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泽润一教授报到，随即开始了紧张的留学生活。日本东北大学的学风向来是提倡独立自主的发展和创造，特别是西泽润一教授更是在日本以提倡独创而著称。西泽教授是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和光通信的开创者，历任东北大学、岩手大学和首都大学东京的校长，要求非常严格，他的研究室的学术研究氛围相当浓厚。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是安排得非常紧凑，有条不紊；一般情况下，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是不停歇的，大家轮流、按计划地去使用。在研究、学习过程中，无论是日本学生还是其他各国的学生，都对科学研究投入了相当大的激情，并且一直乐在其中。每个周末（星期六），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我曾经住在“仙台城址”附近的山坡上（二战后的美军军官的住地），当时那儿人烟稀少，离研究室有好几里地。多年以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当时常常因工作到深夜（12点过是常事）、不能乘公交车返回住地，而只能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经过鲁迅先生故居前、越过广濑河，朝着漆黑一片的“仙台城址”山上走去，就像一步一步地进入黑洞一样，真是有些胆战心惊。
在日本期间，我们这些在仙台市的留学生们有幸见到了杨振宁先生。曾记得，当1957年杨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之时，我正抱着对半导体的好奇心与学习热情刚走进成电。在与杨先生的交谈过程中，当有学生提出请他介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验时，杨先生就正言道：“如果能够说得出经验的话，那么诺贝尔奖就不值钱了。”这是多么深刻的至理名言啊，因为只有创造才是应该值得大大奖励的。
两年的留学生活不知不觉地结束了。临行前，西泽润一教授赠送了一本厚厚的专著给我，他在扉页上用中文写道：“谢孟贤老兄：为中国半导体事业作出贡献”。老师的这句简短话语，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头，不断鼓励着我前进的步伐。
1982年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返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此后我就在微电子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从事着平凡而艰辛的劳动。我除了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讲台，并且还承担了一些研究工作，此外还先后同其他教师编写出版了几本教材。我曾讲授过固体电子学、半导体工艺原理、半导体物理、半导体器件、纳米器件等课程。1988年晋升为教授。尽管当时的工资待遇很低，但是我也同其他教师一样，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业。作为人民教师，我希望将我毕生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年轻的学生们，为发展我国的微电子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6年，我退休了。但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依旧在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除了负责一些研究生的课程外，还担任了某重点科研项目的顾问。为了校外一些研究生学习的方便，我还专门开设了一个博客窗口，同时这也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年轻微电子学人。
自从我五十多年前结识半导体的那一刻起，我就注定了与成电的缘分，并与她同荣共辱。在成电这个大舞台上，我将我的大半生演绎。今天成电新校区已经落成，眼看成电的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我由衷地为之感到高兴。希望在我们一代又一代微电子人的努力奋斗下，让国家的微电子事业后浪推前浪、不断地蓬勃发展。
整理张磊黎明王思萌
我在成电的日子
刘心松
天道酬勤
在那转身回眸的一瞬间，那大学的轻快旋律，那刻骨铭心的依恋，至今清晰可见。
我于1958年9月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读计算机专业。作为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当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可是我也曾暗暗担忧：父母一辈子务农，哪来钱供我读书？大学，我将何以渡之？幸运的是，党、政府、学校和恩师良友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学校每个月给我九元的生活费和两元零花钱。在那个穷困的时代，这种待遇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因此每个月我基本上不用花家里的钱，不用父母操心，就能维持生活和学习。
那时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特别是每到冬天，刺骨的寒风总是那么的无情。我没有一双棉鞋，没有一条棉裤，没有一件棉衣，经常单衣单裤度过整个寒冬。尽管寒风凛冽，也丝毫不减我对学习的热情——那个时候的大学管理方面和现在差不多，几乎也是完全的自由，不会有谁要求你去自习或是去学习。可能是因为那时的环境太差太艰苦，人人都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吧，所以大家学习的劲头都很足。大学里，我记忆犹新的便是“占位置”。每当晚上上晚自习和周末的时候，教室、主楼、图书馆便成为所有同学的驻足之地，稍微迟了一两分钟，可能就只有在过道或阳台、楼道上待着学习了（因为这些地方有灯光）。那个时候，似乎人人都是那样的单纯，那样的专注。我们什么也不想，对于生活，吃饱就好，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我们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没有懒觉，我们不会在街上闲逛，走路也是一阵风，更谈不上什么旅游、联谊之类的活动了。就连体育运动锻炼的时间也是少之又少，我们就是一群全心全意的求学者、探知者。
至今回想起来，也许我的大学生活不是那么的多姿多彩，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不遗憾。我的大学生活很充实，沧桑历历。岁月见证了我的成长，我问心无愧。
师恩难忘
毕业后我留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一直到2005年退休，大半辈子都是在电子科大度过的。这也让我和母校有了不解之缘，和学校的老师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说到老师，我立刻想到我的恩师——计算机学院的周锡令老师。
周锡令老师是我国计算机行业的开创人之一，他从我校1956年建校时起就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作，直到1978年调往北京，经历了多个单位，最后任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第一任院长。我读本科时，他就是我的老师；我毕业留校后，他仍然带着我工作，时间久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就更深。
“文革”时，社会很混乱。一些人还给了我一个“大字报专栏”，大字报专栏的大标题是“林为干、周锡令、刘心松一脉相传”，小标题是“彻底批臭资产阶级小臭权威刘心松”。他们说我是又小又臭，我就这样背上了罪名。有多少份大字报我没有统计过，但却给了我一个专栏。周锡令老师夫妇在那时已先被人送了一个专栏，遭到了批判，身处逆境。但是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想到的并非是他们自己，而是写大字报为我鸣不平。
后来，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还是比较艰苦。而那时周锡令老师的夫人郑韵萍对我也是关心备至。有时她做好吃的就给我留一份，用锅热起。等到我上班中途休息时，她就叫我去她家吃。我也曾给我的学生煮过鸡蛋面条，本来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但那次学生见到我，和我提起说那次是他吃过的最香的面条，说他很难忘。我自己也很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小小举动能让学生多年后仍能忆起。对学生的关爱就是从周老师夫妇那里耳濡目染来的。
周锡令老师和师母对我好，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为人师者，必先正其身，方能教书育人，此乃师德之本也。”周锡令老师以身作则，教会了我很多，我衷心地感谢曾经教育、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周锡令夫妇！
DO IT（COMPUTER）OURSELVES
1974年，我负责一项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项目。项目是用一台计算机来对光学玻璃产品的退火过程进行炉温控制，温度数据通过安装在炉体的热电偶采集，经模拟数字转换后传给工业控制计算机，经过处理后的控制信号再反馈到执行机构控制退火温度，形成实时闭环过程（无需人工操作）控制系统。
当时“35邮箱”（工厂）承担着国防光学玻璃的生产任务，但由于工艺和过程控制等诸多问题，生产出的玻璃产品一直都属于次等品，更不要说一、二类产品了。这无疑影响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和相关行业的应用。美国和苏联有产品，但不卖给我们国家；从德国进口产品，在当时是一两黄金买不到一两玻璃。于是，我带着向世清、刘绍烯两位老师和刘乃琦、党立平等几个学生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然而，当时没有现成的计算机，因为在国外买不到（一是没有充足的资金，二是国外不卖给我们），国内又没有合格的计算机，所以研制工业控制计算机的任务也就落在了项目组自己的肩上。我们只能自己去研制，自己去造，可是只有技术，没有元器件。元器件从哪儿来呢？正当我发愁时，我听到小道消息说“重庆自动化所新研制了一台计算机，但不是很成功，因为它只能唱歌，不能做事……于是也有了‘玛丽小姐’这一外号……”
于是，我决定亲往重庆考察调研。我到重庆后，证实确有此事。于是我就和他们协商购买，最终以3万元成交将“她”买下，很快把计算机运回成都。计算机到厂后，我安排人员把所有的元器件拆下、清理整形，开始系统的设计。一系列工作完成后，又把运控、内存、外部和外围部分分别交给刘乃琦、向世清、刘绍烯和35信箱的一位技术人员（毕业于华南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他们进行具体实施的同时，我就开始着手软件的设计……
历时3年，我们不但造出了自己的计算机，还生产出了合格的军用光学玻璃。那时的国家标准要求计算机的连续正常运行时间要达到50个小时，而我们研制的计算机竟然达到了1000个小时；我们还实现了计算机实时闭环过程控制；最终也得到了合格的军用光学玻璃。更为可喜的是生产出来的军用光学玻璃中，98%为一类品，2%为二类品，无任何废品。消息传遍了全国，东到上海，西到乌鲁木齐，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很多人都赶往成都参观学习……
当时，我的学生刘乃琦还写下了一首小诗：
《奋战三五一》
（记JKX351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联调，1976年，当时的35邮箱也称国营光明器材厂）
接连熬通宵，奋战三五一；
各组齐忙活，系统总联调；
埋头计脉冲，跪地测信号；
开关模拟量，线长防干扰；
浓茶驱困意，凉水浇钝脑；
氖灯齐闪烁，仿佛机器笑；
内存下雨声，催眠寐小觉；
电传声清脆；传出好报告；
炉膛火焰红，水晶玻璃俏；
献礼又一项，光明列前茅！
这首诗短小精悍，无疑将我们奋战的始终记叙得深刻到位。当年艰辛奋斗的情景也不禁浮现在我的脑海……
整理江鸿洋刘丹
我与母校的故事
刘永智
时光已如风般悄然逝去，而那些青春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当我被问及对成电的回忆时，眼前像放电影一样，闪现出曾经在成电的一幕幕，或是某一次运动会，或是某一次在主楼前凝听广播中央文件，或是在五灶食堂排队打饭，抑或是提早为同学安放凳子早早坐在露天电影场……我爱成电。
追忆校园往事
我是成电较早的一批大学生，就读电真空专业。从1960年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到1965年毕业留校。由于1960年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成电也刚建成不久，当时校舍、教育教学设施都很简陋，3系、5系教学楼都是危房。现在沙河校区的楼房都是1965年在以前的基础上加宽加厚的。
我在成电读书期间，曾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成绩名列前茅，同时积极组织班里活动。虽然当时教学条件简陋，但成电的学风很浓。学生从老师那儿获取知识主要靠做笔记，笔记的好坏对学习有着直接的影响。我曾组织班上的同学交换笔记，班上男同学笔记内容多，要点多；女同学笔记工整，图像清楚，她们是一笔一画认真写的。交换过笔记后，大家都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弥补。那时候，我学习特别用心特别刻苦，随时做总结，成绩始终排在全班前列。
我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打排球、画油画。在成电读书的时候，我是校田径队成员，在校运动会上参加过三级跳运动项目。我还担任成都市大专院校排球队队长，参加全省大专院校赛。在我们的带动下，全校都掀起了排球热。每到课外活动时间，到处都可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围成一圈打球。有趣的是1964年我们班在南京实习，我们班队居然赢了南京师范学院院队。经验告诉我强健的身体是做好所有事情的前提。在成电，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给我留下了无限美好的回忆。
改革教育模式
在成电美好的五年大学生活过去了。1965年，原本不愿意当教师的我，听从组织安排留在了学校，那年同我一道留校的有20多个人。分到教研室后被临时抽调到学校参加教改组学习，每天学习毛主席对教育的指示，学习空军高专的单元教学法，同时结合学校情况讨论我们的教学如何改革。学习还不到一个月，按照学校对留校青年教师的要求，我们很快被抽调到相关专业的工厂劳动。我被分到东郊773厂，下厂劳动的任务就是同工人一道劳动并从中得到教育和锻炼。我们每天从学校步行到车间，我的工作就是同工人一道制作显像管与示波管的阴极和灯丝。1966年初，我们所有新参加工作的、凡是没有参加“四清”的教师都被派到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同川师老师和学生一道到乐山去搞“四清”。经过近一个月学习正准备到公社的前夕，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很快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坐车回到学校。那是个群情沸腾、一片混乱的年代，刚回到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感到一片茫然。由于刚刚留校，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同时还保留有一股学生味道，于是我们被置于一个“三不管”的状态。我们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到北京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乘坐汽车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一切让当时的我感到十分激动和感慨。就在1966年12月，我们一帮人又组织了一个十来人的步行长征队，取名“井冈山”，意在走到井冈山。第二年一月，正值春节前，刚走到贵州铜仁，听说韶山流行脑膜炎。大家一商量，不去了，赶紧坐火车回到学校。
1969年文革后期，学校开始谋划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被调到5系微波专业“教育革命小分队”。为了不走老路，实行新的教学模式，我们曾到浙江、南京、上海等地的学校和工厂去考察、学习。在专业连队形式下，针对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我们依然采用了单元教学法的模式，将基础课、专业课一块一块分割出来给学生学习。每个人负责一到两门课，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在此期间，我第一次拿笔编写了《微波管制造工艺》《阴极》等讲义，同时也是第一次开始了我上课的经历。这些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触摸科技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