游击队已建立基地，与台湾总部“保持经常联系”；
10月间，为庆祝“国庆”及蒋介石77岁诞辰，对大陆的武装骚扰活动再次猖獗起来，“从本月6日至26日的3个星期当中，有11批反共游击队在北起山东半岛，南到东京湾的大陆沿海地区顺利登陆”；
11月18、19日，又有3支“反共挺进军”突袭福建沿海，以向国民党九全大会“献礼”。
在此期间，台湾海军军舰不断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性游弋，设在金门的大功率电台不分昼夜地对大陆广播，企图“策动大陆人民起义”。
仅据见于报端的不完全统计，1963年间台湾至少有35支反共游击队骚扰大陆。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密度也有所加强。《联合报》对1962年与1963年的登陆骚扰活动进行了比较：“去年均采取小组形式，每组约数人；今年则较为增加，最少也是一小组在十数人以上，而且在时间上的间隔，事实上是密接的。”
关于派遣武装游击队来大陆骚扰的作用，主持该项工作的蒋经国7月在美国说：“台湾此项计划的优点，是在于我们使用相当小的武力去困扰从宁波以迄海南岛沿海的中共军队。”“我们正发动零星而但却经常的突击，从而使沿整个海岸的中共军队不得不昼夜戒备。他们不知道游击式的袭击，下一次将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他们将在什么地方遭受打击。这迫使他们丧失安全感，并且使他们在心理上处于劣势。”
但是，蒋介石完全错估了形势。台湾的反共游击队或武装特务一登陆，即陷入大陆军民联防的天罗地网之中，绝大多数是有来无还，被击毙或俘获。蒋介石除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他所幻想的大陆人民“揭竿而起，风从起义”的情景根本不可能出现。而且，大陆逐步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国际形势又发生了不利于台湾的变化。所以到1963年底，“军事反攻”已逐渐烟消云散，虽然零星的武装侵扰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那仅仅是象征而已。
五、策动国民党军队“毋忘在莒运动”
蒋介石所幻想、所一再对外宣传的“反攻大陆三步曲”是：台湾派武装游击队对大陆进行骚扰，“促进”大陆的“反暴”起义；大陆全面爆发“反共抗暴起义”；台湾军队乘势反攻，三五年内全面占领大陆。然而，1963-1964年派往大陆的多股武装游击队几乎全被歼灭，大陆人民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没发生“反共抗暴起义”。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构想破产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武装骚扰大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国民党军队内部士气低落，“反攻无望”的思想在军内蔓延。当局亟需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转移注意力，保持与鼓舞士气。于是，从1965年开始，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了一场“毋忘在莒运动”。
“毋忘在莒”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公元前284年，以燕国为首的5国联合攻打齐国，燕国大将乐毅一举占领了齐国的70余座城。齐国只剩下被称为“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两座小城——莒、即墨。齐国守将田单勇武不屈，在莒整修武备，休养练兵，不忘复国，终于在5年之后用“反间计”破坏了燕国内部的团结，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失城，一举恢复了齐国。
台湾“毋忘在莒运动”的发起与蒋介石有直接的关系。
1952年，蒋介石视察他称为“反共最前沿堡垒”的金门岛，为守军题写了“毋忘在莒”，让其身在金门，不忘“反攻”大业。这4个字后来被刻在金门岛太武山的一块巨石上，成为该岛的一大景观。由于“毋忘在莒”、“田单复国”的故事很适合被困在孤岛上的国民党自我安慰与自欺欺人的心理需要，所以很快被编成戏剧、拍成电影，在台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蒋介石对金门极为重视，把它当成一种象征，他曾数次去金门视察，逢年过节会派人前去慰问，以钱物犒赏。金门的国民党守军（尤其是高级将领）也“感恩戴德”，对蒋介石颇为忠诚。该岛因距大陆甚近，常受到炮击，能收到大陆的广播，比台湾任何地方更容易产生“反攻无望”的思想。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将领1964年11月决定借蒋介石的题字，在部队中发起一场“毋忘在莒运动”，以激励士气。
11月20日，金门守军代表又向“参谋总长”彭孟缉建议，在国民党军内全面开展“毋忘在莒运动”。这正适合当局鼓舞低落士气的需要。因而，“国防部”立即接受了建议，制定了“毋忘在莒运动纲要”，经蒋介石批准后着令各部队执行。
毕竟，“毋忘在莒”是个遥远的历史故事，“田单复国”与台湾当局的处境并无多少内在的联系。台湾有关当局深知这一点，便将历史故事结合台湾的现实加以发挥，牵强附会地归结出“毋忘在莒”的7种精神：“坚韧不拔”、“团结奋斗”、“研究发展”、“以寡击众”、“防谍欺敌”、“军民合作”。军事当局号召各部队“发扬‘毋忘在莒’精神，加强完成反攻准备”。他们要求把该运动当作一次“反攻前的精神誓师运动”、“中兴复国运动”。此后，台湾军队中普遍推广金门守军的“经验”，定期举行“莒光周”、“莒光日”等项活动，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纳入“反攻”准备，以激励士气。
蒋介石全力推进“毋忘在莒运动”。他在1965年元旦接见国民党军队的“英雄战士”代表时，要求他们“全力推进最近金门守军发起的‘毋忘在莒’运动，效法‘田单复国’的精神，刻苦奋斗，以寡胜众，……光复锦绣的大陆河山”。他说：“田单尚可以7000人而复齐70余城，我们就更可以创造比田单复国更为光荣的丰功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