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不到20人的一个系到有近200人经管学院，28年跋涉的脚印，艰辛、坚定。是年我56岁。学院又在向新的目标前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学院在清水河校区的大楼已经在规划中，两年后学院将搬迁到清水河旁的新大楼。
过去的岁月，那些老师、那些学生、一幕幕像画卷在眼前展现，让我敬仰和激动。回想这一切，我为自己曾经伴随学院的成长感到自豪，也为自己是一个成电人感到骄傲。
苦中有乐
萧鉴昌
我是学法律的，本该进入法律这个门，可是1950年被中共温江县委送到《川西日报》新闻训练班学习一个月，接受新闻的启蒙教育。仅知一条新闻必具备的“五个W”后就阴差阳错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误进了新闻这门道。
1964年，《成电》复刊后，领导要我这个半路出家，在新闻业务方面属于“先天不足”的人负责院刊工作。当时，学校规模仅属单一的电子类工科院校，不是如今的理工管文的综合性大学，校报有一大批学生记者和文科学生为校报助阵，而我那时哪有这样的办报条件？我除了担负日常第一版的编采排与省市报纸的大量对外报道外，在面对自身“先天不足”，“后天乏人”，加上院刊经济拮据的现实，决定我在院刊八个春秋的运行轨迹必然是：一、在汗流浃背中工作；二、慎对每一分钱的花销。
先说苦中行路。一张四开版的半月报，我却嫌八小时不够用，显现了我的无能与缺才。我甚看重评论在报纸中的旗帜作用，以及人物通讯的鼓舞与激励作用。因此我在撰写这些稿件时舍得花时间，付出我大量的心血。我曾先后在第四机械工业部所属的报刊及省市报纸上报道过院士林为干、刘盛纲，教授刘锦德、冯志超、卢显良、唐明光、陈耕耘、陈铮和谢汉德等多人，在科研与教育中的动人事迹。我撰写这些稿件通常是在八小时之外去完成的。
1985年省委宣传部为迎接第一个教师节出版了一本《教苑群英》的书。我省劳动模范陈惆嵘教授被我以《追光者》为题，写了近八千字的报告文学，即利用当年的暑假，经过两次修改后，冒着七月骄阳似火的酷热，骑着自行车在往返几十里崎岖难行的山路上，将稿件送到川师我们多次在外厂印刷校报，中午就在职工食堂就餐，傍晚才回到学校。我们不仅从未申请过误餐补助、编辑费、加班费，而且为凑足成都市兄弟院校在我校开会时中午的那几百元的午餐费，宣传部长李家才绞尽脑汁，他要求我们：一、从每个编辑本来不多的稿费中提取10%作为“公积金”；二、凡刊登党政工作要点之类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移做“公积金”。我们开通讯员会，表彰优秀通讯组和优秀通讯员，只有精神鼓励，因缺子儿，竟连一个笔记本的奖品也发不出。囊中羞涩，只好如此。
领导一再告诫我两件事：一、不要泄密。凡涉及科研成果的报道，必请科研部门把关后再发出。二、不出错字。我们有次在校对时，将第二版一则标题中毛泽东误为“毛东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此错实令我诚惶诚恐，好在报纸尚未发出，及时作了补救；否则是要“背书”的。我们以此引为教训，并在编辑部提出，当每版编辑三校后，再由四位编辑交叉校对，如发现一个错字，则要罚几角，罚款虽不多，但折射出被罚编辑对读者缺乏责任心，并非光彩行为。故此后大家都用心校对，校报的错别字几近于零。
由于校报的编辑的职称迟迟不到位，对相同的大学毕业生，做编辑与当老师相比，当教师的可能很快升为讲师。1982年《成电》复刊时，调来我校社科系毕业的田禾与郭勤，加上从四川大学分配来的秦某，都嫌校报工作辛苦，且没有奔头，他们都成了“飞鸽版”，或去考研，或另攀高枝，或上了三尺讲台。两次复刊后，最终众编辑都孔雀东南飞了，唯一留下的就是我这个“永久版”。编辑频繁的流动不利于校报工作的开展。
“一切的快乐皆需要付出代价。”[【瑞士】海塞：《玻璃珠游戏》。]在近八千个日子的校报工作中，我汗流满面，殚精竭虑，一心一意地为校报出版付出代价。最终也像农民经过春耕夏耘获得秋收的喜悦一样，享受到了快乐的回报：那就是当报告文学《追光者》选入《教苑群英》时；《中国体育报》刊登林为干院士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刊用了我采写的通讯《攻关还需体魄强》时；刊登在校报的评论《话说根深叶茂》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时；我撰写的评论《且说纪律美》和《“自由电子”说开》两文，分别获四川新闻协会和四川高校报研究会颁发的二等奖和一等奖时；1985年《成电》院刊被评为先进集体时……反正印证革命前辈李大钊所说：我觉得人生追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用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诚哉斯言！”他精确概括了我八个春秋苦中有乐的人生。
寝室里的你我他
方福兴
从茫茫科尔沁草原，经三天三夜的硬座，到成都。取下托运的行李，租一辆人力三轮车，放上去，怕剥削车夫，没敢坐上，跟着三轮车后一直跑到成电。报到后，被安排到30幢学生宿舍二楼的房间，一住就是4年。
寝室约15m2，两边摆着4张粗壮的木质双层床，中间放着7张小桌，每个小桌下面摆放着一张方凳。床位是事先安排好的，对号入床。我住在左侧最里边的下床，我想上下床的安排一定是按岁数的大小划定，我入学的岁数相当于一般大学生毕业的年龄，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下床。当知道住我上床的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时，才改变了想法。
他叫叶有智，后来大家都叫他老叶。听说他是在新婚之喜时，邮递员送来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可谓“双喜临门”。老叶基础好，见的世面多，理解能力强，我们有不懂的地方常常问他，他会把问题讲得明明白白。考试前，他常会把我们曾经问过的问题再回述一遍。
黄月江，住在对面下床，是一个英俊、潇洒、爱好广泛、学习优秀的小伙子。喜欢游泳、篮球等体育运动，有音乐灵感，小提琴拉得很好，常常在学院主办的文艺演出会上独奏、与李江滨合奏，或为班上的女高音伴奏。他爱抽烟，是寝室四大烟民之一，曾与岳黔明、老叶等一块儿组成戒烟小组，还举行了宣誓仪式，结果除了老叶，均未能成功。最后开总结会，老叶能戒烟是因为有夫人的大力支持和有效监督。想来黄月江现在也同样具备条件，应该戒烟了吧？
杨志达，天津人，一口标准普通话，能言善辩。曾在成都新华书店认识了一位大姐，凭三寸不烂之舌，买到了市面上没有的书，令人羡慕。入学前是精密机械设计师，因此获准免修机械设计专业。他组织能力强，是我们小组的组长，曾多次组织小组集体活动，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也很会做思想工作，有思想问题的同学，经过他的帮助，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自己有了思想问题，就是不吃不喝地昏睡三天。毕业后，他分配到天津，1984年曾在北京会面，一直很想念。
尹承明，来自昆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瘦高个，结实。排球、竞走、三级跳远是班里的得分好手。爱好生物工程，对基因很有研究。如果能在这方面工作，也许会是一个颇有造诣的人物。毕业后再没机会谋面，听说已定居美国。
王新河，昆明人。白皙的脸庞上，挂着一副深度近视镜。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在枕头四周摸眼镜，仿佛没有它什么都看不见。看上去是个典型的书生，但性格很开朗，说话做事果断。不爱听课，深信自学比听课强，常常晚上学习，白天睡觉。毕业后分配到华北计算机研究所。至今我们已有10多年没见，听说已经成了企业家。
黄大庆是我们寝室最年幼的一位，来自贵阳，具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跑步、早读、上课，晚上按时睡觉，四年如一日。和老叶我们3人经常在一起，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谁先到教室，必须给另两人占位子，当然还是大庆给我们占位子的时候多。他后来分到了四川轻化工学院。我曾到学校找他，听说又去了北京，后来才知道他去了美国。
20年，往事犹新，同窗生活，历历在目……
一个80后的成电梦
王声凑
“如果说人生最美丽的时光是在读书时期，那么于我而言，青春最闪耀的读书时期、最美丽的时光便留在了成电，这个承载着我的激情与梦想，见证着我的辛勤和努力的地方，那近7年的点滴记忆就在我将要离开的那一刻像放电影似的不断地来回浮现。”
追梦“心”方向
记得本科毕业后，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也希望能够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中追逐青春的梦想，而我也幸运地如愿以偿。在每天重复的节奏和匆忙的步履中，我发现自身在专业知识和能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而重回校园成为接下来将要坚持的方向。
成电，它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走进我的生活，最初的那一刻已些许模糊。但是，“严谨求实的学风、开拓创新的精神、大气大为的风貌”成为我认识它的第一步。7年以前我可以把这些称赞当做是一种宣传的口号，7年后我却能够自豪地说这就是我的母校，这一字一句不仅仅是赞美，而是每一个成电人一步一步践行的理念、一步一步书写的辉煌。所以，当初选择进入电子科技大学数学学院进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深造，在现在看来是我人生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