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电五十年时间，我深深地爱这所学校。我是一个成电人，成电教会了我太多东西；学校培养了我，我就要为学校奉献一生。想起曾经的从军梦想，而今青春之美已是两鬓染霜。回忆当年，我认为，建校之初的艰苦条件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将我们磨砺成脚踏实地、吃苦耐劳、有动手能力的科研工作者。成电人，正是凭着一股子钻劲儿，踏踏实实，超常付出，获得今日的成就。
“为什么我的眼睛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时刻关注着学校的发展，也满怀深情地对母校的发展寄予厚望。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信息产业的日新月异，国内很多学校都开设了电子类专业，竞争也日益激烈。我认为一所真正的好学校不在其名，而在学生为社会上作出贡献的多少。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学校脚踏实地、动手能力强的特色，努力发展高科技专业。我们还要引进优秀的教师，更加爱护人才，提高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流的大学。
整理敖顺郑雪
无论何地心系于此
陈天麒
走进成电
当年，面对高考选择的我，出于对电子类专业的兴趣，选择了成电。我觉得兴趣爱好对一个人的发展很重要，一个人对一件事、一门科学感兴趣，他就更容易接受，并做出成绩来。
我是成电的第二届学生，当时学校只招了十多个班，专业只有六个：一系是无线电与通信（现在的通信学院）；二系是无线电设计设备制造（现在的电工学院）；三系是元件材料（现在的微固学院）；第四个专业当时是一个保密的专业，后来改成了计算机专业；五系是真空管（现在是光电学院）；六系是基础课程，包括数学物理专业等。
学校初建立的几年里，参照苏联体制，完全不学英语，而是学俄语。沙河校区的主楼，就是仿苏联建筑，本来打算建七层，因为成都地下水位高，地基不牢，就只建了五层。
严格的教学
成电当时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毕业很困难，有很多人因为跟不上课程而降级或者不能毕业。由于当时使用的是苏联莫洛托夫动力学系统的教学体制，使用的教材也都源于苏联。基础课程使用的全是理科的教材，就是数学专业学的那类，不像现在，有专门的工科数学课本。仅高等数学就有厚厚的三卷书。我们也没有选修，全是学校安排的必修课。课程安排得很紧，几乎每周都有三十六节。学习很累，却让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促使我们在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学在西电
我在学校一直读到1960年。大跃进时期扩大招生，师资成了问题。一批优秀的学生提前毕业，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毕业，在学校教研室工作了半年。当时正逢国防科工委在五所专属高校间实行交换教师培养计划，我被派到西电学习。我在成电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之后，又得以在西电对各种雷达进行研究。我的毕业论文是《脉冲压缩雷达》，这在当时属于新技术，为了了解最前沿的信息，我一边学英语一边写论文。
毕业时，西电的老师希望我能留在那里开展研究工作。但比较两所院校后我还是决定回成电，因为西电当时是部队院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几乎完全没有自由时间。而我觉得对搞科研的人来说自由时间很重要，学习需要主动性，而成电的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我认为在成电更有利于做研究，于是学成之后，又回到母校。
初为人师
再次进入成电后，我在实验室待了三年，主要是为学生准备、设计试验，并反复操作，这三年培养了我的动手能力。接下来我又开始了辅导课程。成电对教师的要求非常严格，新老师刚开始时是给学生讲习题课，上讲台前要多次在教研室试讲、锻炼，要先在老师面前过关才被允许上讲台。甚至对于黑板，哪一部分板书哪些内容都是有要求的。
我一直认为，教师是艰辛而高尚的职业。要做好一名教师，首先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为人师表，超常付出。此外，还要不计回报，有献身精神。我当老师时讲的课很多，从专业基础课到研究生的课我都讲过。总结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觉得上课时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去上课，课前要充分学习理解这门课，理解透彻了，讲课时才自然，解决学生问题也可以更全面。一门课，讲了一两遍之后，就觉得没有味道了，希望讲别的课来挑战自己。正因如此，我在专业方面学得比较宽。做人不能局限自己，应该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阅历。
海外之行
因为想出国去看一看，我就报考了一个国家的公派访问的考试，并顺利通过，获得了去加州大学做高访研究的机会。后来又由于工作原因我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访问学习。这两次经历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内外教育体制的差异。国外的大学更突出对知识的灵活运用。比如阵列天线的概念，在国内只用做天线，而国外也会同时运用于电路系统。
加州大学给每个教授配备一个工程师。博士生有了新想法，可以由工程师来做出实物，博士生只需要完成测试，而不像国内，设计制作和测试都要自己完成。这样安排的好处是，为博士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他们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理论研究上，也就更容易出成果。
国外的大学学术方面也更自由，课题很多都是自选的。国外的公司更注重长远发展，他们可能给一个教授投入大量的资金，却不要求他们在短期内产出成果。而这种有远见的投资，无疑更利于学术的发展。
同时我发现国外大学讲课的侧重点不同于国内，他们更加注重让学生对概念有清楚透彻的理解，而不是具体的推导过程。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引导学生下课后查阅大量资料去充实自己。回国后，我运用这一理念编了一部教材，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赞赏。这是因为我把研究中的实际问题抽象出来融入到习题里，而非以往的让学生为了做题而做题。
在电化教学方面，国外也与国内不同。现在许多大学教师上课都喜欢用课件，然而老一辈的教授们则更倾向于用板书，因为板书可以方便老师把学生一步一步带进自己的思维里，把自己的逻辑更好地展示在学生面前。国外的大学就是保留这样一个板书的教学方式，只不过他们加入了一点现代元素——教师直接“板书”在电脑上，同步投影于银幕。即使是这么一点差距也影响教学质量。
说到差距，我想起钱学森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教育体制不完善。”我想除了在教育的细节上需更加努力以外，在学术精神上我们更需守住一方净土。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办学，都必须讲究“实事求是”。近年来浮夸风依然影响学术界，我真心希望成电的教师和学子们不要跟随这股风气。
未来憧憬
我就这些年学习和教学研究的经验给老师和同学们一些建议。
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除了本身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外，非常重要的就是责任心和行为榜样。教师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学生负责。言传身教，教师的每一个行为都会给自己的学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因而教师就必须树立一个行为准则的榜样，去影响学生们走正确的路，做正直的人。而作为学生，则应该在自己的专业方向上培养兴趣爱好。其次就是要打好基础，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因为只有数理基础好了，处理问题才能得心应手。
祝福成电
这五十多年中成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就世界范畴说，她还是一个中等水平的院校，但对比以前，她的规模更大了，科研经费也更多，同时在科研领域上也有许多建树。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我们的老校长曾说过：“办好一所大学需要‘三才’，一是人才，二是教材，三是器材。”对如今的成电来说，这句话或许仍然适用。
陪伴成电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每一次银杏叶落，每一次栀子花开，都给我留下了许多回忆。衷心地祝福成电，我的母校，在科学与育人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整理董艾华牙睿睿李霞
浓厚的学习氛围影响我终生
谢孟贤
1957年6月我从湖南省长沙市第七中学毕业，并顺利地考上了当时七所国防院校之一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进入半导体专业学习。9月末，我孤身一人带着行李，怀着对国防电子事业的无限向往，阔别亲人、朋友和家乡，越过长江、黄河，并转乘尚未正式通车的宝成路的火车，大约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到达祖国西南部的大都会——成都市。这一来，就是整整的五年苦读，中途我从没有回过家乡。
刚到成电时，学校才建成不到一年，各项设施都还很不完善。我们则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学校的建校劳动。1957年，国家正处于发展时期，学校很注重学生的培养质量，特别是非常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环节的教学。教师们都是水平很高、国内少有的电子科技人才。学校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上课时抢占教室前排座位的现象十分普遍。图书馆里经常人潮涌动、十分拥挤。我们的学习生活一直都处于紧张状态，从未松懈过，除了参加党团活动，有时也偶尔集体到沙河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除此之外，基本上在成电的生活轨迹都是三点一线。不过，我们每天都沉浸和畅游在那些新奇、尖端的电子科学知识的海洋里。对于我们这些热情求学的年轻学子来说，五年的时光也就很快地过去了。
1962年，大学毕业了。同学们被分配到祖国的四面八方——甘肃、上海、北京、东北、广东等地，许多人去了国防研究所。我们同窗五年之后就含泪告别、各奔东西，开始了各自的精彩人生。转眼之间，已经过去四十余载了。回想起来，那时同学们之间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许多同学都成为微电领域的技术骨干，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我们再度在成电聚首时，顿感华发生朱颜改、光阴荏苒、韶华易逝啊。1962年，我幸运地留校当了一名教师，从此，我便与成电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在大学学习的五年以及此后工作的数十年间，很多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帮助很大。而对我业务水平的提高影响最大的是陈星弼教授。他是我们57级大学生们非常崇敬的一位老师，他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提纲挈领的授课风格让我们受益匪浅，他不仅培养了我们热爱科学的精神，而且也教会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方法。现在每当老校友回到学校时，必去拜望陈老师。虽然他已经是声望卓著的微电子专家和院士，但是他对我们这些老学生们仍然情谊深长，互相有说不完的话。他的治学和敬业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时光飞逝，成电浓厚的学习氛围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而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培养也让我不断进步。当我刚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时，首先就是给学生做习题辅导和带实验，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我曾经辅导过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课程，也曾经指导过光谱线测量和X光衍射等实验，这使得我的基础理论水平和实验技能都得到很大提高，真可谓是教学相长。工作不久，1964年，学校就派我到北京大学去深造，师从中国半导体学科奠基人——黄昆教授。黄先生是一位对教学和研究都十分严谨的学者，他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第一原理出发”，他能够将复杂的理论用很简单的语句和模型描述出来。这在当时对我的启发很大，并对我后来回到成电从事教学、科研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北大的日子，我不仅领教了黄昆教授的学识和精神，而且也向秦国刚、陈志全和韩汝琦等老师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积极工作、谦虚谨慎、认真钻研、严谨好学的风格一直激励着我。还记得在冰冷的大雪天里，大家都一起去参加劳动。黄昆教授同他的英国妻子也和我们排队出发，中午一起在外面吃烤馒头，傍晚时又一起高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精神饱满地返回学校。这些生活情景如此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黄昆先生那时虽然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大科学家，但是他对待教学工作的态度真是令人感叹。每一次上课前他都认真备课，有时甚至到深夜；在讨论教学改革等问题时都严谨认真，从不敷衍塞责。他对于我这位进修生从实际需要出发来培养，我不仅要参加课程答疑，还要进行试讲。我在北大开始了第一次讲课。试讲之后黄先生提出许多关于教学法的中肯意见，这对于我的帮助很大。他的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永远值得学习。从此，我更加热爱半导体专业的教学工作，并更加坚定、努力地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以尽到自己的职责。
1979年，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许多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吸取先进的科学理念。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1980年初，我到了当时在微电子半导体产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日本，并进入仙台市的东北大学学习访问。那时，到日本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留学，对于我这样一位四十出头、对日本文化和语言毫不了解的人来说，显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在大连外语学院经历了几个月紧张的日语培训之后，就带着满腔的热情和一口不十分熟练的日语，踏上了前往东瀛的旅途。
刚到日本时，我们一无所知。当从东京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手中接过去仙台市的车票时，有些无所适从。幸好当时在日本的华侨同胞和日中友协的同志们积极热情地提供帮助，使得处在异国他乡的我们，在心灵上得到了慰藉，并很快在仙台安顿下来。他们还在生活上给了我们很多关照，例如弄来了别人废弃的床、家具和电视机等，以满足我们这些不习惯于睡榻榻米的中国人的需要。仙台市的这些朋友们，每当逢年过节，都要邀请留学生们去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让我们了解到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关照，都让我们十分感动，并且永远铭记在心。
到达仙台市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东北大学通信研究所向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