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不仅利用剧情的发展逐步揭露鲁卡的谎言，而且通过穷途潦倒的小职员沙金之口，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鲁卡哲学的反动实质。他说：“我看透了那些谎话！……有的人靠撒谎支持自己，还有的人靠撒谎掩饰自己……谎言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真理才是自由人的上帝！”沙金还针对黑暗社会对人性的摧残，讲出了关于人的崇高使命和尊严的一段名言：“人，是伟大的！人有创造一切的力量……人啊！这个名字美极了！他真光荣！”“应该尊重人！不要你去怜悯……不要拿怜悯去伤害人的尊严”。
《底层》同样是由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最强阵容排演的，当然也同样受到了沙皇政府的无情的压制。但它上演后在国内引起的轰动，却是史无前例的。俄国戏剧的发展，从此又开始了一个新阶段。高尔基从此又赢得了杰出剧作家的世界声誉。几十年后，高尔基论述他的戏剧创作与所处时代的关系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深刻的、空前全面的戏剧性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充满破坏与建设过程的紧张的戏剧性时代”。高尔基的全部剧作，都是这种时代的戏剧性的天才记录。
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高尔基写出了《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三个剧本。这是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同革命和人民的关系的一组现实主义剧作。其中的《避暑客》是一部着力谴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斗争，并在革命暂时失利时从革命阵营内部攻击革命的作品。剧木对当时还标榜自己是“精神贵族”的这类伪善者的无情的揭露，引起了自由主义分子的群起攻讦。这表明，高尔基的批判又击中了要害。
一九○五年，可说是高尔基同沙皇专制政府的斗争短兵相接的一年。俄国工人阶级从这一年年初，便开始将自己的“政治要求代替了经济要求”。元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在向沙皇请愿途中，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高尔基亲眼目睹了“流血的星期天”这幕惨剧。反动当局灭绝人性的暴行，使高尔基义愤填膺。从街头回到他的住处，他当即起草了一份《告社会人士书》。元月十二日，高尔基被逮捕。他被解往彼得罗巴甫洛甫监狱，关进了专门关押要犯的单人牢房。整个俄国，甚至整个欧洲的进步舆论，都为解救高尔基发出了怒吼。高尔基的政治形象直接同俄国工人运动联在一起了；声援他的活动，自然成了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沙皇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匆忙释放了高尔基，将其流放到里加了事。
在等待所谓审判期间，高尔基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讲过：“如果开庭审判，而且我被判罪，那我就有了最好的理由，可以向全欧洲讲一讲，为什么我非要做一个革命者”。高尔基于二十世纪初在世界观方面发生的这种变化，是他自觉投身政治变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早在一九○○年，他便同列宁携手创办《火星报》。一九○五年秋，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夜，高尔基再次协助列宁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生活》。虽然在这些年间，列宁与高尔某未曾见面，但都通过第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列宁在《新生活》上发表了《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等重要文章。这无疑也为高尔基的战斗道路指明了方向。高尔基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谈谈小市民习气》等政论文章，立即得到列宁的肯定。当时的法国《人道报》便将《新生活》报称为“列宁和高尔基的报纸”。一九二八年，高尔基回忆起这一时期时说：“真正的革命性，我正是在布尔什维克里，在列宁的文章里，在跟着列宁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演说和工作里感觉到的……”高尔基在社会实践的斗争中，找到了自己十几年来不懈寻找的真理；而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造就了自己的勇猛的政治战士与伟大的文学旗手。高尔基于一九○五年下半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宁与高尔基在彼得堡首次见面。在高尔基生命的航船上，从此有了罗盘与舵轮。
在随后到来的一九○五年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中，高尔基完全是以一个组织者兼战士的身分出现的。他在起义开始的当天赶到莫斯科。他将自己在那里的寓所提供给工人义勇队制造炸弹。他捐款并募集大笔的钱去购买武器。与此同时，他从未中断过撰写文章抨击反动政府的斗争。起义即使失败了，他仍在大量散发的传单中满怀信心地宣布：“无产阶级没有被打败，革命充满了希望，……俄国的无产阶级即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讲得千真万确，这些话将来一定会被正直而公正的历史学家所证实”。
一九○六年二月初，高尔基按照党的决定，到国外去为党筹划经费。更主要的，是要利用他的影响，通过他的宣传，赢得国际上的民主力量对俄国革命的支持。高尔基经芬兰、瑞士、德国和法国到达美国。在那里，他住了三个半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社会作了实地考察。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尔基这次欧美之行，就其政治与经济目的来说，均未圆满完成。高尔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发出的“不要给俄国政府贷款”的呼吁，没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法国向沙皇政府提供了二十亿法郎的援助。高尔基在美国募集的款项，总数也不过一万美元。美国大资产阶级甚至采用逐出旅馆的手段阻挠高尔基在美国的活动。但高尔基仍针锋相对地战斗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之中。他接连写出了九篇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文章。其中的《黄色魔鬼的城市》，可以说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深刻暴露西方“文明”的政论文章。高尔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形象化地向全世界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反动本质，使这篇激情洋溢的政论散文，载入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史册。
高尔基在美国期间最重大的收获，是写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母亲》。这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坛上，表现了工人将成为自己国家未来的主人，工人是新的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主题。它成功地塑造了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批正面典型人物，标志着高尔基创造时代新人的探索终于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小说中巴维尔及其母亲符拉索娃，是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困苦磨难终于登上人类政治舞台的形象体现与生动记录。在这部长篇的创作中，高尔基自觉地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因此小说虽然是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酝酿准备阶段，但却反映了作家对革命是满怀必胜的信念的。因此，《母亲》对俄国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具有无比强大的政治鼓动力，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列宁的肯定与热烈赞扬。他称《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阅读这部小说会有很大益处的。因为这是体现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典范作品，因此它的发表，自然受到了反动派的极力阻挠。小说在一九○七——一九○八年的美国杂志上问世时，已被删节很多。至于国内的读者，当时只看到过小说的第一部，而且这一部分也很快被当局收缴上去。但国外的版本与保存下来的俄文片断，即使是以残缺不全的面目流传在国内，也仍像地火一样在人们中间产生了巨大的革命热能。只是在十月革命后，《母亲》才能完整地出现在本国读者面前。
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仇敌》，是高尔基最优秀的剧作之一。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第一次集体出现在俄国的戏剧舞台上。两个阶级的公开冲突，首次构成了高尔基剧本的主要情节。剧中工人集体先是自发地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斗争，杀死了厂主，但又要将工厂毁掉。布尔什维克党人辛佐夫及时出现在罢工队伍中，使这场斗争避免了蹈入无政府主义轨道的悲剧。虽然剧本是以罢工的暂时失败作了尾声，但在斗争中已经团结战斗在一起的工厂工人，以其政治觉悟的成熟和阶级力量的壮大，预示了光明的未来。对这样一部杰出的革命剧作，反动派当然也是予以绝对禁演的。
《母亲》的发表（当时虽然仅是第一部），使俄国反动派意识到，高尔基事实上已经成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以“散布有害文学，煽动犯罪，煽动工人仇视有产阶级，教唆造反，图谋叛逆行为”的罪名，对高尔基实行起诉。彼得堡的地方法院还发出对高尔基的通缉令。而早在这之前的上一年，高尔基便已接受党的指示，来到意大利的喀普里岛进行政治避难。他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流亡生活。
“迷过路的人”与列宁
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开始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一九○七年，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开始。工人运动浪潮的暂时低落，尤其是白色恐怖的空前猖獗，使革命营垒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他们不仅大批逃离革命，而且还掉转头来，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俄国思想界与文学界中，唯心主义哲学和颓废派文学横行一时。俄国共产党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也相当激烈。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一伙人，在政治上反对列宁的革命策略，主张从国家议会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放弃合法的斗争权利而全部转入地下，从而形成了“召回派”；在思想上，他们鼓吹马赫主义，混淆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的界限，形成了“造神派”；在组织上，他们搞派别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甚至通过办“党校”，培植派别势力。以列宁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核心，顶住了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也挫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搞分裂的企图。
高尔基自一九○五年起至十月革命前后这一时期，基本上是站在了列宁一边。他对党外反动势力发动的文化围剿，予以了坚决有力的回击。他在党内，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队伍，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但正如后来他本人承认的那样，他在这一时期，曾是个“迷过路的人”。尽管在本世纪的头几年中，高尔基的政治与文学实践，有了本质性的飞跃，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上还有许多欠缺。加之他远在国外，脱离阶级斗争的实际，因此，他曾在思想上接受过波格丹诺夫等人哲学中的反唯物主义观点，宣扬过“造神说”；也使得这位《母亲》的作者被资产阶级的反动舆论所左右，顽强地宣扬过“科学救国论”，甚至达到否定十月革命必要性的程度。正是列宁，始终为他紧紧地把握住前进的航向，引导这艘几度濒临搁浅的无产阶级文学战舰，顺利渡过了险滩。
一九○七年，高尔基以列席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直接而广泛地认识了共产党人的政治面貌，与列宁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在回到喀普里岛上后，高尔基同列宁曾在一九○八年四月——一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之间，中断了一年半的通信联系。这主要是由于高尔基同当时也在喀普里岛上流亡的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等人，于思想上产生了共鸣。起初，列宁曾想请高尔基作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的文学批评栏的撰稿人。高尔基未接受这一重任。这并非是由于他当时像列宁所猜测的那样，“正在从事严肃的、巨大的著述工作”，事实上他当时正在写宣扬“造神说”的中篇小说《忏悔》。后来，他将有着同样观点的著名文艺理论文章《个性的毁灭》寄往《无产者报》。列宁在一九○八年二月份，表示不赞成在该报原封不动地刊登这篇文章。四月份，列宁为了同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斗争，亲自前往喀普里岛。他同高尔基进行了长谈。从这次见面后开始，两人便未再通信。
高尔基在《忏悔》这部作品中，通过农民出身的马特维对所谓“正确信仰”的追求，阐述了“人民能创造奇迹，人民就是神”这样一种观点。高尔基的本意是要通过对人的信仰的宣传，鼓舞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因此在书中，他同时也否定了官方的教会。但正如列宁严肃指出的那样：“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如果按照高尔基的“新宗教”去理解人民，那么他们只能是脱离现实斗争、盲目崇拜自身力量的新的造神者。无疑，在当时的革命形势的背景下，向人民灌输这类思想，起了涣散革命斗志的有害作用。这表明，高尔基当时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尤其是在人的本质及宗教的本质等问题上，存在着模糊认识。
高尔基在这一期间，还为“党校”学员讲授文学课，他没意识到自己这种活动本身有分裂党的性质。由于他没认识到自已的错误，所以那时他还一直在为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这种“分裂”感到忧心。他错误地指责双方“都是虚无主义者”，认为“这种分裂的程度并不次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一九○九年十月，喀普里岛“党校”中，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与波格丹诺夫的拥护者们终于发生分裂。在他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使高尔基更加感到难以理解，并为之痛苦。列宁得知这一情况后，于十一月十六日给高尔基写了一封十分及时的长信。列宁承认自己将高尔基也划入“新派别的最坚决的分子”是错误的。
列宁以革命导师的坦荡胸怀，以对高尔基的真挚的爱护，主动伸出了恢复友谊的手，并在这以后的频繁通信中，热情帮助高尔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当列宁再次来到喀普里岛时，他同高尔基就一起离开这里了。高尔基终于声明，他同波格丹诺夫“断绝了一切往来，断绝了一切关系，并且和他们全都断绝了关系”。
高尔基在理论上犯过的错误也反映到了他的创作上；但对颓废派文学，他始终是反对的。作为文学家的高尔基，在这一阶段也未停止过创作。他从列宁对《母亲》的高度评价中，看到了自己应当走的路。他在一九○九年之前，写出了中篇小说《夏天》等多部作品。《夏天》以其对农村题材的独到开掘而树新。觉醒的俄罗斯农村。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农民，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战斗生活气氛，农村妇女瓦丽雅的形象，这一切都以一种时代的特色，取代了当时清一色的对农村的晦暗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