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消费是文化占有的最终体现。人不仅有创造、生产文化的需求，也有占有和消费文化的需求，如果只创造和生产，不占有和消费，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是不全面的，这个社会也是不公正的。生产包含了创造，消费是最终意义上的占有，因而我们也可以把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消费作为一对基本的矛盾。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相适应，亦即文化主体的创造性、生产性与主体对文化的占有和消费相适应，就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和提高，否则，就会对文化形成阻力。文化生产与文化需求本来应当是相协调或相适应的。但从实然性来看，文化生产与文化需求之间往往是不一致、不协调的。一定的主体生产、占有和消费了某些文化产品，就有可能其他的主体无法生产或占有、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文化生产与文化占有和消费的极度背离，就是文化异化的重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要注重文化公平，让人民群众都能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共同成为文化的最终消费者。然而，有些文化项目往往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能力。据报载，由于票价超出了群众的收入水平，我国近3000家的剧场，除北京、上海及少部分地区的几家大剧院建立了良性的市场运行模式外，大部分使用率都很低，常年处于关闭状态，90％以上的剧场使用率在5％左右。以北京为例，目前依靠演出赢利的剧场不超过10家，经常有演出的剧场不超过30家，而北京有演出能力的剧场约有1700家。这些剧场分别是在几十年间建成的，一座剧场平均作价1000万元人民币的话，就是100多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常年闲置。2005年长沙举行的首届中国剧场论坛上，中国剧场的平民化诉求成了与会代表讨论的热门话题。不少专家称我国剧场文化缺乏平民意识，票价普遍过高，堪称“阔少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举例说，久负盛名的瑞士苏黎世话剧院一张最贵的门票是83瑞士法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当于那里一个教授工资的1／240；罗马一张中上等的歌剧门票约是当地一个教授工资的1／66。而在我国京沪等大城市买一张较好的歌剧、交响乐或芭蕾舞的门票需500～800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国一般教授工资的1／10至1／6。如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的演出，好票高达4000元，而该乐团在柏林当地的演出门票仅43欧元，仅相当于一个德国教授工资的1／100。我国目前的演出票价普遍高出发达国家十倍以上。叶廷芳表示，我国的剧场经营一进入市场就表现出追求奢华的贵族化倾向，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大多数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将普通百姓排除在剧场外，平民意识亟待回归。目前我国公民在享受文化娱乐方面所拥有的权利是极不平等的，大多数人一年看不上一场演出。政府部门和每一个有社会良知的文化人，都要关心这一部分人，解决更多普通百姓的文化饥渴。在珠江三角洲，十分注重发展群众文化，努力实现文化公平。由深圳扩大到珠三角各地的文化广场、外来工卡拉OK等，这些活动都长盛不衰。佛山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成了“流动图书馆、流动公益讲座网、流动展览馆、流动培训网、流动电影放映网、流动演出网络”等六大文化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农民自办文化，成效显著。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佛山出席全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时认为：“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佛山走在全国前列，佛山乃至珠三角的做法或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全国发展的范例。”再如，佛山是外来工聚集的珠三角腹地中心城市，2005年成为广东省教育强市，佛山的外来工子弟已经有70％在公办学校就读，基本实现了教育公平，佛山将努力实现全面解决外来工子女上学、入托的目标，以及对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进行更多地关爱。
毛泽东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固然是强调文化环境的作用，然而不能由此得出只有环境才是文化生存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结论，相对于外在的环境，主体是内因，环境是外因。人是文化的动物，《中庸》记载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仁”就是人的文化本性。人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和双向互动的，人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主体支持，而文化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最基本的量度指标在于文化创造、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实现程度。因此，主体需求是主体行为的动力，从而也是文化生态发展的内在动力。
（五）叠加增值律
这是从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得出的文化生态的能效规律。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相比较，除了主体性的不同外，在系统、资源、环境、效能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区别。本书以效能为核心，将这些区别加以归纳，总结出文化生态在效能上是可以“叠加”的，这种叠加可能形成“1+1>2、1+1<2、1+1=2”的复杂情况，但在通常的情况下，文化生态的叠加效能是正态增值的。因此，我们把它上升到文化生态的规律来认识，称之为“叠加增值率”，其含义表述为：文化的效能具有叠加递增性和向度的多重性。
1.文化量及结构的叠加增值
我们在分析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文化因子的线性联系时，总结出链状、环状和交叉状三种形式，构成了文化生态链、文化生态环和文化生态节点。文化生态是各种链、带、树、丛、网和环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结构。例如，媒介系统内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文化生态链为：信息的采集与创造一信息的处理与加工一信息的发布与传播一受众的接受与反馈一信息的采集与创造；从报刊经营管理的资源构成来看，其生态链为：人才资源一信息资源一受众资源一财力（发行与广告收入）资源一人才资源。在文化生态链中，前项要素制约后项要素，后项要素接应前项要素，它们叠加互动、相辅相成，最终形成正价值增值的良性循环，或负价值增值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按照文化生态的叠加增值律，在文化生态节点上，可以有量的叠加；而各种不同向度的叠加，可以形成不同的结构。文化生态因子在量和结构方面的叠加，会使效能增值。上海文化产业的结构比较合理，它所产生的推动力比较均衡，主要表现为形成了一个上游创作研发，中游生产制造，下游推广延伸的文化产业链，这种状况正符合文化生态的叠加增值律。据报载，在上海文化产业增加值中，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均衡比例，2005年文化产品制造业及相关产业为139.92亿元，占29.4％；文化服务业为445.73亿元，占70.6％。换句话说，上海文化产业中，文化内容的研发和各种文化服务构成了文化生态的链、带、树、丛、网和环，使系统的功能态达到了符合叠加的增值状态。文化市场的连锁经营，也是叠加增值的一种具体做法。珠三角不少城市各据一方，以邻为壑，在演出票务市场的整合、网吧连锁经营的整合、文化连锁店的开设上，都还有发展空间。再从“网络”这个具体的文化类别来分析，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就是信息量的不断叠加放大，结构愈加复杂，其向度有正价值的增值，也有负价值的增值。我们如果把它的结构简单化，可以看出，网络信息传播叠加增值的一般情形是：
网络信息传播所递增的效能，在价值向度方面总体上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以黑客为例，其传播链效能的递增就产生负面的价值：
因此，如果我们掌握了文化生态的叠加增值律，我们就可以通过增加、延续生态节点的链接，使之形成“叠加”之态，就能够增加其效能。反过来，如果我们要削减其效能，则应当控制或切断其节点，使之断链或拆散其原有结构，使其效能的递增性失效。
除了通过文化生态各种链、带、树、丛、网和环的量的增减或结构的改变来控制其效能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文化资源的共享性、创生性等无限发展的效能作用，使文化生态的效能递增。就像买了一本《红楼梦》，你自己可以读，也可以借给别人读。你自己读一遍还嫌不够，可以反复读，也可以过若干年后再读，甚至还可以留传给子孙后代读。文化资源可以重复使用，文化并不怕人使用和传播，而是怕寂寞、怕冷落。只要我们科学开发和利用文化资源这种共享性、创生性，就能发挥文化生态的无限发展的效应。这在本书前面关于文化资源的特性问题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2.文化品牌效应的叠加增值
文化项目如果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欢迎，就成为文化亮点。而文化亮点的长期稳定，累积提升，就成为文化品牌。文化品牌是知识、智力、技艺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有机结合，具有广阔的市场，能够带来高效益。如好莱坞的电影、迪斯尼游乐园、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图书《哈里·波特》，等等，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牌，他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可观，几乎每种品牌都是一项产业。文化的名牌实际上就是人气的积聚，从而带来效能的叠加增值。
从文艺的人气来说，相声特别小品走红，就有名演员们搞起了名人效应的叠加增值。2000年底，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到被称为是中国第一养牛大县的安徽省蒙城县挂职锻炼，当起了副县长。牛群为了回报社会，造福一方，立志要在任期的两年内好好地发展蒙城县的经济。他自己是著名演员，又叫“牛群”之名，又到养牛大县担任“牛”县长，产生了“叠加”效应。著名喜剧小品演员赵本山非常爱好足球，2005年6月8日他正式入主辽宁足球队，担任俱乐部董事长，希望用自己的人气为年年陷入生存危机的辽足带来生机。这都可视为叠加增值律的应用。
再以湖南卫视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为例，它不像上面提及的世界性文化品牌那样历史悠久，但它的经济效应却十分可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文化蓝皮书”追踪了超女的整个产业链条，并估算出这个节目各利益方直接总收益约7.66亿元。按照上、下游产业链间倍乘的经济规律分析，“超女”活动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达几十亿元。其产业链主要有节目制作商（包括赞助、广告、手机短信收入）、节目品牌运营商（包括广告代言、演出、唱片发行收入）、赞助企业、广告代理商、电信运营商、短信增值服务提供商、娱乐包装公司、网络公司等。蓝皮书认为，按照产业链主要环节直接产生的经济收益来看，“超女”的经济效应已非常明显，按照品牌估价的一般方法，目前其品牌的商业价值将超过20亿元。一个单一的文化产品取得这样的成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珠三角也有许多文化品牌，经久不衰，效能显著。以武术文化为例，佛山是老牌武术之乡，在弘扬和发展武术文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清中叶以来，佛山武术通过各种途径走向世界，现在流行世界各地的蔡李佛拳、泳春拳、洪拳以及衍生的不少拳种流派的根都在佛山，被国际武术界视为武林“圣地”。当代广为流传的功夫电影、电视剧、小说等文艺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描写佛山武林人物及事迹，其中香港等地拍摄的黄飞鸿的电影，就有一百多部。李小龙在美国进人影视圈后，被评为最有魅力的人，靠的就是武术。近年来，佛山先后建成黄飞鸿纪念馆、鸿胜纪念馆、叶问堂、李小龙祖居等武术文化旅游景点，还将筹建武术文化博物馆。2004年举办了佛山武术文化节，历时近两个月，活动内容有国际龙狮争霸赛、跆拳道和武术功力大赛，以及黄飞鸿、李小龙等佛山武术影视、画册等艺术作品的欣赏。佛山武术已经成为佛山一个十分著名的旅游文化品牌，武术技艺也远播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佛山武术还引发了粤剧艺术、龙狮文化以及医药文化等，其效能十分巨大。其中，佛山大大小小的赛狮团数以百计，各区的龙狮技艺均具有全国领先的水平，如禅城区是“中国龙狮之乡”，张槎中学和佛山市十一中，就有几名同学掌握了舞南狮的一技之长，被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高校录取。在2005年2月的第三届粤港澳台狮王争霸大赛中，禅城龙狮队参赛的三个队都表现出色。因而人们提出禅城也应当办“国际龙狮节”，像青岛国际啤酒节、潍坊国际风筝节一样，打出品牌。再以“康有为”的历史文化名人效应为例，1995年在康有为的故乡南海丹灶修复了康有为纪念馆和故居，对外开放。2005年，又开展了“南海精神”大讨论，以“有为精神”作为南海精神，并举办了“有为论坛”，围绕康有为品牌举办文化节，成立南海康有为书学院，拍摄电视剧《少年康有为》等，且于2005年6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南海先生康有为》邮品首发式和康有为书法、信札手迹展。据报道，当22集电视连续剧《冲天小子康南海》在佛山电视台南海频道热播时，正赶上国庆黄金周期问，引起佛山各区观众的热烈反响，许多观众看了剧集后，马上要深入了解“康有为”，丹灶康有为故居也因此迎来了旅游高峰，仅国庆前3天，就吸引游客10000多人，为历年同期之最，其中包括3个大型香港旅游团。康有为纪念馆馆长徐佩英告诉记者，来故居参观的游客出现爆棚现象，与《康》剧正在热播有很大的关系。可见，文化品牌、文化名牌一般都积聚了多种文化要素，形成了文化生态链，处于多种文化的复合状态，他们产生文化生态的叠加增值效应，是理所当然的。
按照文化生态的叠加增值律，我们应当十分重视文化品牌的作用，认识到文化需要品牌，品牌产生效益，把打造品牌作为文化生态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
3.社会经济效益的叠加增值
文化生态的叠加增值规律，还表现为文化的一般产品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性。任何文化产品只要进入社会，就一定会产生社会效益，而大多数文化产品会产生经济效益，有些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也会有其生产成本和耗费。更为复杂的是，有的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同步同向的，而有时又是相互背离的。我们应当努力把握文化生态的叠加增值律，区别不同情况，发挥文化的双重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