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翻译活动是现实与主体（作者、读者、译者），主体与原著，主体与目标语言，译者与读者，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主体通过体验活动从现实中获得各种能力和知识，而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也都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不可能无限制地超越或者违背它。译者永远与文化难脱干系，永远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把翻译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仅仅解决翻译过程中一些简单的技巧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个译者都不是独立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在每一个译者的头脑中都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而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译者必须考虑译学研究过程中的文化转向问题。将翻译研究置于文化研究的语境中，译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翻译目的等文化因素才能纳入到译者的翻译行为中。任何一个“社会的人”都离不开他们根植的文化土壤，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成为不含文化因素的纯语言，译者站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织点上，肩负着传递文化信息、解释文化差异、缓解文化冲突和推动文化融合的历史使命。
人类法律史告诉我们：“法律一开始就明显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吴伟平：《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广义上的法律文化指与法律有关的历史、传统、习惯、制度、学理和其他任何东西。根据Sarcevic的观点，法律翻译是“法律机制中的交际行为”（An act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mechanism of law），是两大组专家之间的交际（communication between specialists）的过程，即制定法律的人（政策制定者、法律起草者、立法人员）和解释适用法律的人（律师、管理人员、法官）的交际，前者是法律文本的作者，后者是法律文本的直接接受者。把法律翻译看作交际过程，就是强调翻译过程中原文、文本产生者、译员、译文与接受者这些主要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法律翻译以接受者为中心（receiveroriented），对法律专家和外行人的翻译应有所不同。在认知翻译中存在两个世界，即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这是同其他翻译派别显著的区别。客观世界指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一切的体验皆来源于此，而认知世界则是由主体的体验和知识组合而成的主观世界。法律语言涉及到不同法律文化的必然要反映在译者的主观世界中。所以在进行法律英语的翻译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其特殊的文体特征，即在语法、句型结构及用词等上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还要对法律的分类、渊源、法律条文的内容及释文，尤其是制定法律的背景及中西方国家在法律文化上的差异有所了解。翻译过程中，译员是译文的产生者（text producer），统筹翻译中各种因素，成为交际的核心。其次，法律翻译是法律转换和语际转换的双重操作（a double operation consisting of both）。Sarcevic，Susan. New Approaches to Legal Translation，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pp.2～4.因此，必须将法律英语的语言转换与文化转换分别对待，并在翻译时有的放矢，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日本法学家千叶正士说：“法律是‘从许多大相径庭的文化中’聚集起来的元的法律体系中，同样的一个法律语言可能在不同的文化意义上起作用”。［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如果研究法律语言只采用从“法律条文内部来研究”的方法，那么它最多只是注释法学的一个分支，而无法完整地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无法关注到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之上的法律制度，更无法提供研究社会现实的理论资源。探析法律语言的文化意义旨在通过发掘中国社会固有的资源和追本溯源地考察西方社会法治形成的历史，学习建立和保障这套制度结构或过程的经验，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法律语言背后蕴藏着的“法律精神”，并能够在翻译时构建契合中国社会实践的法律语言。同时，充分发挥法律语言的文化整合作用，有助于建构和维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一性”和促使社会形成对法律权威和崇高的普遍认同。
3.4文化语境认知在法律语言翻译中的重要性
法律语言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文化语言学的眼光看，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关系密切：它既是法律文化的产物，又是记录法律文化的工具和载体。我们现代汉民族法律语言与世界其他民族法律语言、本民族的古代法律语言都不尽相同。它既是中华法系的独特法律文化的产物和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是这种法律文化的记录、表述工具，使不同法系的法律文化精髓得以保存、流传并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
对于语言与文化的联系，Nida认为：一种语言在某些方面的确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但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可选择性特征方面，即某些词汇等级体系的选择和给予不同语篇类型在使用时的优先地位。Nida，E. 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Inner Mongolia，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1998，p.56.
语言作为符号，还是以特定的民族文化形式表达思想的载体，记载着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语言词义是语言交际系统中最基本的使用单位，在它那具体表达形式所充盈着的意义内涵中，与周围的文化事实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法律文化首先是对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法律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广义上的法律文化指与法律有关的历史、传统、习惯、制度、学理和其他任何东西。因此文化这个因素对于法律和语言的潜在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换句话说，不管是法律还是语言，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使用法律文化语言学的提法有助于我们在对法律语言的研究过程中提高对文化的重视。不同的地域也自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这就是文化作用的结果。要想深入研究它们，就要考虑到其文化的背景。而法律语言只是这其中的一个分支，所以更应该关注文化的影响。法律文本中法律概念/词汇的不确定性只有置于法律文化语境中才能得以正确转达，文化在法律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必然要体现在法律语言的转换中。
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探讨法律语言的翻译在我国法律语言学研究领域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其一，根据社会语言学理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就理当属于文化研究，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法律文化语言学是合理的；其二，文化框架在司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是影响法律语言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不同的社会生态下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和法制模式，法律的多元性也表明了对法律文化诠释的必要性。然而对法律文化的诠释不是要通过深入每种法律内部去透析法律及其本质，而是要在不同的法律间搭建一种可以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桥梁。在法律语言文学中探讨文化对翻译的制约性正是语言工作者为促进不同法律文化的理解，交流和合作的所做出的贡献。
法律翻译与法律文化——即与法律有关的历史、传统、习惯、制度关系密切。法律语言的文化因素纵横弥散于法律词汇（包括立法、司法、司法解释与应用、执法等）之中，它对法律语言的使用的影响，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应。法律翻译不仅需要法律语言知识，更加需要的是原语和目的语的法律背景知识，特别是当该两种法律文化体系差别较大时，译文交际功能在转达信息过程中的重要性就不可忽视了，甚至较语言技能更为重要。所以，法律翻译既涉及译者的英语水平，也涉及译者对中西方法律、法律文化、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解。探讨法律语言翻译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我们从更高层面来认识法律语言及其翻译，并扩展学科领域，体现各个学科中的融会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