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动，教师编制比较合理了，为了进一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发挥专长的空间，1982年学校在定编的基础上，决定由朱雅轩等同志负责，制订《教师工作规范》。明确规定各类教师的工作要求，既有质的要求，也有量的要求；有教学要求，也有科研要求。要实事求是，高低合适，宽严相宜。评价、考核能根据客观事实，尽量减少感情因素。对机关干部则制订了《机关岗位责任制》，包括绩、德、才、勤四个方面，以实绩为主。所有教职员工都制订与其职责相适应的规章制度。教师工作规范的制订，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要求过高，教师做不到，就会挫伤其积极性；要求过低，也会挫伤其积极性。因此，经过群众反复讨论，模拟试点，最后才确定下来。
《教师工作规范》要求每位教师全面地、高质量地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规定每人每年的工作量不能少于1680小时，其中教学工作量不能少于1120小时，不承担科研任务的教师，正副教授每年至少要完成1400小时的教学工作量。同时对助教、讲师和正副教授在业务职责、业务质量上分别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科研编制的教师，用考核记分法定出满分为17分（1分相当于教学编制教师100学时的工作量），按年度考核科研计划执行情况，技术成果、学术论文、经济效益、教学情况和其他方面进行全面考核。为了鼓励科研编制教师既出技术成果、又出论文和讲经济效益，采取技术成果、专著论文、经济效益三者同时记分的办法。规定从事实验室工作的教师，一般每年也需完成1120小时的教学实验工作量，连同其他工作量，总时数也不少于1680小时。对党政干部及其他各类人员也相应地制定了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办法，机关部处还确定了职责范围。
《教师工作规范》是教师的劳动制度，要使这种制度长期执行下去，并使之发挥积极作用，必须与人事制度（提升职级）相结合。任何团体、单位、领导人对下属人员必须赏罚分明。才能树立正气，克服歪风邪气。提升职称，不是凭印象，不是根据某些人的花言巧语，不是凭感情，而应该主要凭实绩，提倡功绩晋升制。这样容易做到公正。所以《教师工作规范》的执行情况，是提升教师职称的主要依据。
《教师工作规范》的实施，意味着许多人吃不上“大锅饭”了。于是各种阻力，矛盾骤然爆发，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这是因为：首先是大锅饭的传统影响和习惯势力，这股惯性不刹住，任何好的规范管理都难以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再有一点就是对于教师工作的特点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邓旭初同志曾多次讲过，教师的工作有其特殊性，他们是个体的独立劳动，其贡献的大小，更多的是取决于8小时以外的努力和积累，没有8小时以外的刻苦，很难有大的作为。但这不等于8小时之内放任自流，没有要求，那样，在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就会良莠不分，就会造就懒人，使进取精神受挫。邓旭初同志十分强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求思想工作应做在前头。他说：“任何改革，最初都不可能是绝对完善的，但不能因为不完善而止步不前。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难以用质和量的标准来精确估计，但没有一个大致一致的考核标准，分不出优劣，也无法实施奖惩，无法按劳分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们不能停留在无效的争论中。该改的就马上改，在实践中看效果。”
《教师工作规范》的颁布和实施，为教师明确了进取的目标和工作标准，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吃大锅饭的现象基本不复存在，教师忙闲不均的情况也基本得到解决。《教师工作规范》实施后，教研室的工作量大大增加，教师由原来的“等米下锅”为“找米下锅”。教师如果未完成《教师工作规范》中提出的要求，就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交大教师。一般教师必须做三、四件事才能满足《教师工作规范》中规定的工作量。既要讲一门课，又要带生产实习，还要指导毕业设计和搞好科研。同时《教师工作规范》的实施，提高了教师业务水平的标准，增强了工作的压力，为学科梯队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教师担心被淘汰，争着往学科梯队里钻。学科梯队带头人在组建梯队时，也充分考虑梯队的结构和人员素质，选配有事业心的同志进梯队，因此加强了梯队建设的力度。
4.发奖金
上海交大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把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结合起来，但三者的结合却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探索。
劳动制度、人事制度改革后，全校工作量净增了三分之一，科研任务翻了一番，教职工焕发出空前的积极性，但邓旭初却看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有的副教授承担了大量的科研任务和教学任务，白天黑夜地干工作，可工资只有72元，还赶不上上海一个四级工的工资，教授为50多名学生讲上一堂课，折算每个学生的课时工作量仅相当于一根冰棍的价值。中国知识分子的劳动，也太廉价了。
有一天，邓旭初到食堂吃饭，看到一个中年教师正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儿子吃饭。一盘菜，下面是青菜底，上面是几个小肉圆。孩子吃了一个又一个，那位教师分明自己一只也没有吃，等到盘子里还剩下两只时，就温和地劝孩子：“留下这两只，晚上再吃吧！”
这种事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邓旭初见后却肚里泪下。一向多言的他，一言不发，闷闷地用完餐。他早觉得中年教师太苦了。
他还曾亲眼看到，一位中年教师在全家三代人居住的斗室里备课、批作业，图书资料都堆在床下；他的妻子只能趴在床沿上抄写一篇论文，而惟一的桌子，留给了做作业的孩子……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和保健条件下拼搏呀！
一天，邓旭初看望身患肾盂癌卧病在家的中年教师应凌翔。见到自己的党委书记，应凌翔哭了，他说：“老邓同志，我真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我好像命不好，在我年轻能干、精力充沛时被判成右派，现在政治上解放了，但身体上又垮了！”
邓旭初心如刀割，用什么来安慰这位身患绝症依然拼搏的教师呢？
“你的任务主要是养好身体，来日方长”，邓旭初安慰着他，此后亲自为他联系医院，嘱咐党办秘书代为办理住院手续。
应凌翔去世了，这对邓旭初又是猛烈地一击。这年，交大有8位教师身患癌症，而且都是中年知识分子！在追悼会上，那又是一幅何等让人心痛的情景，老的送小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老邓哭了，这位昔日在敌人的刺刀和枪口下也从未落泪的硬汉子，哽咽着哭了！
在党委会上，在全校干部大会上，邓旭初怀着满腔的内疚和深情，面对学校全体干部接连讲了三次：“我们的中年教师干牛活，吃羊草，我感到心中有愧！”他下决心要解决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说：“如果改善不了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搞不好交大，党委愿集体辞职！”
决心已下，邓旭初和交大党委要为达到《教师工作规范》要求而其待遇与职称级别不符的老师办件实事。
经过深入思考，邓旭初和交大党委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好的人事制度、劳动制度的实施，如果不与合理的、体现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相结合，人的积极性就不可能长期地坚持下去，“大锅饭”的弊端也不可能根除。工资、奖金，属于分配。如何分配，应以《教师工作规范》的执行情况和职称而定。
在这里必须克服平均主义，克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根据各人不同的实绩，适当地拉开差距。
当时，工厂的工人是有奖金的，大致每人每年平均72元，每月6元。邓旭初提议，我们能不能从学校自己的创收（为校外技术服务与科研创收）中拿出部分资金，也给教师发放每月6元钱的奖金呢？大家一听，纷纷赞成。
6元钱奖金现在看来实在很少，少得不值得一提，但当时交大教职工的人均工资约是每月60元左右，6元钱相当于他们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解决一下教职工的经济紧张问题。
开始虽然只发6元钱奖金，邓旭初还是建议分为8元、6元和4元三种，这小小的差距，不是多两元少两元的问题，而是对教师付出的劳动的奖赏和承认的问题。从而体现出学校领导要克服吃“大锅饭”弊端的决心。
说干就干，立即向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请示，得到批准。又向六机部汇报要求试行，当时负责此事的六机部副部长张友萱同志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批准了上海交大的这项决定。
于是学校制定出《岗位职务补贴实施办法》，规定发放范围为：1.工资未达到最低职称等级线的教师，以及1965年之前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助教和未定职称的教师；2.工资达到最低职务等级线的，相当于讲师以上的其他技术职称干部，以及1965年之前参加工作而低于讲师职称未定职称的技术、业务人员；3.党政干部中工资未达到最低职务等级线的副科长级以上的人员，1965年之前参加工作的老科员。
以上人员中，凡完成《教师工作规范》、《试验技术人员工作规范》、《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即可享受津贴。按此规定，全校70％的教师，67％的干部可享受津贴。教师每人每月补贴9.63元，干部每人每月为6.4元。
此后，学校制定了发放津贴的三原则：1.经费是从学校创收中提成的，不增加国家财政支出；2.补贴水平没超过上海市工人奖金的平均水平；3.不搞平均主义，重点增加中年知识分子的收入。凡工资偏低，贡献大的多发；贡献小，工资较高的少发或不发。
学校还明确了发放一定岗位津贴的指导思想。其目的，一是尊重和承认教师的劳动，二是体现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一位中年教师激动地说：
“钱虽然不多，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劳动已被党和人民所承认时，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然而在事业单位发放奖金，以前还未有过，上海交大是第一家，在全国是第一次。当时全国改革开放还没有全面展开，上海的改革也没有走到这一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没有这样超前。上海交大要发放奖金，这就意味着要打破经费、管理体制和观念上的限制，触动“大锅饭”的分配体制，因此，困难和阻力也必然是无可回避了。
1981年11月，学校党委向上打报告请求批示，上面有所顾虑和担心：
事业单位发奖金，这以前还未听说过，这个口子一开，你也要，我也要，这个单位要，那个单位也要，各单位这么多人，都来要，有可能会乱，一个单位或城市搞好不容易，搞乱很容易啊！
报告打上去后，邓旭初焦虑地等待着批文，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回音。邓旭初按捺不住，接连又打了几次报告，仍然没有回音。1982年5月13日，邓旭初让再次打报告，报告如下：
关于管理改革的再次报告
××：
我校经过近两年的准备、研究、酝酿，在管理改革方面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这个改革方案，得到了有关单位的同意和赞许，后经六机部领导文字批准，于1981年11月份我校报上面审批，1982年1月份写了补充报告，1982年4月份又作了补充说明。从第一次报告至今已有半年，始终未得到批准，上面也未听过我们的汇报。学校工作是有时间性的，每年5月中旬要布置下学年度教学任务，以便教师备课。这个改革方案如再拖延，就得一年以后才能实施。因此恳求上面听取我们一次汇报。
我们的改革方案简述如下：
一、人员情况（略）
二、人浮于事的后果（略）
三、改革方案简述
（一）教师
第一，制定了教师工作规范，规定各类教师每年所承担的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的质与量，规定教师每年工作量为1680小时，经测算，只要700名教师即可把全校的教学工作承担起来。
第二，六机部批准我校专职科研人员为465人，这类人员也制定了工作规范，1843名教师扣除上述两项，即多出教师678人。
第三，今年准备调150人到校外工作，支援工业部门；50人到了退休年龄，应动员退休；100人在国外学习。扣除这三类人，尚有378人，工资照发。我们准备把这些教师派到工厂去找课题，搞技术改革，不要工厂一分钱。如有创造发明，可搞技术转让，给教师以奖励。
对这类教师每年根据工作情况，必要时可进行互相调换。
我们还规定教师升职的最高年限，助教升讲师4年，讲师升副教授5年，副教授升教授7年，逾期不能升职者，工作另行安排。这样做，对第一第二类教师可督促其完成规范所规定的工作任务，并使教师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对第三类到工厂搞技术改革的教师，必定会努力为上海工业服务，努力做出成绩。
由于工作量加重，目前中年教师的经济条件是很不适应的，学校教师与同年资工人相比，实际收入低了2至3级。去年一年中，我校有8名中年教师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足而去世。所以经济上要予以补贴。第一，前两类教师有固定的工作岗位津贴，第三类教师要主动到工厂找研究项目，工作弹性很大，故用奖励办法，对有成果者酌情给予奖励。
岗位津贴主要解决中年教师的困难，5级以上的教授是拿不到津贴的。
目前，我校实行每人每月6元的补贴办法，每年要支付40多万元，今后6元停发，改用上述办法，需用70多万元，即增加30多万元，这个水平是我校平均工资的2～3个月。这些钱全部可由学校工厂的纯利润（每年有100多万元）和科研，办训练班等收入中支出，不用国家一分钱，更不是把一部分教师工资扣下来发给另一部分教师。
（二）干部、职员、工人
1.机关定编已在进行，可抽出80名干部出来进行培训，学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定编不定人。定编后制定岗位责任制，尽量做到有定量的计算标准，严格考核，不实行岗位津贴。
2.工人编余的抽出来进行职业教育，学习后输送到校内外工作。对未完成责任制所规定的工作者，扣发部分或全部津贴。
3.定编必须联系到退休、离休。目前对达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先让出位子让年轻人上去，缓办手续。教授退休问题，需持慎重态度，待上级有明确规定再行动。
四、我们的希望
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在全校教职工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得到全校绝大部分同志欢迎，惟有少数混日子的人有顾虑，这也是必然的，如混日子的人也高兴，才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也征得了同行们的意见，都异口同声地赞同。我们希望批准我们试点，允许我们“打破框框走新路”，对文教战线中克服“吃大锅饭”问题作一些尝试。
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
1982年5月13日
又是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回音，邓旭初心急如焚。1982年5月21日，又起草了“关于管理改革的再次补充报告”，报告指出：“我校管理改革的报告，上面至今未正式批复，而下半年的教学任务必须在5月下达，为此经过反复讨论，将原方案做适当修改，所涉及到的问题均在国家现有的规定范围之内，特此呈报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