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里，寝室——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看似单调枯燥，我却也苦中作乐。放弃工作，重拾书本，在别人看来有些愚蠢而幼稚的举动，在我看来却成为我三年奋斗的动力。在这样一个学习与研究氛围浓厚的校园里，那一个个追梦人的背影在图书馆里穿梭、在自习室里奋战、在实验室里钻研，而我岂能甘于人后。有时候，取舍就在一念之间，短暂的欢乐后也许是无尽的落寞，而一时的辛苦却能换来丰硕的成果。当我通过自己的奋斗荣获奖学金的时候，同时换来了硕博连读的机会时，我才领悟了“先苦后甜”的真谛！
把握新机遇
当一切都是那么顺风顺水的时候，有些转折却在悄然显现。由于我所选择的博士生导师因为工作关系离开了学校，我一下子失去了研究上的指路人。起初，抱怨、无奈、失落充斥了我的生活，让我一时六神无主。然而，坚毅的性格和执著的目标让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要转换思维，重新起航。于是，凭着研究生时期经济数学的研究方向的兴趣，以及学院老师的鼓励和推荐，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我成功地进入经济与管理学院，就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开始了我博士阶段的研究。
尽管，兴趣是读书的先导，但是比起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已经学习了经济与金融课程的学生，我的专业基础就显得极其单薄，在学习过程中甚至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整个博一阶段，恶补专业知识成为了我生活的主旋律，伴随我的是校园里的虫鸣鸟叫，是天际的那一抹日落月出。没有悠闲的假期，没有多彩的娱乐生活，心中却保有一分最纯粹的宁静。依稀记得主楼后的那一棵老树，泛黄、枯萎、叶落、发芽，再到枝繁叶茂，生命的轨迹也正是我刻苦学习的写照，不经历一番辛勤的耕耘，不面对一番挫折与失望，哪能有如今的成绩与辉煌。
重拾战斗力
博士研究阶段的前两年，我的投入与付出换来了可喜的成果：第一篇研究论文便在2007年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管理学年会上从500篇中脱颖而出，获得年会优秀论文的嘉奖；第二篇研究论文在管理学国家一级刊物——《系统工程学报》上发表。之后的几篇也被各知名学术研讨会录用。这一切都是对我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是为自己三年取得博士学位的目标添加的重要筹码。
然而，2008年，也就是博士研究阶段的第三年，巨大的压力来袭。“5·12汶川特大地震”成为震撼每一个国人，而距离震中较近的成都也不时受到余震的威胁。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在“避难”中度过的。我们搬出了宿舍，在外打地铺、搭帐篷，一面是生命的安全，另一面又是学习的紧迫，而我们只能选择在两者之间疲惫地游走。我的学习状态、身体状况在这一阶段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论文写了一遍又一遍，修改了一遍又一遍，不满意，还是不满意。再加上论文的审稿要求、时间等因素与之前的专业方向大不相同，我每一天都在不断地审问自己，每一天也在不停地折磨着自己。
在灾难与困惑面前，不服输不妥协不放弃才是成电人应该展现出的力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风雨同舟，携手奋进地走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时光，成电人在天灾面前团结一致、互相扶持的精神风貌也深深地铭刻在时间的长河里，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中。经过自身的调整、周围人所给予的关怀与鼓励，我重新找回了那个精神焕发，迎难而上的我。而三年的目标虽然已经不能实现，但我努力奋斗过，我也就问心无愧。至少，我坚持着挺了下来！
难忘恩师情
我在博士阶段的导师曾勇教授是一位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在学术上严谨求是、追求完美的人，四年相处的岁月，让我对这位可敬可爱的师长终生难忘。
当我毛遂自荐，来到曾老师面前的时候，我专业上的欠缺致使老师所问的问题我都回答得不太理想。老师没有将我一票否决，而是真诚地向我推荐了宋逢明教授编写的《金融工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一书，给我一周的时间去反复琢磨，仔细领悟其中的精髓。一周的阅读与品味，来回的思考与询问，好似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我对于经济金融的一些问题有了一个感性的理解和直观的感悟。当一周后，再次来到曾老师面前时，面对老师的问题，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然而，老师并没有直接表扬我，而是接着又推荐了几本经济与金融方向的书籍教材，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入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大门。曾老师接纳我做他的研究生便是对我学习能力的肯定，我也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钻研，努力奋斗，不辜负老师的一番期望。
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在曾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修改多次，论文的格式、语言的表达，词汇、摘要的精炼度……老师总能在细微处发现问题。当我表现出急躁和不耐烦的情绪时，老师诚恳地建议我放慢速度，在修改一次后先放个一两天，一两天后再翻出来看一遍，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领悟，也许就能发现自己先前的不足。在这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在学习中需要适时的沉淀，时间里后一段的自己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去仔细观察前一段的自己，那些被快速的节奏所掩盖的瑕疵，会被后一阶段的自己捕捉，然后思考着怎么去改进，怎么去完善。
曾老师在学术研究上近乎苛刻的完美是这四年中我最珍贵的财富，正是因为老师的严格要求才为我以后的研究写作树立了标杆，在这个规范的模式下，我之后的论文写作才会得心应手。而每一阶段小论文的融合便形成了我毕业论文的基础框架，在不断地思考改进后，以外审五优、答辩五优的成绩顺利通过。
2010年6月29日，穿上博士服、戴上博士帽，从校长手中郑重地接过毕业贺信的那一刻，我在学校的生活也宣告结束。步入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个大舞台，我将继续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从事研究工作，实现自我的价值，创造属于自我的辉煌。
轻轻地我走了，带不走回忆、带不走深情，成电记忆里的每一个镜头依然清晰，我把对于它的依赖寄托在心底，等到重游故地的那一刻再将它轻轻地唤起……
吃食堂的技巧
朱晋蜀
2003年年底，我校7712班的校友们毕业20年后再聚首，在母校留下重逢的欢歌笑语。20年的重逢，激起大家对大学时光无限的追忆。7712班的同学们拾掇起旧日的回忆，重新回到了20年前……
在晋明没从雷达专业转来之前，我和大勇是班上仅有的两个“山西第二代”，故我们关系很好，基本算是无话不谈的那一类。大勇老实、耿直、不善言辞，但人很聪明（大勇当年做微积分习题又快又好，便可窥一斑）。当年大一时，学校还在实行定量配给制，每月32斤粮，配30%的粗粮。说是粗粮，实际上是面粉。南方人习惯吃米，所以把配的面粉叫粗粮，即便是用全国粮票去买粮，都要按比例配面粉，只有用成都特有的粮票，叫做“搭伙证”的去粮店才能全部买成大米。当年的大学生一般每月只有20~30元的生活费，本着既节约，又能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的原则，大勇着实动了些脑筋。一日，午餐时间，我们说好吃面条（山西后代都喜欢吃面，但不一定都喜欢吃醋）。学校食堂卖面、饭、菜实行分窗销售制。我去卖面条的窗口买好了四两面，回头一看，大勇不见了踪影，我只好一个人又去卖臊子的窗口。刚排到位，大勇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手里捧着一碗面，加塞到了我前面，食堂的大师傅给了我俩一人一勺臊子后，我们就边走边吃回宿舍。大勇一脸春光，面带窃笑地给我讲：“下次买面的时候，你先买二两饭，然后再买二两面盖在上面，最后去买臊子的时候，大师傅舀给你的就是一勺，如果他知道你只买了二两面，就只舀半勺给你。”顿时我就把刚吃进去的一口饭喷在了路边，差点没噎着，大呼：“你马后炮，怎么不早传授此法！”坦白地讲，大学的后3年，我一次都没有用过这“大勇技巧”。
比起“大勇技巧”而言，Teacher王却是研究吃食堂方面的另一类专家。大家都对Teacher王比较了解，也都很喜欢听他的英语课。他年龄比我大，但却比班上的老大哥小。最让班上男生佩服的是，他把班上最漂亮的nan小姐硬挖了去。事成之后，班上的部分男生才后悔慢了半拍。丛刚就说过，班上的女生资源本来就紧俏，属“狼多肉少”之局面，还被“外来户”配置了我班的资源云云。
毕业后，我回成电单身宿舍住了一年，张立、丛刚、Teacher王和我经常一块儿在成电吃食堂。时年公元198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在辽阔的农村进行着，农民兄弟的腰包比城里工人老大哥的还要鼓，我们大学毕业生也只有每月42元5角的薪金（一年转正后，工资拿到54元5角，外加1元5角粮贴）。一次午餐席间，Teacher王给我们抱怨了广州物价奇高的一件小事。一日，Teacher王办完事后在广州城里购物，眼花缭乱地转了半天，但因囊中银两有限，一样也没敢下手买，此时略感腹中饥饿，回过神来已时过正午，顺路走进一家“苍蝇”小馆，准备吃一碗小面，哪知服务生递过菜单，Teacher王一瞟菜单上标的小面价格，心中暗抽一口冷气，上面标15元一碗！用Teacher王的原话来说就是：“我一下就跳出了面馆，无奈，只好买了两块面包充饥。”
Teacher王在成电吃饭用的家伙有点吓人，远比徐志伟的“茶缸”大，只比洗脸盆略小些。比大勇开明的是，Teacher王将他为什么用硕大饭盆用餐的秘诀一五一十地，就像上英语课教语法一样传授于我哥仨。原来用大饭盆用餐的优点在于，大师傅用的小平勺舀两勺都遮不住盆底，一般来说，大师傅会多添半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