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7日，梅曼宣布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诞生。他以闪光灯的光线照射进一根手指头大小的特殊红宝石晶体，创造出相干脉冲激光光束，这一成果震惊了全世界。我渐渐地认识到激光给我们生活即将带来的变革。于是我开始从微波领域过渡到了激光领域。当时正值“文革”开始，虽有各种干扰，但是大家坚定信念，全身心地投入科研中，最后和几个老师一起研制出Ne—Ne激光器和CO2激光器。于是，70年代初我又开始转而研究这方面的知识，并向学校申请开设这门课程，并且建实验室，学校同意建设，但是没有教材，建实验室也不批给经费，我们只能自己编写教材。科研方面自己争取，为解决经费问题，我到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主动提出要帮他们搞关于激光的国家规划，又跑到四川省科委和成都市科委去申请科研项目，被批准后经费问题得到了解决。建设这个专业使国家和地方的相关力量结合到一起。做好了这些，我们于1971年正式建成激光专业，并于1972年面向全国招生；1973年，我们开办了全国激光专业的教师研修班。当时国内有这个学科的学校只有五个，分别是北大、清华、复旦、天大和我们成电。就这样，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激光专业一步步地发展到了全国前茅。
在这期间，我们通过和福建物质结构所所长卢嘉锡、清华大学教授的合作，共同提出了开启我国光纤通讯的研究方案，结果被邮电部以“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予以否决。但是大家并没有气馁，坚持不懈，我们向当时的四机部部长王铮申报，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和正式立项——“723光纤通讯研究项目”，使得我校1972年3月就开启了光纤通讯的研究，成为我国光纤通讯研究的开拓者。最后，我们终于获得了每年上百万元的科研经费。科研小组的成员们再接再厉，不断努力，既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又锻炼了一大批技术骨干，还推动了激光专业的建设，直到后来学校成功建立了“光纤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在成电21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后，为了适应学校对外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我服从学校安排离开了我热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调去兼任学校的外事处处长。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学校里还有一些不正常的风气，对于走出去和请进来的经常当做“叛投”和“间谍”来对待。我们从各方面努力，一改学校的这方面不好的风气，使得学校能够正常对外开放，科学在发展，闭门搞科研是不行的，必须开放。
我从1982年开始做外事处长，实行管理和业务双肩挑，既搞管理又要指导教学、科研，十分辛苦，一干就是9年。在此期间，我积极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派遣留学人员400余人，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参观访问500~600人，请进来交流的更多。除了“派出去”和“请进来”，我还推动建设学校的先进实验室，80年代从世界银行争取到贷款600多万美元，建设了学校的“微波测试中心”“计算中心”“材料分析中心”，后来又争取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70多万美元的援助建设了学校的微机所。
外事工作中我还积极开启对外科技的合作。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很多技术和设备都受到美国的禁运，当时的8mm微波设备美国也是对我们严格禁运。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慕尼黑大学访问，在一个教授那里看到了8mm微波的设备，我很兴奋，主动争取跟他们进行科研合作，他们同意了，就这样把这套8mm微波的技术从德国成90年代开始，“211”项目成为学校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到学校未来的大事，当时的校长是刘盛纲院士，我是校长助理兼校办主任，由于“211”项目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需要负责人对学校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了解，刘校长又把我找来，要求我兼任学校的“211办”主任，这项工作很庞大，艰巨困难，所以我那个时候整天忙得不行，几乎晚上十二点之前没睡过觉。1997年夏天在立项的关键时间，在北京的我生病了，高烧39.8度，仍坚持了一个多月，耳朵听力下降，视力下降，后来回校治疗都无力回天。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到国家的各部去争取支持和经费，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叫我“廖21”。我一去他们就笑着说：你们看，廖21又来了。经过全校上下齐心和各方面的努力，学校终于在1997年首批进入“211”建设高校行列，并且施工建设，这是个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个“211”，就没有以后的“985”。
在学校做管理工作我做了20年，我认为做管理工作也不仅仅是管理，还要懂教学科研，有各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做好。做管理工作不是做“官老爷”，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相反做管理工作应该是主动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服务于学生、服务于教师、服务于学校。做管理工作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有远见、有创新、有实干，才是好的管理者。
在我20多年从事管理工作的同时，还继续从事我热爱的教学科研工作，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发明奖、部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项，因而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我在成电工作了四十多年，是成电培养了我，我们56级毕业的那一代可以说是把自己的青春、理想、激情全部献给了成电，我们与成电共荣辱。虽然我现在退休在家，我仍然时刻关注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成电就是我永远的家。
回首那些激情燃烧的成电岁月，由衷感叹。展望未来，唯有寄希望于你们这些新生代的成电学子。希望大家怀揣激情和梦想，肩负起历史责任，主动关心学校的发展，热爱国家，热爱学校，把自己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统一起来，全心全意为社会作贡献。
整理马姝婕张磊王瑞振
情倾一生
凌宝京
从1956年进入成电到2002年退休，我将这一生的热情与爱都奉献给了她。
1956年，我被推荐成为成电第一批学生。我一直喜欢绘画与收藏，向往的是清华的建筑学，对当时自己攻读的光电专业一点也不了解。光电学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带着这些疑惑与好奇，我开始认真学习，努力钻研，并在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了兴趣，沉迷于光电学的魅力世界里。
建校之初，学校没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学习环境是现在的成电学子无法想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认真。所以说，成电从第一批学生开始就营造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并一直延续至今。
1960年我本科毕业，学校希望我留校，而我也对成电有了深厚的感情，于是我从一名成电学生成为一名成电教师。教书育人，搞科研，条件依然艰苦。想当年为了科研，要去灌氧气，单程距离大概是清水河校区到双流机场那么远。我们很早就起床，每人去食堂买二两五的米饭就拉着车子出发。一辆平板车，上面堆放着满满的氧气瓶子。到了灌氧气的地方已经是中午了，随便找个地儿，用石头堆个灶，把饭盒放在灶上，往米饭里加些水就煮着吃——这可是我们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根本吃不饱的。吃完饭，才能有力气把灌上氧气的瓶子拉回学校。当年搞科研都是自己动手，饿着肚子干的。
除了教学、科研，我们还要去农村劳动。大伙一起劳动、吃饭，过的是集体生活。虽然辛苦，但是大家相互间吹牛、调侃，随意、纯朴，没有身份之分、长幼之别，疲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除了工作劳动，我还喜欢绘画、集邮。当初因为帮人家画画而得到三张电影票的奖励，要知道当时普通人是看不起电影的！沙河校区曾挂的那张毛主席画像也是我画的。说到集邮，我可是一直热爱至今，已经收藏了不少的作品，展出还获了奖。
时间往前走着，我和成电一同成长着。改革开放后，成电迎来了她的辉煌，我的科研工作也到了丰收的季节。
由于我专业基础扎实，做事严谨，进入了502教研所担任教研室主任一职，专门从事光电显示这块儿的研究。我们教研室总共60多人，到全国进行考察，发现我们国家的国防在“夜视”这方面很欠缺。于是我们组织起来，共同努力奋斗，历经了近10年的时间，研制成功了“硅靶视像管”。该成果一公布，震撼了整个中国，得到了国际上相关领域的认可与称赞。因为，在当时国内的设备及专业知识背景下，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是难以想象的。这项技术，在国内外都称得上是先进的。而对我国国防事业来说，这根管子正解了燃眉之急啊。然而，我们并没有止于此成就，我们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了性能更好的——硅增强微光摄像管。小小一根管子，吸引了彩电奠基人、来自德国的马勒教授以及美国工程教育代表团。这项成果成为成电的一个窗口。那时，每一位来校参观的领导、专家，首先要看的就是这根管子，成电在这一领域的声誉也得到大大提升。
在研究所工作期间，我担任过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后来学校创办研究生院，希望我去管理。我想为下一代的成长作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便停止了所有科研活动，全身心地投入研究生院的工作中去。
在国家提出建设“211”院校时，我正担任研究生院院长，学校把申请的任务交给了我。事关重大，我立即找来了一批人准备申请材料。申请过程很复杂、要求高，大家压力都挺大的，但因此格外用心、仔细。1993年，学校成立了“211”工作室，专门负责“211”申报的相关事宜。苍天不负有心人，成电成为首批“211”高校。而在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号召，这就是著名的“985”工程。经过师生的不懈努力，我校成功地跻身于“985”工程院校之列，这是国家、社会对成电的又一次认可。
中国的许多大学都经历了改名和并校的风波，成电也不例外。当初在取名上分为两派：一派坚持突出特色，一派主张发展综合性。我属于前者。最终，由原来的“成电电讯工程学院”改为“电子科技大学”，新名字更加大气了，同时也凸显了我校的特色。
对于现在的成电，学校规模更大了，有了新校区，学习环境更好了，学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师资力量日益雄厚，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只是新老校区之间相隔太远，师生间交流不甚方便，这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相信在学校继续建设中，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成电的杰出是有目共睹的，美国硅谷、北京中关村、深圳、广东等高新技术密集地带遍布着成电学子。
从1956年我进入成电求学，到2002年我64岁退休，这46年来，我为她付出，为她骄傲，这份感情难以割舍啊。对我来说，成电是父母也是儿女，我被她哺育着成长也见证了她的蜕变。陪她走过的日子，我收获了很多，也倾注了一生的爱与热情，此生能与成电结缘并相依相伴，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我相信电子科技大学会越走越好，越飞越高！
整理刘欢刘婷
巾帼不让须眉，书写瑰丽人生
胡渝
大学时代的激情与梦想
怀揣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1956年，年仅十七岁的我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我对这所崭新的学校如此向往，甚至放弃了到清华大学读建筑学的机会。作为成电的第一届学子，我们是如此的自豪，满怀激情地奏响青春的乐章。
回忆学生时代，我感到非常幸福。新中国正呈现生机勃勃的面貌，而作为祖国未来的大学生们更是生龙活虎。同学们不分男女，参加各种集体活动，积极向上，互相学习、帮助，大学校园因为一张张年轻的笑脸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当时是众多活跃分子中的一员，参加学校的乐队、交谊舞团等各种社团。当时我们的乐队是成都最棒的，我们的交际舞也跳得特别好，同学们都为此骄傲。
当时的学校周围都是农田，环境不好，学校的设施也很不完善。一批有名的专家、学者满怀激情来到成电，努力工作。苏联派来的专家也对学校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外，学校的教学设备比较先进，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我记得，当时上课的学生比较少，每个人都很积极。我每次上课都会坐到最前排，做很多笔记。下课后，我会准备很多问题问老师。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我和同学们学习着，快乐地成长着。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我和同学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那时，我们一个班一个班地炼钢，有时累得站着就能睡着……在这个以政治活动为主的时期，很多人迷失了方向，但我仍然坚持每天学习，经常一个人躲着学习英语，还带领周围的其他女同学一起学习，相互鼓励。我们把这一切当做成长中的磨炼，苦中作乐，在风雨中拼搏，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留校的决心与坚持
1961年毕业，很多同学渴望在更大的平台上施展拳脚。我虽然一直梦想到部队工作，但是最终毅然选择留在学校，为成电贡献了一生。
我在本科阶段学习电真空材料与器件的设计和制造，在后来的研究中却与激光通讯结缘，在通讯领域一干就是几十年。同时，我也在教学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时学校对讲师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先写讲稿，然后试讲，考核通过以后才能正式上课。为了克服语速过快的毛病，我别出心裁地想了一个办法：讲课时让同学拿一支钢笔，每每自己语速太快的时候，他就举起钢笔来提醒。我认为老师好比一个演员，每一堂课都是在演一出戏，而学生是观众。因此老师的着装、语言、板书甚至一个小小的手势都会影响学生。在我的心里，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我既对学生严格要求同时也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从真空材料与器件到激光通信再到空间通信，从讲师到教授再到博导，这一路走来，很长很辛苦。我遇到了很多人，有恩师、同事，还有学生，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其中，前系主任裘明信先生是我记忆最深的一位，他学识渊博，待人宽厚，“做学术先要学会做人”是他的写照，也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并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
搞学术、搞研究永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耐心和细心。还记得那年我到重庆琵琶山做实验，被电击伤，好长时间整只手臂都抬不起来。还有一次我打翻液氮差点受伤……虽然工作辛苦又有风险，但作为负责人，我总是不怕危险，一马当先。做科研的时候，我从不把自己当成女子，“谁说女子不如男”！
深沉的情感与思索
“学习是没有面子可讲的，我们都应该自信地面对学术，更应该培养自己独立的精神，拒绝浮躁才能有所成。”这也许是我工作几十年的一点感悟吧。
十二年的女职工委员会负责人、十五年的省人大代表、五年的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的副主任……科研教学之外，我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