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的经济价值。文化的经济价值也就是文化的经济有用性，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的经济效益。文化产品也与其他劳动产品一样，同样有社会生产、再生产活动中所占用和消耗的劳动与产出是否符合社会需要的比较。可以说，文化产品与其他类别的产品相比，具有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大的特点。而文化产品在物流、耗材、清洁方面的优势，更是其他类别的产品所不能比拟的。以具体的文化产品《哈利·波特》（第六部）为例，这部英文版的小说2005年7月16日早7点，在全球同步发行。这本价格相当于国内同类图书10倍的“洋神话”第一批在中国10万册，一上市就全部告罄。这意味仅“哈6”就一次性从中国市场掏走了近2000万元。书市的背后还有个大市场，包括电影、光盘、卡通首饰、玩具、手表、礼品及文仪用品等，其市场比售书的市场大得多。这说明，一本书就可以带出一个产业链，产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通常人们衡量社会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是以文化产业发达与否作为标志，这是从社会整体或宏观产业的考量来评断的，而文化产业我们在本书的多处都有探讨，这里不再详述。
重庆建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天其先生在《历史城镇形态文化价值计量的类型学方法》（《重庆建筑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中，就提供了求得一种说明历史城镇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量的表达式：某一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地段，其价值量式中：V为地段的历史文化价值量，n为地段上历史文化点的数，v。为每一历史文化点的基本价值，Ki为相对价值系数。我们还可以有其他计量的方法，来测算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或某处历史文物的价值量。
（2）文化的社会价值。文化的社会价值就是对人、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影响和意义。这些价值可以概括为认识价值（从事理性活动的求真价值）、冶情价值（满足人们感情生活的求美价值）、规范价值（规范和引导人们行为的求善价值）、组织价值（连接社会共同体的求群价值）等。这些是文化所具有的本质功能。文化的社会价值不像经济价值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容易计量和预期，而是效益周期长、不明显且难以量化评估，但却是能够真真切切地让人感受到的，是长期起作用的。
在我国学术理论界，从1992年开始提出和研究“文化力”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里用的“文化力量”，其含义实际就是“文化力”。文化力是一种复合力，它包括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世界观）为主体的精神力量，以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智力因素，以智能化、国际化、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文化网络，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作用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等等。各国都非常重视文化力，在我国，党和政府已经将文化力上升为综合国力的地位。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发达，在综合国力中具体表现为文化国力的大小。文化国力是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是指综合国力中的文化力，它是与综合国力系统中的经济力、政治力等因素相对而言的，是综合国力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化软实力是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产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文化力的核心是人的素质和人们在经济、文化、科技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量，因而与综合国力中的其他因素相比，文化国力有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相结合的特征，具有引导、激励、整合等不可取代的功能，是推动社会与经济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广东十分重视文化大省的建设，把它作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途径。珠三角的各个城市，也都将文化建设纳入到整个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人们认识到，一个城市如果仅仅在物态和半物态文化方面创造奇迹而忽略人文建构，其发展绝不均衡协调，其后劲必然不足。珠三角虽然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拥有中国最壮观的摩天大楼、中国最漂亮的广场、中国最成功的人造旅游景观，但如果说缺少中国一流的大学、重要的学派、著名的作家和演员等等，就不能算实现了社会的现代化，这已经成为珠三角的共识。
（3）文化双重价值的叠加。发挥文化生态叠加增值律的作用，必须重视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效应。在一般情况下，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致的，实际上就是文化对社会整体发挥着综合效应。文化效应双重性的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大家熟知的小说家大仲马写了40部小说，不仅为自己挣了钱，也让出版社、销售商、印刷工人等有了收益，据他自己计算，他的小说共养活了1692人。而他作为文学巨匠，他的小说对社会文化的贡献，更是举世公认。近年来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一个原因就是找准了人们对文化和娱乐的需求，再用顶尖的技术和品牌营销手段，使其获得巨大的利益。像韩国的电视剧之所以刮起了阵阵“韩流”，它并没有一味满足人性中低俗的趣味，而是与儒家伦理文化密切相关，宣扬的是仁义礼智信，宣扬的是家庭伦理和职业操守。因而韩剧在创造出巨大的文化产业经济价值的同时，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褒扬也是十分突出的，可以作为文化双重效应叠加的典型事例。
珠三角文化建设，也起到了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双重价值增值。以珠海为例，近年来，珠海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珠海的音乐剧《四毛英雄传》、歌曲《读书的女人最美》荣获中国人口文化奖和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歌曲《快乐的校园》荣获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兼并》、珠海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女性形象》荣获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珠海还在税收等配套优惠政策方面鼓励文化产业发展，极力打造六大文化产业，即传媒业、印刷复制业、文化艺术服务业、文化休闲服务业、广告与会展业、动漫产业；两个文化产业园，一个是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投资39亿元在唐家湾兴建的“南方文化产业园”，另一个产业园计划落户金湾，在2平方公里的园区中重点发展印刷及相关文化产品制造业；珠海还要成立美术品创作交易基地、动漫游戏基地和文化设备制造基地这3个基地。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为珠海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珠海在人们心目中的城市形象是一个迈向现代化的文化发达的城市，其自然生态环境优美，适宜居住和休闲，公务员素质高，政府办事效率高，社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城市无疑对国内外客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4年度中国魅力城市展示活动中，珠海市跻身于十大“中国魅力城市”之列，200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50个城市分项竞争力排名点评，在“文化氛围指数”排名前10个城市中，珠海位列第七。2005年珠海光荣地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再如，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由广东卫视作全国首家独家首轮播出，在全国古装电视剧滥播之时，以贴近现实生活，充满时尚风格且传授家庭理财之道，赢得全国观众欢迎，取得可观的广告收益。而《外来妹》更是风靡一时，其插曲传遍了大街小巷。这些优秀作品既有珠三角文化特色，又有全国意义，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
在文化生态建设实践中，我们要按照文化生态的叠加增值律，发挥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海普陀区2005年底启动的图书漂流活动，就有发挥文化的双重效益的目的。图书漂流，是指书友将自己不再阅读的书贴上特定标签放在公共场所，让捡到的人无偿阅读，捡到者再用类似的方式将书传给其他素不相识的人。书的核心价值在于精神内容，阅读完保留它对读者价值不大，还需要占用一定空间，而把书放回漂流点又是举手之劳。通过这一活动，起到了图书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叠加增值”的效果。
文化效应的双重性往往出现复杂的情况，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不一致。这主要由于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单位和个人割裂文化的经济社会效应的关系所造成，是形而上学片面性在文化生态建设中的主要表现。有些人只讲社会效应，忽视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中的相当大部分都具有商品的属性，应当重视成本和经济效益。如果一味地只讲社会效益而不讲经济效益，极有可能使文化团体得不到经济来源、文化人才难以享受优惠待遇、文化项目失去群众认可，最终缺乏源泉和动力，失去生命的活力。而有些人则只顾经济利益，不讲社会效应，使得文化中充斥着反动、腐朽、落后的内容，“黑色文化”、“黄色文化”盛行，毒害社会、毒害青少年。这些都是要不得的，是我们在文化生态建设中容易犯的错误。我们在处理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时，在必须牺牲一方才能保住另一方时，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绝不能牺牲社会效益去追求经济效益。在常态下，我们应当按照文化生态叠加增值律，把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达成双重效应的一致性、协调性，使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都得到增值。
（六）基因制约律
正如自然生态中基因及其变异是一对矛盾，继承和超越是文化生态的一对矛盾。文化生态的继承与超越、重复与创造、稳定与发展，贯穿于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文化的发展过程是文化继承与文化超越的辩证统一，从而促进传统文化发展为现代文化，现代文化继而向未来文化转化。因而我们要将文化的继承和超越有机结合，达到辩证统一，这是文化生态的基本规律。
1976年，英国著名科学家、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中提出文化基因“meme”的概念。美国学者威廉·德兰（WilliamH.Durham）继而提出了人类的基因与文化并行进化（co—evolutionofhumangeneandculture）的观点。按照自然生态的遗传学规律，参照文化学者关于文化基因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将文化的继承和超越的辩证发展的规律称为“基因制约律”，这是按照生态学的一般规律应用于文化得出的文化生态的遗传规律。我们把这一规律的内涵表述为：文化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制约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1.基因遗传制约着文化的继承
文化具有继承性和超越性，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从继承性来看，人作为文化的主体，具有历史遗传的本性。作为动物的人本来就与其他的生物一样，都具有遗传性，也是按照生物遗传与变异的规律发展的，生物的遗传本性是文化继承性的自然基础。像一些高级动物一样，人也是善于模仿的，甚至人的实践总是从模仿开始的，正如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指出的：“人类的心灵是很富于模仿性的。任何一群人经常交往而不互相濡染、不互相感染彼此的善善恶恶是不可能的事。”这种模仿性、重复性的活动是人的自主本能，同时社会也会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将人的行为传授给下一代，使得人形成行为的习惯，形成经验、知识，从而既复制出自我，又复制出他人，文化便得以共享、传播和继承。将前人的知识传授给后人，后人接受、继承前人的观念、风俗、习惯、准则等并指导自己的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文化的遗传。文化遗传是人们共享文化的过程，是社会观念不断被传递、强化和人们接受社会习惯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传播演化过程中对其民族或地域特色的保持和发扬。这些“特色”也就是文化的遗传基因，其作用在于使文化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按照自己的轨迹遗传演化。文化基因中也有先天的缺陷，也是非常顽固地对后世的文化产生影响，起着制约的作用。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任何文化都是历史长期积累而成的，文化积累的过程就是其前后相继和传递的过程。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传统，正是这些具有特色的传统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根基，也就是类似生物基因的文化基因。
文化符号也具有基因的地位。文化的灵魂是意识，而意识是内在的，需要文化符号，才能够将意识的内涵直观地展现出来。换句话说，文化是符号的存在，符号是文化的存在形式。符号是有“遗传”的。例如器物符号，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风格，无论是建筑，还是服装形状、装饰等都形成独有的传统。语言符号更是五花八门，甚至同一种语言由于地区的不同，方言土语都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独特性的区别，就是千百年来人们代代相授的文化符号的“基因”。甚至于欲望、兴趣、爱好、风俗、习惯、意志、性格、情绪等，它虽然不时地为时尚所左右，但它在长时期的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结构，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是相对稳固的。
传统文化是前辈在以往的历史中形成并传递下来的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集中体现着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和连续性。现代文化既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未来文化的母体。或者说，新文化就像一个婴儿，孕育和产生于旧文化的母体，在母体中吸收营养和血液，没有母体的供养，新文化这个婴儿就无从诞生。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而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搞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人总是生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他就必须接受已有的社会文化，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而成为社会的一员，才能使自身社会化。从文化生产和创新的角度，也离不开已有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是图书、文物，也可能是风俗习惯，通过这些物质载体，将文化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