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水浇铸三尺讲
黄香馥
探寻电机魅力结下不解之缘
1948年高考，我是我所在中学的状元，考入了武汉大学电机系。中学以来我的数学都是年年得第一，但对文学也有很浓厚的兴趣，比如古典诗词歌赋，不但爱看爱读还爱写，所以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有所踌躇。但最终，我还是觉得搞技术于我更有吸引力，于是便走上了这条我将奋斗一生的道路。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南昌大学，在那里不到一年，教育部进行院系调整，南大电机系被合并到华南工学院，冯秉铨教授是我们的教务长，林为干教授担任系主任。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我在那里开始了进一步的学习。
1955年，很多苏联专家来到清华大学参与教学工作，我得到了去清华学习交流一年的宝贵机会。回校之后，我在《中国电讯科学》上发表了文章，得到了领导好评。这次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我暗下决心，在这条路上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既要教学也要做研究，把学术搞好。那个年代以教学为主，搞科研的不多，写论文的更少，当时美国的IEEE杂志是封存的。后来情况好转，我仔细阅读了很多相关文献，曾在成电的学术刊物《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多篇。
1958年我负责了2系206教研室，和一批年轻教师在教学中相互交流，一起努力。那时候我很关注无线电发射这一领域，教了七八门课，有《信息论》《晶体管》《无线电接收设备》《信号与系统》等。我比较喜欢新事物，关注新知识。当时《电子管》这门课缺老师，我便承担了这个任务。因为此类课程不属于我们系，我只能挑灯夜战备课，登台授课后，学生反映说思路有点快，但总体效果不错。我的备课非常充分，也喜欢介绍自己了解的新知识来引起大家的思考。我认为书上写的也许是对的，但未必是好的先进的，学生们应当对科学的前沿有所了解。讲课我一般不带讲稿，因此学生们都非常佩服。
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我主编了本科生教材《微波固体电路》，研究生教材《宽带匹配网路》《网络分析导论》等书。其中，《微波固体电路》获得1991年度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在科研方面，我主研的项目“宽频带大功率微波固体电路研究”获1988年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多年的工作中，我认识到，教学是基本，科研也必须做。不做科研教师水平始终不能提高，思维方法落后。学生必须要动手，纯理论不行，还要有实践能力。实践可以启发理论，理论也可以指导实践。
缘结成电，勤勉为师
1955年，国家要建立专门培养电讯技术人才的新型大学，把交通大学、华南工学院和南京工学院三校电讯系并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年后我便从华南工学院到了成电。当时学校还没有建好，我们一边参与学校的筹建工作，一边承担学校的教学任务。1957年我带领学生们到南京实习。那时候，宝成铁路还没有通车，去南京的旅途要几经周折，一段路乘汽车，一段路赶火车，十分辛苦，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这次实习。我也深刻地感受到操作和实践的重要性，适时地听取学生意见才能将工作做到位。
1982年，学校领导安排我到研究生部担任主任。为了争取到博士点和重点学科，提高学校的研究能力，培养和吸纳更多的杰出教师和人才，我们以极高的热情开始忙碌起来，白天从事教学工作，晚上就要开夜车准备材料，身体有点吃不消。那时候的研究生名额非常难得，我常常要跑北京。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故事：1985年我和当时任副院长的刘盛纲院士一起到北京，向电子部和国家教委汇报工作，由于没找到住处，只好住在地下室，一住就是好几天。我向服务员反映，希望改善院士的住宿条件，服务员反问道，院士与研究生哪个地位更高？
我们争取到了10多个博士点，也努力聘请博导，提高学校的整体教育水平。学校知名度与美誉度都不断提高，也为学校进入国家首批“211”和“985”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
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议，我被批准为“电路与系统”学科的博士生导师。1992年被举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学科评议组（电子学与通信学科）成员，并举荐为四川省首届学位委员会委员。我倾尽大半生，为我国和四川省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贡献。
作为一个老师，重要的是给学生思想的启发。我和学生打成一片，不摆老师架子，生活、学习的困难都可以聊，一起看电影，一起去玩儿。这些学生成了我一生弥足珍贵的财富，比如我的研究生胡志宏，曾是华为的高层负责人之一；敖发良，我的第一个硕士，是海军潜艇通信的专家，曾任桂林电子工业大学副校长。他们的成就和获得的荣誉让我感同身受，也深深为他们而骄傲。
退休生活精彩继续
我对文学的爱好，在教学过程中因为时间紧张，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退休后，我便有精力回过头将这些昔日的爱好重拾起来。有人说，电子科大的工科气息太浓了，人文氛围比较缺乏。我便想起当时在清华大学，他们除了学科的底子过硬，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比如京剧就受到广大同学热烈的追捧。我认为工科和艺术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得益彰的。艺术会陶冶你的性情，开拓你的思路。比如我最崇拜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在研究之余以小提琴作为最大的爱好。
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时常看看新闻，对于最近热议的肖传国学术造假，我是坚决反对的。成就应当源于思考，科研工作者专注于学术，产生了兴趣，来了灵感，经过不懈努力，个人的水平也就逐渐提高。在学术上，机缘、精力和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要想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第一得投入，从现在起就艰苦奋斗，第二能够吸收别人的长处，不满足于自己已获得的知识。这样到老的时候，才不会觉得一生虚度。
回顾近五十年的教育生涯，有辛劳和汗水，但更多是满足和欣悦。我已深深爱上老师这个职业，爱上成电这片凝聚了我一生时光的土地。
整理林浩向晓萍
我的根始终扎在这片热土
杨鸿铨
建国初期，我国全面学习苏联，进行了三次高校的院系调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电）就是在第三次调整中诞生的。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一般都是由多学科、多院系组成。我就读的山东大学设有工农文理医五个学院。1947年我进入工学院电机系，系主任是陈茂康老教授。1952年第一次调整，这个系调到济南，并入山东工学院电机系。1953年第二次调整，陈茂康、陈尚勤、牟敦煜和我调至上海的交通大学的电讯系，系主任是周玉琨教授，该系以有线通信为主，设有三个教研室：网络教研室，主任由周玉琨兼，下有许德纪教授、赵国南副教授、蔡祖端、唐茂成、林劲先；载波电话教研室，主任张煦教授（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下有毛钧业副教授、牟敦煜副教授（牟老师因病留在上海，不久去世）、陈茂康教授、陈尚勤、陈耕云、陈鸿彬、裘明信、李乐民（后当选为中工院院士）；市内电话教研室，主任陈湖教授，下有吴兴吾教授、杨叔艺教授、罗致才教授、张有纲、洪福明、杨鸿铨。
1955年初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去彭康校长办公室开会（当时我任电讯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助理，讲师），会上介绍了吴立人同志（后任成电的首任党委书记），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成都建立一所高水平的电子学科齐全的学院的决定，最后定名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归国防科委领导的省军级单位），院长、副院长由国务院总理任命，以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和华南工学院有关专业的师生员工及仪器设备为基础组建。第二天吴立人同志与老师们见面并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大家都想争取到成都参加新校建设。体育老师曾继贤也报了名。许德纪教授的夫人是华东化工学院的副院长，离不开，许教授就只身来到成都。过了不久，吴立人同志第二次来到交大，林为干教授也一块儿来了，研究新校的筹备事宜。周玉琨、林劲先和我参加了筹委会的工作。第三次调整开始了。1955年初交通大学决定派我和史维祥（后任西安交大校长）、李德元（数学）去苏联进修，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筹委会的工作。
1956年夏天，我爱人韩昭春（当时任交大卫生科副科长）带着女儿和我老母同大家一起离开上海，经重庆转赴成都。很快，建国后第一所电子学科的高等学府——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诞生了。我于同年9月到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第四系（航空电子工程）做副博士研究生，次年经过口试通过了五门作为入学资格考试的科目《概率论与随机过程》《雷达基础》《遥控遥测基础》《雷达设备》和《俄语》（除了《俄语》得了4分，其他全是5分）。当时苏联的教育制度是高校和研究院等不培养博士生，只接受博士学位的申请和组织答辩，通过后，授予学位，博士生只能靠自学。高校也不给研究生开设课程，老师只指定学习文献，学习大纲，学生全靠自学。考试采用口试和五分制计分。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雷达目标离跟踪系统的研究》。我于1960年夏季毕业。
50年代末，谢立惠院长、王甲纲副院长、毛钧业老师先后访问苏联。我曾到机场迎接，去宾馆看望。在异国他乡，看到来自祖国的亲人，特别是来自成电的领导和老师，感到特别高兴。可惜时间短暂，未能陪他们参观莫斯科的景点。
我回国之前，吴立人书记已被调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70年代末，我在北京出差，曾去看望过正在北京治病的吴书记。他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病逝后，王甲纲副院长代表学院去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们永远怀念他。
1960年9月，我被分派到第四系任遥控遥测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是李幼平（后当选为中工院院士），支部书记是左家祥，遥控组长是高家鹏，遥测组长是薛荣华，实验室主任是皮德忠。全室同志们很热情，工作积极，我们陆续开设了遥测原理、遥测设备、遥控原理、遥控设备、信息与编码、雷达原理、自控原理、工程数学等课程以及相应的实验课，并帮助部分提前毕业的青年教师补做了毕业设计，培养硕士研究生两名（60年代成电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当时生活很艰苦，每人每月定量21斤粮食，副食品和生活用品凭票限量供应，大部分同志营养不良，不少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水肿症，但是这些并未影响我们工作的热情，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
我们从70年代起，在保证教学、促进教学并为国家作贡献的前提下陆续完成了三项规模较大的科研工作：
（1）靶场火箭遥控遥测设备的研制
火箭发射后内部和外部的参量如温度、振动等，弹道轨迹、着陆点等数据，对研制火箭是重要的依据，必须有一套能自动跟踪测量记录并控制其他相关设备（如光学仪器）的装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奖状编号：0004282）
（2）煤尘瓦斯爆炸试验巷道遥控遥测系统。（1983年获电子工业部电子成果一等奖）
（3）北京地铁无线接续信息传输设备。（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当时国际上对我们封锁，不能进口，只能自己研制。我们在研制中虽然都采用了成熟的技术，但是由于实验仪器设备、器材和加工条件的限制，在研制中花了很大的精力，经过反复实验改进，终于达到设计的指标，满足了用户的要求，受到上级机关和用户的表扬，部分样机还移交学院的实习工厂小批量生产。这是全室同志们奋发自强、努力拼搏的集体成果。兄弟教研室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如张孝澄老师和我们一起加班加点。这三个项目的研制经费总共400余万元（70年代的人民币），除了成本费以外，我们没有发奖金，没有个人提成，全部上交学校（成电）。通过学中用、用中学，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的提高，自学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在艰苦环境下既打破了国际封锁，革命意志也得到了锤炼。
电子工业部第十研究所也在成都，我们有密切的合作，总工程师童芝鹏（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邀请我们去讲课，他们每周派车来接送，我去讲了“锁相环原理和应用”，李幼平、高家彭也去讲了不同的课题。我们选派部分毕业班的同学到所里实习，请他们的专家指导做毕业设计，不少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就留在所里工作，如钱文敏同学，后来担任了所里的总工程师。
响应中央的号召，我们教研室不少同志参加四清工作，我与薛荣华参加了泸县新路公社的四清工作队，为期半年多，后来又去崇庆县（现为崇州）参加五七干校，主要是在农田劳动，近十个月。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6日全院停课，红卫兵到处抓人，戴高帽子游街，不少老干部、老教师被关进牛棚，成为黑帮，吃饭时由红卫兵押着，到食堂，先唱一首歌，歌中唱道：“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向毛主席像鞠躬认罪后，才能吃饭。在主楼广场批斗的最高级的老干部是李井泉了，他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红卫兵说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免于批斗，免于抄家，但要天天在校内外劳动。
运动不断升级，发展到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不仅文斗，还要武斗，挥舞刀枪，坦克上街，群众多有死伤。响应中央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高校，老干部也逐个被解放，走上领导岗位。1978年12月国防工业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国防院校教授座谈会，我有幸参加，会上副总理兼国防工办主任王震接见了大家。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不过大家此时都不知道，从此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工作，全国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学校复课之前，我被派到解放军某部去讲授“晶体管电路”，吃住在部队，同去的还有刘亚康和刘良骥。9个多月后，我被派到784厂（电子部属雷达厂）的新品连（即原来设计所）参加新品研制，我负责其中的“目标速度跟踪”系统。后来恢复高校招生，新生进校后，我又回到学校，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也恢复了教师的高级职称。第一次被批准的共3人（1978年2月）：刘盛纲为教授，我与黄香馥为副教授，后来我先后任副教务长、电子工程系副系主任，1981年任成电常务副院长，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等职，1982年10月任教授。
加拿大Samon Fraser大学应用物理学院长佐治（Donald George）教授来信邀请我去访问，我在该校工程科学系讲了一门课（模糊系统），指导了研究生，其中一位是来自北京邮电学院毕业的姚华。我就科研工作中的理论部分撰写论文三篇，登在《应用数字通信》和《模糊集合和系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