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亦可称为文化系统论。文化系统论侧重于从整体来研究文化，文化生态学既从整体也从具体的文化内部与外部的相互联系，特别是从决定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要素关系来研究文化。本书将文化的内部关系构成的系统，称之为“文化系统”，而将文化系统及其与外部的关系构成的系统，称之为“文化生态系统”。
（一）系统与生态系统
系统论是生态学的核心理论，系统论进人生态学，是生态学发展为成熟的学科的重要标志。而系统、生态系统，也就是文化生态学首先要探讨的核心理论。
1.系统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或诸部分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按照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的定义，所谓系统（System），就是“处在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整体”[34]或为“有相互关系的元素的集合”[35]。系统是事物存在的最普遍状态，特别是构成事物的元素众多，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呈非线性的立体网络交叉状态，这样的复杂事物更是现代系统科学意义上的“系统”。自然、社会是巨大的最为复杂的事物，因而可称之为巨系统。自然、社会巨系统下面又可包含无数个不同层次的大系统，大系统下面还可包含无数不同层次的小系统。相互包含的系统犹如母子关系，又称为母系统和子系统。
任何系统都可以用S=（E，R）的模型来表示，其中，S为系统，E为组成该系统的元素集，R为元素集之间的关系。
研究系统的理论是系统论。系统论的创立不到百年，最早由加拿大籍理论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形成系统论。把对象作为系统并根据其系统本性加以考察、研究的门径或手段，按照事物的系统性使之朝最优化方向发展的方法，就是系统方法。系统方法是研究系统存在的条件、内部的机制、变化的规律，因而被称为当代科学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于认识、分析、解决各种问题特别是宏观事物，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正如冯·贝塔朗菲所说：“系统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最近才明朗的。它之所以必要是由于机械论的孤立的因果链不足以处理理论问题（特别是生物学、社会科学），也不能处理现代技术提出的实际问题。它之所以可行是由于各种新的发展成果（理论的、认识论的、数学的等等），这些虽刚刚开始，但在逐步实现。”[1]文化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系统论和系统方法是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在系统论的基础上，美国科学家香农（C.E.Shemnon）创立了研究系统组分之间各种信息过程的信息论。1943年，维纳等人发表了《行为、目的和目的论》一文，第一次把只属于生物的有目的的行为赋予机器，阐明了控制论的基本思想。爱因斯坦（AlberEinstrin）提出相对论、统一场论，玻尔兹曼（L.E.Boltzmann）提出有序性原理。1969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领导人普里高津（IliaPrigoging）在一次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国际会议上，发表了《结构·耗散和生命》的论文，提出耗散结构论。他认为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开放的系统有平衡、近平衡是远离平衡三种存在方式。如果一个系统远离平衡，就出现耗散结构。任何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该系统就从原有的混沌无序状态过渡到时空和规范的有序状态，从而形成新的结构。哈肯（H.Haken）提出协同学，研究系统中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阐明系统内部从无序转变为有序的机制、子系统（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整体效应。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ReneThorn）提出突变理论，以突然发生的灾难性变化来表明事物、现象的突然变化，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等系统中各种形态和结构的不连续变化的现象和规律。这些理论都从不同的科学领域发展了系统理论，系统科学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交叉学科，成为众多新兴学科聚合的“科学群”。其中，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称为“老三论”（SCI），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被称为“新三论”（DSC）。研究文化生态系统，不仅要运用“老三论”，而且要运用“新三论”。
2.生态系统
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应用于生态学，产生了生态系统的学说，并促使生态学成为现代科学。生态系统的研究是目前生态研究的主流。
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理论1936年由英国学者坦斯利（A.G.Tansly）提出，他说：“只有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有机体不能与它们的环境分开，而与它们的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们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2]此后，关于生态系统的研究不断地深入。
前苏联生态学家苏卡切夫（V.N.Sucachev）提出的“生物地理群落”概念，使生态系统概念更易于理解，因此，1965年哥本哈根国际植物学会决定，把“生物地理群落”作为“生态系统”的同义语。种群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占有一定地区的一群同种个体组成的生物系统。研究种群的结构、分布格局、生物量、消长规律、平衡与演化、遗传与变异，这对某一物种的发生、发展与消亡是至关重要的。群落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居于一定生境中的各种群组成的生物系统。每一种生物都在生态系统中作为构成系统的因子而存在，并具有相应的地位和作用，即处于一定的生态位（生态龛），这种生态位指“生物在生态系统的物理空间中所占的位置（空间生态位）；在群落中各生物间营养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营养生态位）和在理化环境诸如温度、湿度、pH等因子的变化梯度中所处的位置（多维生态位）。决定于生物生活的场所、生活方式和所受的理化和生物的限制。”[3]美国著名动物生态学家林德曼（R.L.Lindenman）在实验基础上，探讨了生物与非生物之间通过食物链实现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规律，提出了“食物链”和“金字塔营养级”的概念，例如，关于食物链的问题，食物链中各级物种的存在和消失，将严重地表现出生态系统的失衡，而天敌的消失将导致病虫害的发生。再如，科学家用系统观研究环境，从环境的稳定性来考虑，如果某一环境为气候稳定、资源丰富、灾害稀少，动物密度高，生存竞争激烈，则称之为饱和系统；而如果某一环境气候变化大、资源相对短缺、灾害较多，生物密度影响很小，缺乏竞争，则称为不饱和系统。总之，系统论诞生以后，生态系统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生态作为生物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生态系统就是生物群落与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统。“生态系统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它所提供的粮食、木材、燃料、纤维等产品，以及净化水源、保持水土、清洁空气和维持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稳定等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5]这些理论都是生态系统观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P.Odum）和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分别提出了生态工程概念和理论。在生态学引进其他学科后，生态系统的理论也相应地进入了这些学科领域，成为这些学科的理论基础或方法。研究文化生态系统，应当以系统论和生态系统论作为基本的理论和方法。
（二）文化系统
文化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又是一个生态系统。如前所述，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因此，文化系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文化系统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文化要素组成，具有一定的结构层次，发挥整体的功能。文化系统一方面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与自然系统相交又，如城市、村庄、风景名胜、人文遗址、自然遗迹以及人使用的工具甚至人工育种等，既是自然因素，又有社会因素，实际上是文化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交叉渗透。
系统最为明显的特性是结构和要素。因此，我们要了解文化生态系统，首先有必要了解文化系统的结构，并分析构成这个系统的各项主要的因子及其关系。文化系统作为一个大系统，本身有其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不仅同一层次可以形成文化的子系统，不同层次也可以交叉贯通，形成十分复杂的文化系统。本书从分析问题的简便性和一般性的要求出发，仅从文化系统的一般层次来探讨文化系统的结构。
1.文化系统的结构
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LA.white）在《文化的科学》中不仅把文化视为一个有其自身生命和规律的自成一格的一体化系统，并明确地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系统、社会学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等三个子系统。他说：“技术系统是由物质、机械、物理、化学诸手段，连同运用它们的技能共同构成的。我们在这里发现有生产工具、维持生计的手段、筑居材料、攻防手段等等。社会学系统则是由表现于集体与个人行为规范之中的人际关系而构成的。在这个范畴中，我们发现有社会、亲缘、经济、伦理、政治、军事、教会、职业和专业、娱乐等系统。思想意识系统则由音节清晰的语言及其他符号形式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神话与神学、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格言和常识性知识等，组成了这个范畴。”[6]受其影响，直至现在，文化学界仍然最宏观地把文化分成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其层次结构是器物文化是表层，制度文化是中层，而观念文化为深层或高层。也有的将表层文化或制度文化之中再分出行为文化，指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有的把心态文化看作物态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内化，而制度文化则是物态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外化。还有的从文化本体出发，将文化分成文化特质、文化丛和文化模式三个层次。这些分析是我们理解文化系统的基础。然而，本书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还要研究文化领域、文化类型、文化形态、文化模式、文化形式、文化项目等等，这些是组成文化系统的不同层次的基本因子、要素。对这些因子、要素的界定问题，下面还要深入讨论，这里先从系统结构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文化系统的结构具有多维性，诸因子、要素是以立体交叉网状的复杂结构构成系统的。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因子本身也可以构成自身的系统，如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子系统，就可以再分为更小的子系统。而文化类型、文化形式、文化模式、文化形态等，同样都可以分为多级的小系统，例如，世界文化按照地域划分，可以分成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系统，而东方文化又可按国别、民族来分，中华民族文化乃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系统，而中华民族文化又可按省别再分，广东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子系统，而珠江三角洲文化又是广东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化系统就是由多级系统构成的大系统。
我们不仅要了解文化系统具有立体交叉网状的复杂结构，而且，文化建设的实践还要求我们要在系统的结构中找到文化系统的主因，在一般系统论中，这种主因被称为“系统核”。然而，鉴于文化系统的复杂性，要真正找出它的“系统核”是不容易的，我们目前大致只能从各种基本要素、因子在系统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找出类似于“系统核”那样的要素、因子。因此，我们不采用一般系统论中的同心圆的图形来说明系统中各种不同因子、要素在层次结构中的重要性，而借鉴自然生态学，以金字塔的图形来予以表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林德曼教授在明尼苏达一个衰老湖泊进行了详细的生态学研究，特别是观察分析了生态系统的能量流，提出营养地位和生态金字塔等学说，为现代生态系统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林德曼将不同的营养层次组合成生态锥体，提供了生物群落机能和全面图像。说明生物除了本身所消耗的能量以外，各不同层级的生物所获得的数量总是依次递减。他为形象直观地说明它们之间的营养关系，用金字塔图形加以表示。生态金字塔后被归纳有数量金字塔、生物量金字塔、能流金字塔等多种。
文化系统呈现出金字塔式的层次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各层次的因子、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套用生态金字塔的一切原理，如林德曼就生态金字塔中的能量流动的效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十分之一定律”，也叫林德曼效率。意思是说，在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里，作为食物链的各个相邻营养级之间所拥有的能量，大致维持在10：1左右，亦即为了维持一个营养级生物的生存，前一个营养级的生物必须具有10倍左右的能量规模，两者才能长期共存。我们当然不能机械地把文化生态的金字塔与自然生态的金字塔一一对应，但相对来说，文化生态金字塔中越上层的因子、要素就有点类似于系统中的“系统核”，对于较低层次的因子和要素越具有引导、制约的作用。其中，最具核心作用的是“文化精神”，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各个文化层次之中，是文化的灵魂。而越底层的因子、要素越为基础，是构成上层因子的基本要素。在生态学中，越基层的因子特殊化程度越高，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越强，越具生命力。因而金字塔中越低层次的文化因子是文化系统的基础和源泉，是文化系统活力和生命力所在。
文化系统的整体不仅有金字塔的结构，在各个层次内部，也有其复杂的结构。本书把这些内部结构称为文化的内环境，把文化与非文化因子的关系称为外环境，在文化生态环境的章节中，讨论文化的内环境结构和外环境结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文化生态学实际上研究的就是文化的结构，就是不同文化因子相互之问的结构和比例，从而构成文化的生态。因此，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及矛盾，是文化生态的基本关系和矛盾，而文化系统论中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论，是文化生态学的基础。
2.文化系统诸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