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创作
一八九二年深秋，高尔基在离开家乡三年多之后，返回了下新城。他先是回到以前自己曾在那里当过办事员的拉宁律师处谋职。在高尔基看来，拉宁是他生活、乃至思想探索时期的又一重要襄助人。高尔基曾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献给他。随后他还写过一篇《少女与死神》。这时期他的创作热情极高，白天出庭帮办，晚上在律师家干活，只能在夜深人静之后，陶醉在“涌上心头的一种奇特的忘我创作的热流”中。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高尔基似乎一篇作品也未发表过。据他自己回忆，这时期他写的大量习作，都被他亲手毁掉了。直到一八九三年八月五日，《俄罗斯新闻》这份当时颇有影响的省报上，才刊出高尔基的另一篇作品——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叶美良·皮里雅依》。俄罗斯文坛的人物长廊里，第一次增添了一种新的流浪汉典型。一八九四年，高尔基便辞掉了办事员职务，全力以赴地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地方报纸《伏尔加纪事》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高尔基的《关于撒谎的金翅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的故事》、《倒霉鬼保尔的故事》、《阿尔希普爷爷和连卡》等寓言体小说、连载小品文及短篇小说。高尔基的名字开始在伏尔加河流域传开了。但他这时的生活，却还需要靠借债维持。还是柯罗连科极力推荐，为高尔基在省报《萨马拉日报》谋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职务，解决了生活问题，使高尔基有可能从事文学创作。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萨马拉日报》的《随笔与杂拾》栏目里，登出了高尔基的第一篇“就职演说”。不久之后，他又接过了《漫谈》小品文专栏。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萨马拉出现了一个干预他们的生活、抨击他们的社会风尚的“叶古杰尔·赫拉米达”。这位政论兼讽刺专栏的作者，无情地揭露了社会各个黑暗的角落。自幼便对这个社会无比憎恨的高尔基，此刻是站在更高一层来批判它了。他甚至在审查机构严格控制的官方报纸上，影射资产阶级的“死期行将到来”，暗喻工人革命的“快乐的星星之火，定会燃成熊熊烈焰”。这种行为，曾使当时沙皇政府的出版总局局长要求萨马拉省省长，速令今后不得在地方报纸上刊载煽动工人敌视厂主的文章。
萨马拉时期，是高尔基作为政论家初露锋芒的阶段，作为文学家是第一个重要的创作时期。这时高尔基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的深入观察，大大加强了他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双管齐下的创作方法，是高尔基早期创作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一八九五年发表在《萨马拉日报》上的《伊则吉尔老婆子》这部短篇，可说是高尔基早期革命浪漫主义创作的代表作。高尔基对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体现在对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形象的借用上。而他对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则是通过塑造具有高尚理想的新人形象来完成的。
在《伊则吉尔老婆子》这篇作品中，有两个显明对立的传说故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腊拉。腊拉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少女，从而遭到人民的惩罚和唾弃。他在人民的生活中失去了位置，在草原上游来荡去，最后变成了一个像影子一样的人。第二个故事讲的是集体主义英雄丹柯。他年轻、勇敢，对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当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燃烧着的心，把它高高地举在头上，照亮了拯救人民的道路。
这篇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在关于腊拉和丹柯两故事之间，作者插进了故事叙述人伊则吉尔老婆子自己的生活史。伊则吉尔老婆子本来也可以在生活中建立功勋，使生活过得有价值，但她没有伟大的生活目的，在爱情的游戏中虚度了一生。因此到头来，她未能成为丹柯，却变成了腊拉式的空虚的影子。作者通过老婆子这个现实主义的形象，把两个浪漫主义的传说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生活教训。作者以对革命英雄主义和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忘情讴歌，批判了猖獗于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生活原则。
为高尔基所独创的这种新的美学理想，更加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散文诗作《鹰之歌》（1895）中。作品中反映人民渴望斗争、向往自由、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这种浪漫主义战斗激情，远远逸出了文坛，在斗争着的人民群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列宁曾多次引用这诗中的名句，使它们成了最有力量的格言。
一八九五年六月，高尔基的作品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在《俄罗斯财富》上刊出了他的早期现实主义作品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切尔卡什》。这是作者应柯罗连科之约创作的第一部“大一点儿的东西”，但却因作者塑造的流浪汉形象过于新颖而受到编辑部长达六个月之久的刁难。小说描写某码头上的“偷儿”切尔卡什雇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加夫里拉一道去偷东西。去时，加夫里拉十分害怕，但后来看到到手的钞票时，却见利忘义。他先是哀求，后来甚至企图谋害切尔卡什以得到这份不义之财。切尔卡什发现他存心歹毒十分气愤，但仍怀着怜悯和厌恶的心情把钱扔给加夫里拉。作者通过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情节，揭露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对人的心灵的毒害。他指出，受这种欲望支配，人就会变得下贱，不齿于人类。摆脱这种束缚，便可能使灵魂升华高尚。在切尔卡什身上，体现了流浪汉形象共有的政治特征：即他们虽无立身之地，却满怀与黑暗社会、腐朽道德作不懈抗争的精神。这无疑是否定了俄国官方宣扬的俄罗斯人民固有的性格是“驯顺”的反动说法。难怪小说发表前，屡遭编辑部的非议，他们既要求将切尔卡什变成加夫里拉式的贪心鬼，又要求将加夫里拉改成民粹派所能接受的“高大农民形象”。高尔基捍卫了自己为新文学塑造人的道德魅力的权力。但他也并未将这些流浪汉理想化。作者指出，就没有远大的生活目的这一点来说，切尔卡什与加夫里拉同为那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小说开篇时，高尔基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码头上的劳动场面。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性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一背景上，揭示了切尔卡什的个人反抗的局限性。
继《切尔卡什》之后，高尔基还写了《有一次在秋天》、《我的旅伴》、《沦落的人》等流浪汉题材的小说。高尔基后来答读者问时说：“我对‘流浪汉’的偏爱就是出于我想描写‘不平常的人’，而不想描写干巴巴的小市民型的人之愿望”。这也可以说是在萨马拉时期高尔基文学活动的主导倾向。由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尚未形成，高尔基即使看到了“码头”上那种阶级对立，然而毕竟还未想描写已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工人。另外，九十年代的俄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本国工人运动尚未紧密结合起来，高尔基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暂时还只能齐头并进，而尚未能融合为一体。但它们又已经完全是源于俄国文学传统，而又高于古典艺术手法的新概念了。
一八九七年，高尔基在萨马拉同卡特琳娜结婚。这是一位中学毕业后在《萨马拉日报》担任校对的美丽的姑娘。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他便是高尔基的独生子马克西姆。
一八九八年，高尔基首次出版了自已作品的单行本。两本题为“散记与短篇小说”的集子，收录了他本人已经创作出来的七百多篇作品中的二十余篇佳作。这是作家文学声望最终得以巩固的标记。高尔基的名字从此响彻了俄国。
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所诞生的
——高尔基创作的发展与成熟
一八九九年，高尔基首次来到彼得堡。仿佛是给踌躇满志迈入下一世纪的俄国资产阶级兜头泼了一盆冷水，高尔基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在俄国资产阶级鼎盛时期便大胆预示其必然衰落的作品，竟然是在沙皇政府的中心——彼得堡连载问世的。高尔基能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这一点表明作家在其文学创作的第二阶段，一开始便已具有了更大规模的艺术概括力。
高尔基通过描写一座大城市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势力后大踏步的前进，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基本过程。在为金钱抹煞了人的可贵品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了小说里的中心人物——福玛·高尔杰耶夫这样的阶级叛逆。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仿佛是代表作者，对资产阶级进行了面对面的抗议和抨击。尽管福玛有这种行为，但他还是游离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之外，因而也就末能最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稍许触动，但却揭示了俄国资产阶级早在上升时期便已存在了内在的矛盾。福玛本是代表资产阶级未来的希望，但他却以自己的反叛行为动摇了资产阶级相信自己的制度是“永世长存”的信念。小说的这一主题，无疑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和现实意义。
一九○○年一月十三日，高尔基首次见到列夫·托尔斯泰。但这时，他已是俄国文学新阶段的开拓者了。
一九○一年四月，高尔基发表了散文诗《海燕》。它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时那种革命气氛的最生动的反映。矫捷的海燕不仅飞遍俄国传递着伟大革命行将到来的信息，也成了无产阶级在俄国文坛上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象征。列宁对它在俄国革命运动中起到时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这些年间的高尔基本人，恰似这海燕，勇敢地在政界与文坛，搏击着时代的风云。
上述这两部作品，给高尔基带来了更高的声望。他在下新城的住宅成了全城一切社会、文化和艺术活动的联络中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共产党的前身）的组织活动，捐款资助列宁创办的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并撰写抨击时政的文章。因他为工人购买油印机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而再次被捕。沙皇政府将他变相流放到阿尔扎马斯。在去此地之前，高尔基因需疗养一段时间所以去了克里米亚。在高尔基被押解离开下新城的当天，爆发了该城革命群众的第一次政治示威游行。他去流放地的沿途，因为人民迎送他并抗议沙皇政府而引起了一连串的骚动。在他到达克里米亚后不久，沙皇亲自下令取消了高尔基候选科学院荣誉院士的资格。而事实上，高尔基的世界声誉已经无可辩驳地形成了。仅在德国，一九○二年便有六家出版公司同时竞相出版他的文集。反革命的暴力企图以种种手段扼住“海燕”的喉咙，而高尔基却以更响亮的歌声作了回答。他又开始了自己的戏剧创作。
一九○一年，莫斯科艺术剧院以俄国当时的戏剧最高水准，上演了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小市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主人公尼尔）。剧本的主题是揭示小市民与工人阶级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观。它以自己对市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庸俗气的无情批判，以其塑造革命工人形象的崭新尝试，划清了同旧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界限。表面上看，资产阶级两代人的矛盾是剧本的基本冲突。但他们维护旧制度与敌视革命的一致立场，又表明他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敌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火车司机尼尔“坚信自己有力量、有权利按照他尼尔的想法改变现实及其一切制度”（高尔基语）。尼尔作为社会冲突中进步力量的代表出现在高尔基的笔下，不仅形象地宣告无产阶级在俄国巳经投入战斗，而且标志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开始了探索正面人物形象的新阶段。尼尔这一形象在俄国舞台上的出现，使政府感到极大的惶恐。他们不仅删砍剧本中的台词，还限制演出的场次与售票的范围。彩排的当天，政府委员全部到场“审查”，宪兵马队将剧场团团围住。连剧场的验票员都换上了便衣警察。而外省上演这个剧本，每次都要引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尼尔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首次出现的革命无产者形象。但他还只是一种新人的雏型。高尔基未能在其劳动的过程中展示他，自然也就未能将整个无产阶级引入文坛。
一九○二年夏天，高尔基在流放地阿尔扎马斯县城写出了他最重要的戏剧作品《底层》。它也以流浪汉生活为题材，但却是高尔基对社会“底层”二十年观察之总结。
二十世纪初叶，正是巨大的经济危机袭击俄国的时期。农村破产，工厂倒闭，成千上万人失业，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在城市中又沦为流氓无产者。
《底层》所描写的就是被疯狂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抛掷出去的一些人。他们像野兽一样栖身在城郊柯斯狄略夫夜店里。帷幕拉开，我们看到的是俄国舞台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场面。这里有小偷、妓女、落魄的男爵、戏子、锁匠、鞋匠、做帽子的工人及搬运工人等等。他们被剥夺了常人的生活权利，失掉了爱情和自由，被活活地埋葬在这个已被烟薰得乌黑的地窖一样的地下室里。这个夜店存在的本身，就是控诉资本主义制度犯罪的物证。
对高尔基来说，流浪汉的题材并不陌生。但在《底层》中，他是更深刻地处理了这个题材。作者揭露了当时流行于俄国社会上的“安慰哲学”，批判了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指出了这种思想对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摆脱悲惨命运的严重危害性。
剧中扮演安慰者角色的是游方僧鲁卡。这个剧本的社会意义，就是为彻底揭露鲁卡的安慰哲学服务的。
在第一幕里，作者展示柯斯狄略夫夜店里所有的人物。在这里，个人有个人的遭遇和痛苦；个人有个人的幻想和希望。这样就为鲁卡的出现准备好了条件。一俟他到来，店里每个人都编织了一幅“黄金的美梦”。他要他们忘掉沉重的现实，陶醉在空虚的幻想里。妓女娜思佳生活很痛苦。她抱着遁迹的想法，而躲到言情小说里了。鲁卡不让别人嘲笑她。他安慰她说，要是你相信你有真正的爱情，那你就有真正的爱情。他安慰戏子，说有免费治疗酗酒症的医院，可以使他痊愈并恢复其演戏的才能。他劝小偷贝贝尔领着他心爱的姑娘娜塔莎到西伯利亚去，说那是块“黄金宝地”，到那里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到第三幕的结尾，现实的矛盾爆发，人物中间发生冲突。贝贝尔失手打死了店主柯斯狄略夫，鲁卡也吓跑了。后来贝贝尔下狱，戏子听说无处治疗他的酗酒症而绝望自杀；娜思佳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整个剧情的发展彻底宣告了鲁卡安慰哲学的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