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制约着文化的继承。即便是时过境迁、历经沧桑，我们仍可以从文化基因中寻找到文化的本根。据上海《文汇报》报道，在2005年12月举行的汉语上古音国际研讨会上，海内外的汉学家们和遗传学家们通过对语言中的“遗传基因”的诊断，认为汉语的“亲戚”群比藏缅语系更为庞大，最南分布在东南亚各岛国，最北的则到达了蒙古地区。专家们指出，语言的分化与人群的分化是同步进行的。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些基本词汇会被保留下来，比如数字、人体部位的叫法等，这些基本词汇被称为语言中的“活化石”和语言中的“遗传基因”，它和人类的基因一样是可以遗传的。比如，汉语与藏语是同源关系，因此上海话中的1、2、3、4与藏语中的1、2、3、4发音基本一样。过去学术界常常认为，汉语与东南亚各国的语言没有什么关系。现在通过“遗传基因”分析发现，汉语和南岛语即东南亚各国语言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南岛语中对很多人体部位的称呼如头、手、乳房等与汉语都是相同的。有关专家表示，现在，语言现象研究对人类迁移史研究的参考价值越来越大。比如铜鼓文化过去一直被认为存在于中国西南云贵地区，江浙地区从未有过相关的考古发现。通过语言基因分析，却发现铜鼓文化也曾在江浙地区盛行，比如上海话中的鼓就叫铜鼓。
上述事例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集体无意识产生的文化基因的遗传现象。从文化生态建设的实践出发，自觉地按照基因制约律办事，可以提高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对文化进行科学地传承。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就有许多文化传统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和传承。佛山木版年画是曾与天津的杨柳青、山东的杨家埠、苏州的桃花坞齐名的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盛况时，作坊上百家，从业者数千。现在的普君南路，以前叫做细巷，整条街全是做年画的。有的是生产作坊，有的是销售铺子。10多家作坊的作品各有特色，200多户人家靠年画发家致富，其中一年门神就可产800万对。现代化的发展对这种独特的传统工艺造成了冲击，如今想要在佛山找到一家年画作坊却难上加难。享誉世界的佛山年画，现在只剩下冯氏木版年画一家了，但佛山的冯氏木版年画的市场化生存正处在探索的阶段。近几年，人们十分关注冯氏木版年画的生存状况，“佛山的木版年画将永远消失？”“佛山冯氏版画作坊要关闭？”“经济困难，祖传的木版年画将进行拍卖？”人们无不忧虑。现在，佛山木板年画已经被列入文化部推荐的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人们寄期望于国家政策的扶持使之得以流传。佛山剪纸也是人才流失，青黄不接，处于惨淡经营的维持局面，也亟待抢救。再如，2D05年在广州英雄广场举行的第三届广东省群众音乐舞蹈花会期间，石狗、哭嫁、广绣、醉龙、跳禾楼、鸡公榄这些岭南地区的民俗元素巧妙融入精彩的歌舞中，使人们领略了这些正在消失的风俗艺术，而对于更多的已经失传的艺术，人们无不表示惋惜。广州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王平认为，“鸡公榄”、“广绣”这样具有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虽然已经失传或正在失传，但“记忆中都有，我们需要用艺术的形式将它们保存下来”。中山大学教授、民俗学家叶春生认为，这样的民俗是“演示的民俗”，就是说，它不能做到原汁原味，但可以将民俗演示给大家看，有一种“复现”的作用。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戏剧评论家王炜认为，真正的原生态只存在于民间。现在许多文艺演出号称“原生态”，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只展示了原生态的某些方面。尽管如此，艺术加工也不失为保存民俗一个可行的方式。我们应当采用多种有效途径和方法来保护、传承各种不同的特色文化，这些文化中就含有文化的“基因”，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当然，我们所说的保护文化基因，是指保护优良的至少是无害的文化基因，而文化基因中的缺陷，则是我们应当注意克服和改良的。
2.基因进化制约着文化的超越
正如自然生物的基因变异导致了遗传的进化，文化的进步也是文化基因的变异和进化造成的，是在传统继承基础上的文化超越。主体的重复性、模仿性活动与主体的创造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是继承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各文化子系统或元素彼此吸引、排斥、交往、互动而出现整合的过程，其结果就是文化的遗传和变异。
仍以语言为例，根据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珠三角的本地语言是广府粤语，粤语是其“基因”，各地的粤语有着些微的不同。随着广州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广府‘白话’地区性差异所表现出的对以‘广州话’为标准的趋同变异、各地‘白话’土语语用作为其内部交流媒介继续存在”。改革开放后，珠三角的白话又以香港“本港台”的播音为准，而香港的白话与广州的白话也在趋于一致。随着大量的外省民工人粤，外来工群体内部以各自故乡的方言土语为沟通手段，不同方言的外来工则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就普通话的分布而言，也确只有深圳、珠海是二立足点，极类方言岛等两个原因。在珠海、深圳二地，普通话不是惟一语言媒介，但是，是主要的交际媒介，是上位媒介，它们是近20年移民的结果。这两个语言岛不论日后如何发展，单纯从语言学上看，都极具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交流的扩大，珠三角的外来工以会讲白话特别是标准的广州音白话为自豪，而不善讲普通话的珠三角人，也以会讲普通话为自豪。此外，语言中不时地夹杂一些英语或是网络语言，又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语言现象。这表明，语言是在与时俱进地变化着，在珠三角语言中白话是“基因”，普通话的推广成为语用新潮流，而外语、网络词语又为白话增添了新要素，这些都使广州白话在原有基因的基础上发生着变异，跟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
如果说从语言的变化来看文化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前后的对比似乎还不十分明显，有些只是形式的变化，那么，思想观念内容和价值取向的继承与超越，则往往是革命性的，甚至会引起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社会文化都会跟着发生极大的改变。文化的变迁本质上是创新、创造，是对旧文化的超越。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它不是仅仅把所接受过来的以往的文化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而没有进步。超越既有量的变化，又有质的变化。社会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关键在于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珠三角原生态的岭南文化是一种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圈的偏僻之地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在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并没有多少话语权，这才有了岭南文化重商实用性、远儒平民性、多元开放性等特色，成为珠三角文化的“基因”。这一基因在近代发生变异，由于珠三角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最早遭受西方列强商业的、军事的侵略，使得岭南文化的基因中，激发了爱国主义传统的内在能量，加上西方先进文化的作用，使传统的文化基因发生变异和超越，产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新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空中划出了一道强烈的闪电，这里成为中华民族近现代文化的诞生地和新文化的代表。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文化又迎来了一次高潮式的飞跃，实现新的超越。这些内容在本书前面多处有过论述，为节省篇幅，不多赘述。事实说明，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是文化自身的扬弃或辩证否定的过程。超越传统是建设实然的文化和未然的文化，应当具有时代的精神。超越的可能性种子孕育在传统文化之中，但超越是从现实出发，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并科学预见文化发展的未来，从而对种子的遗传性进行某种质的改造，甚至由一种文化变异为另一种新的文化。超越不是对文化内部的结构和某些分子进行局部的调整，这种调整只产生量变而不能产生质变。超越的目的是要促使文化发生质变，由旧的形态向新的形态转化。也就是说，文化应当继承传统，同时要根据应然性、理想性和时代的要求，并使之符合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为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文化，传统的超越才能真正实现。
由于后代文化都是对前辈文化的继承和超越，我们在处理文化生态的继承与超越、重复与创造、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时，应当注重他们之间的辩证统一。超越是以历史继承为基础和前提的。人的行为的极大部分或人的主要的行为能力是模仿，模仿性、重复性活动不属于创造。然而，模仿性或重复性与创新性一样，是文化的延续发展的重要方式。模仿性、重复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本能，但人的模仿性、重复性与动物的本能仍有区别，人的模仿性、重复性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主行为，是与人的创造性共存的，在主体的塑造中共同发生作用，因而表现为文化的继承；而动物只有无意识的本能，只表现为生物的遗传。文化的复制不是生物学的“克隆”。人的模仿性、重复性活动与人的创造性活动也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学习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学习的飞跃性结果。模仿性、重复性文化建设中渗透着创造性文化建设，而创造性文化建设中又渗透着模仿性、重复性文化建设。文化遗传的选择、组织、接受、反映、传递等，是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交互作用的过程，是对文化信息不断解释、注译、附会和扩充的社会文化过程。文化生态的遗传中，选择、制作、组织、传递等都受到人们的知识和信念的支配。传统是已然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特征。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如果割断文化的历史联系，就无法理解和说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继承和学习前辈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并以此为基础，结合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程度，努力实现文化的超越，才能提升人的创造力，提升文化生态的品质，推动文化的与时俱进。
3.文化继承与发展的综合创新
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分析的，由于新文化在旧文化的母体中脱胎出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某些痕迹，留有旧文化的胎记。对于传统文化不能生吞活剥、照搬照套，不能搞复古主义，更不能主张今不如昔。按照文化生态的规律，应当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合理地扬弃，结合时代精神“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我在《儒家经济伦理精华》一书中，对如何继承和超越儒家经济伦理，提出了对待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扬弃”。我在书中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继承和超越的有关论述，作为对待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应当“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又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儒家经济伦理中存在着压抑、背离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和协调、促进经济稳步发展的积极因素的两重性。对待具有两重性的儒家经济伦理以及其他传统文化，我们都应当用“扬弃”的方式，我在书中明确提出：“坚持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综合创新’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对传统文化‘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也就是哲学上的‘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