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生态学要研究人类及其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一样，文化生态学也要研究文化对外部环境的影响。文化对社会具有推动的正面作用或拟制的负面作用，对文化的社会作用的两面性，应当有清醒、足够的认识。而在现时代，文化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研究文化生态学，就是要使“大文化”观与“大生态”观有机结合，更好地让文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促进力量，让文化生态学造福人类社会。
在21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已经成为世界最为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文化的政治性、军事性的意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实际上是以大文化观和大历史观宏观地对全球文化生态及其前景所作的价值判断。不仅全球范围内如此，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也是如此。例如，一个国家、地区的民族文化传统不同，他们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和进程也不同。一个社会的不良文化生态，可以导致社会思想领域中的价值观念沦落、理想和境界缺失、政治原则失灵、政治行为失控、政治决策失当、政治行为失度，从而导致社会腐败。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健康，积极向上，也会引导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因为文化生态作为人类主观行为的结果，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质量，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由于时代已经逐渐步入信息化，当代的经济已经是文化的经济的观念，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文化本身已经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也不断地向经济的各个方面渗透，如产品不断地增加文化含量，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拓展，文化向社会其他领域的渗透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文化生态学就是要人们运用其理论和方法，认清文化与社会各领域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加重视文化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文化生态学的正确指导，就容易丧失发挥文化作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因为，文化生态的形成往往是非组织性的，它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逻辑性，但通常是由社会结构的自然作用，其形成带有很大的自然性，其对社会的影响方向也是不确定，其功能往往具有多重性、利弊兼有性，其正向作用可能被负向作用抵消，或者二者相互销蚀。因而，我们就应当学习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之运用于社会实践，通过人们对文化生态的自觉，自觉地避免文化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变文化的自然作用为能动的自为的作用，大大地提高文化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及其效益。
本书在文化对社会的促进作用问题上，紧紧抓住珠三角文化与珠三角现代化这一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主脉搏，研究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的“生态”的关系。认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是文化生态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子，而文化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量。珠江三角洲的现代化与城市化是统一的进程，而城市就是文化的产物。一方面，文化是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和主要软件，另一方面，现代化也制约着文化的形态和变迁。珠江三角洲文化的原生态以近代文化为标志，珠三角文化的新生态以改革开放后的现状为标志。而衡量珠三角文化生态是否平衡和优化的标准，乃是珠三角实现现代化的近期和远期目标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珠三角现代化的进程说明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以及现代化决定了文化的形态、格局和特征，引起了文化的变迁。珠三角的个案为文化生态学关于文化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研究提供了实例。本书还力图在珠三角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定性特别是初步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制定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目前及未来若干年内珠三角文化生态新格局的建设性规划蓝图，并用文化生态学理论的方式和珠三角文化生态研究的个案的方式，为其他地区文化生态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现代化提供借鉴。
近几年来，我在完成本书写作的同时，应用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文化的各种问题，先后撰写和发表了系列论文，主要有：《珠三角文化：广东先进文化建设的龙头》（《南方日报》2003年4月9日）、《珠三角文化对广东先进文化建设的带动作用》（《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何在广东提出？》（《羊城晚报》2003年9月18日）、《关于佛山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广东社会与文化发展蓝皮书》，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广东抗击“非典”的文化效应》（《抗非与文明》，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与反腐倡廉》（2004年广州·全省江泽民反腐倡廉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三等奖）、《思想道德对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作用》（2004年“道德建设与广东文化大省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弘扬“和合”传统建设和谐广东》（2005建设和谐广东理论研讨会）、《文化名城建设需要社科支撑》（《珠江时报》2005年10月19日）、《广东廉政文化生态建设的多维视野》（2006年广东佛山·反腐倡廉惩防体系建设研讨会一等奖）。在这些文章中，我应用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广东包括珠三角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要发挥文化生态学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例如，我在《广东廉政文化生态建设的多维视野》一文中，提出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廉政文化生态的建设，就是要使广东廉政文化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首先，使廉政文化成为广东省反腐倡廉的政治导向。反腐倡廉是现代不同社会制度的文明国家共同倡导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而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廉政文化，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培育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理想信念为宗旨，以倡导廉洁奉公，弘扬社会主义正气为主要内容，因而是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先进文化、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经济成分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文化也多元化的情况下，廉政文化不仅应当成为廉政建设的思想导向，也应当成为社会文化的价值导向。其次，使廉政文化成为广东省反腐倡廉的凝聚力工程。文化具有向心力、凝聚力的作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是民心所向，只有弘扬廉洁正气，才能够凝聚人心。在广东，我们不仅要注重反腐倡廉的正面宣传和教育，还应当重视对反面教材的报道要恰如其分，更要注意诸如腐败难免论、代价论以及跑官要官、行贿受贿等腐败文化的盛行。再次，使廉政文化成为广东省反腐倡廉的社会屏障。廉政文化具有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它通过教化从而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去监督，通过公共媒体和舆论去监督，进入企业、农村、家庭、学校，通过“四进”而深入群众，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去监督。可以说，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形成的监督网是全方位不留死角的，也是最为自觉和长效的。最后，使廉政文化成为广东省反腐倡廉的文化亮点。检验广东省廉政文化的状态良好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看廉政文化的“文化”含量。要从文化的形式、内容、特点、水准、影响力以及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度等多方面，创出像包公文化、荷花文化等新老品牌，使广东省的廉政文化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该文对廉政文化的社会作用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对文化生态的社会作用的阐发。此外，我还发表了《文化生态学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进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和体系架构。这一系列的文章，说明文化生态的理论研究任务艰巨，而文化生态学的应用则是前景广阔。
总之，文化生态学的目的在于树立科学发展观，自觉地调整文化结构，科学地整合、开发和利用文化资源，维护社会文化生态的平衡，克服文化生态危机，发挥文化生态的作用，促进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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