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童年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新历二十八日），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别什柯夫（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伏尔加河上游的下新城（现名高尔基城）一个木工家庭中诞生。他的父亲虽然赢得了他的母亲的爱情，却为此而大大得罪了自己的岳父。原因是他出身卑微，与开染坊的妻子家不门当户对。父亲的“罪过”使儿子别什柯夫也承受了不幸。当高尔基四岁那年他父亲病逝后，他被改嫁的母亲遗弃在外祖父家中。他的童年从此便更加不幸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正方兴未艾。大工业对家庭手工业的无情压迫和排挤，加速了高尔基外祖父的家业的破产。小生产私有者之间的人性的泯灭，使年龄最小的别什柯夫成了这个家庭中最无力保护自己的受难者。外祖父、两个舅舅，都可以把他当作尽情发泄自己的失意与苦闷的对象。只有外祖母阿·伊·卡西琳娜对高尔基说来，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线光明。对俄国文学来说，祖母或外祖母，无疑是人民哺育伟大作家的重要象征之一。克雷洛夫、普希金乃至果戈理，从孩提时起受到的文学启蒙，都莫过于从自己的祖母或外祖母那里听到的民间口头创作——神话故事、传说、诗与歌谣。高尔基在《童年》中对其外祖母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俄罗斯妇女聪敏、慈祥、热情、正直的美好形象。她在那个末日已站在屋檐顶上的家庭中，不仅是小别什柯夫的保护神，更主要的，还是高尔基文学天赋的启蒙人。高尔基后来回忆说：“我满肚子都是外祖母的诗歌，就像蜂房装满了蜂蜜一样；甚至在我思考问题时，也像是在用她的诗去思维”。事实正是这样，当一八七八年，下新城当时的主教来讲课时，高尔基仅凭记忆，便以诗歌的形式给他讲出许多民间故事。这使他周围的成年人都大为吃惊。外祖母还以自己作人的道德力量、对人生的真挚的热爱，为高尔基扎下了不惧邪恶、追求真理的精神的“根”。这一切，都使她的外孙终生难忘。以至当高尔基写完《童年》之后，曾一度想将小说命名为《外祖母》。在这个环境里，高尔基从小就受到靠自己的双手战胜困难的训练。他仅念过三年小学，而为了交学费，他不惜承受同学的歧视，沿街拣破烂儿换钱。当他因学业出众受到学校奖励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将得来的崭新的一本书送进当铺，换回五十五戈比交给外祖母维持生活。也正因如此，当一八七八年秋，生活仿佛执意要让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泰斗走“非学者化”的道路而迫使高尔基因穷困辍学时，他毫无畏惧地挺起胸膛，走向了人间。
苦难的“人间”
当谈到自己在人间受过的苦难时，高尔基曾说过：我“不夸大生活中的苦难，尽管它在请我吃苦时毫不吝啬”。但我们即使从他的自传三部曲中大大压缩了的介绍里，也能感觉到这是非我们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人生考验。在他年满十六岁之前，他从城市贫民子弟小学的三年级辍学后开始，已先后从事过七种职业。起初，他是作鞋店里的“学徒”，但他由于端莱汤烫伤了手离开了鞋店。又到一个绘图师家里当“学徒”，可还是摆脱不了苛重的杂役与老板娘的打骂。他终于忍受不了而擅自跑到伏尔加河畔，在一艘来往于下新城与别尔姆之间拖运囚徒的轮船上，作了大半年的“洗碗小伙计”。尔后，他又被迫回到那个绘图师家里当了三年佣人。在这之后，他还作过圣像铺的店员，建筑工地的领工，乃至商场戏院跑龙套的演员。如此频繁地更换工作的原因，不是由于高尔基本人受到有产阶级的虐待与压迫，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蒙受凌辱与歧视。但使少年高尔基感到异常痛苦的，还不是在拼命工作借以糊口时所受到的肉体磨难，而是心灵的精神重创，这使高尔基毕生未能消除对它的余悸。从这时便萌发了终生与之斗争的热情，直到十月革命来临之际这种余悸仍未消除，以致使高尔基犯了夸大俄国社会的惰性，要求推迟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感受：“在我周围，一锅不干净的粥沸腾着，我觉得，我要慢慢地给煮烂了”。正是在他“开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的人的生活内容”，冷却了高尔基导求“更好一点的东西”的热望。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把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的触角，本能地伸进了文学领域。
“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激起了高尔基读书的兴致。用高尔基自己的话说，促使他“相信书籍具有极其伟大意义并爱上了它们”。在高尔基眼里，斯穆雷的一箱子书，“可真是世界上最奇异的书库”。离开轮船后，在高尔基的生活中，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终生使他心醉神往的天地。
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头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外祖父；福楼拜塑造的普通厨娘形象，勾起了高尔基对外祖母的思念；普希金的诗，使他“充满了一种贪婪的心情——总想一口气跑遍这突然闯入自已生活中的美好世界”；莱蒙托夫的《恶魔》对圣像画师们产生的心灵震撼，使高尔基领略了文学拥有的强大感染力。当然，高尔基也读过无数的坏书。在当时的下新城里，高尔基凭其所能借到的图书中，大量的还是法国与英国的低级趣味的惊险小说。这对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读者说来，无疑又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高尔基的独特的力量就在于，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书籍里，他都能弃伪识真，从纷乱复杂的生活与文学现象中发掘出鼓舞自已追求真理的动力。不幸的，沉重的现实生活，与书本中美好的、但是虚构的浪漫生活，在他心中的猛烈较量，最终还是后者占了上风。他要抛弃使他厌恶的小市民社会，他要进入他梦寐以求的大学读书。
“我的大学”
一八八四年，高尔基怀着这种激情，首次告别家乡，来到了喀山。凋敝的经济、大量的失业工人、如潮水般破产的农民，畸形得令人可怕的流浪汉王国，这个冷酷的现实迅速粉碎了高尔基的求学幻想。他明白，自己是从小染缸落入了“一个大梁缸”。他在喀山，经历了自己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最为紧张、同时也是危机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为了维持生存的需要，使他必然地接近俄国的流浪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比我所说的还要可怕的现象”。另一方面，寻求真理的愿望使他接触到了俄国的民粹派。对他来说，这既是一种幸运，同时也是一种不幸。
在喀山将近四年的时间里，高尔基先是当过流浪汉，在伏尔加河口干零活；随后作过面包作坊的工人，干过花匠和清扫工，甚至还在一家地方剧院充当过合唱队员。俄罗斯帝国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寄生性和腐朽的特征，在高尔基生活的社会底层，极其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无情而又可怕的事实，终于又化为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从文学虚构的楼阁中走了出来，进了小商人杰林柯夫的杂货铺。
当时的喀山，是沙皇流放政治犯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政治犯中，主要是民粹党人。他们或从赴流放地的途中出逃，或从流放地潜回来到喀山，同这里的大学生们一道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杰林柯夫的杂货铺，便是当时喀山无数秘密读书会中的一个地点。还是偶然的机缘，使高尔基同它接近了起来。他破天荒第一次遇到这种人，他们的生活兴趣大大超出了对个人生活的关心，他们完全懂得劳动人民的疾苦，所谈论的是必须改变现实生活。高尔基觉得，他可以将自己的理想同他们这些人的使命联结在一起。但当他读过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等人的政论文章后，更重要的是他运用了民粹派的理论指导了实践后（1886年高尔基曾在谢苗诺夫面包坊里组织过一次罢工），和他平生第一次与马克思主义者费多塞耶夫接触后，他渐渐地感到，从民粹派那里“只能学到一些词藻。喀山面包店老板谢苗诺夫教给我的马克思主义，要比书本上教的又多又好。”当然，他这里强调的还只是通过生活本身接近马克思主义。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这时他已读过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但还未能帮助他形成完整的世界观。在经过兴奋、冷静与厌倦之后，高尔基不是被民粹派抛弃，而是自己抛弃了民粹派。他重又陷入了比肉体折磨更为可怕的精神痛苦之中。在近似封闭的思想禁锢下，高尔基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曾试图用自杀来解脱这一切。
高尔基在喀山时期的主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对生活与文学道路的进一步的探索。他后来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宣传与组织才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得到锻炼的。当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次组织罢工外，高尔基更多地是以一个政治鼓动者的面貌出现于工人、衣民中间。高尔基后来回忆道：“鬼才晓得，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但是无疑，讲的都是能够激发他们信心的一些话，使他们看到，有希望过上另一种比较轻松、有意义的生活”。由于他在杰林柯夫杂货铺的秘密活动，他第一次受到了警方的注意。喀山宪兵司令部从此便建立了关于“送面包工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别什柯夫”的档案。在这期间，他还随同费多塞耶夫来到喀山附近的克拉斯诺维多夫村进行“唤起衣村的觉醒”的革命鼓动工作。从这段实践过程中，他认识到自己摒弃民粹派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他还未找到引导自己走向真理的出路。他这时多么需要一盏指路的明灯啊！
“我要了解俄国”
一八八八年深秋，高尔基曾步行到察里津住过一阵。这期间，他当过车站守夜人和过磅员。一种从事文学创作的冲动日益强烈。他想以此来对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恼。他也曾组织过一个都是工人参加的“自修小组”。但他的处女作——长诗《老橡树之歌》还未得到权威们的鉴赏；他的“劳动人民应当成为生活的主人”的预言，在工人眼里还是些“鬼话”。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高尔基一时竟想去请教列夫·托尔斯泰。于是，他辞掉铁路上的差事，从察里津出发，直奔莫斯科，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次的国土漫游。他未能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与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大街的寓所见到托尔斯泰。
从莫斯科回到家乡后，他在下新城结识了“政治移民”乔金和索莫夫。他们使高尔基对民粹派的政治面目的认识更深刻了。由于同这两个革命者的联系，高尔基第一次被捕入狱。因为证据不足，高尔基不久便被释放。出来后他即刻怀着期待的心情，去找当时住在下新城的柯罗连科评论他那首长诗。然而，等待他的，不啻是毁灭性的打击。柯罗连科忽略了长诗“号召人们英勇奋斗、使浸透了血泪的大地苏醒过来”的浪漫主义内容，只指出了语言方面的许多不足。处女作受到冷遇，使高尔基当时“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知道了，此时只觉得无地自容。”他当时便下了不再写作的决心。“而且确确实实，我在下新城这段时期——将近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写”。这次打击仿佛要再次摧毁这位顽强探索者的信念。然而，高尔基不仅战胜了这些精神上的挫折，还使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整个俄国。他要带着种种暂时还不理解的问题，去“了解俄国”。高尔基开始了国内的又一次漫游。
一八八九年春，高尔基离开了下新城，来到伏尔加河畔，望着已经融化了的一江春水，高尔基的血液仿佛在血管中沸腾着：“到生活中去，到人间去寻找力量，以释我心头之重负”。“我决定亲自去看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一个油布包。包里除了一些准备写诗用的纸张，就是用来来录民间口头创作的本子。看得出来，经过这番振作，高尔基雄心勃勃地踏上了政冶与文学的两条大道。
高尔基搭船到达察里津，然后从他曾作过守夜人的费龙诺沃车站出发，直奔顿河草原；从罗斯托夫出发，经库尔斯克、哈尔科夫，横越乌克兰到奥德萨；又从那里取道克里木、北高加索，一直到达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辽阔的草原、浩瀚的大海、明媚的阳光与清新的空气——是他最亲密、最忠诚的旅伴。他走遍码头、矿山、乡村、城镇，结识了当时俄国各种类型的工人、农民及流浪汉。他每到一处，就在那里做工谋生；用他那鹰一样的眼晴观察人民的生活，用他那火一样的激情从事创作。经过这次漫游，高尔基的意志更加坚定了，眼界更加开阔了，知识更加丰富了。为高尔基所特有的那种“浪漫主义气质”，也正是在这千难万苦的磨炼中，开出了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花朵。在到达这次漫游的终点站第比利斯后不久，他向人民献上的第一部作品是浪漫主义的短篇《马卡尔·楚德拉》。可以说，留在他身后的绵延大道，就是高尔基从人民中间一步步迈上文坛的生动象征。
一八九一年十月底，高尔基到达第比利斯。地方当局用来“欢迎”这位远方来客的第一个举动，是因他来此地的目的不明而拘留了他。取保获释后，高尔基当锻工，作统计，还同“饥民”一起修过公路。他积极参加当地的政治团体“公社”，并率领公社成员在当地群众中进行宣传。尽管当时的宣传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理想，但是他在第比利斯这一段经历仍是他平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新历十二日）的《高加索报》上，刊出了署名马克西姆·高尔基（俄文“最苦命的”之意）的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四十年后，当高尔基参加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时，他在第比利斯回顾道：“这个城市，是我开始文学活动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我迈出了文学道路的信心不足的第一步。可以说，正是祖国的宏伟壮丽的大自然，正是格鲁吉亚人民那种浪漫主义柔情，正是这两股力量推动我，使我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文学家”。他在这里结识的“政治移民”亚历山大·梅夫季耶维奇·卡柳日内，对帮助他认识自己的文学实力、鼓起勇气迈上文坛，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但卡柳日内也未必能想到，他为高尔基联系出版的这篇小说，不仅成了高尔基本人文学活动的起点，而且更是俄罗斯文学整个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震动了沉闷、黑暗的俄国文坛的这部浪漫主义的散文诗作，以其歌颂自由与斗争的满腔激情，演出了高尔基与众不同的创作主旋律的前奏曲。俄罗斯文学的新序幕也将随之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