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张作霖、冯玉祥破裂之前，段曾派我到河南、长江各处去接洽。回北京后，段又派我到包头去劝阻冯玉祥不要用兵。我回来将各方非打不可的情形详细告诉段，劝他以马电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不能实现为理由，自动下野。段说：“现在有五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开关税会议，我若毅然决然宣布下野，国际友人不免责备我们对国家太不负责任。”其实就是恋栈，不肯放手，提得起放不下的一种表现。一直等到张作霖战胜冯玉祥，自称大元帅，段才被逼迫下台。我则留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办完府院移交，然后赴津。
(五)段祺瑞每天个人的生活，一贯都是念佛经，睡午觉，下围棋，打麻将，这成了他经常的习惯。因此每天的时间，就被这些事情占去了大部分。在当时他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因有上述事情，致使许多军政事务，遂不得不假手于人。例如徐树铮在他左右专横跋扈，不但使北洋派分裂，而且激起各方反感，各方越是攻击徐，他越重用徐，他素来就是抱定用人不疑的态度，这也是他刚愎自用的一个方面。
(六)段氏平昔性情戆直，对人对事，只要他主观认为不对，便无所顾忌，直言不讳，向来不采取阴谋暗杀手段。他是以儒、佛教的道德观念为基础，并以此作为他分析事物的标准的。这是与他的封建思想分不开的。他在执政时代，完全受张作霖、冯玉祥的挟持，但他决不以周末天子自居，遇有抵触他的地方，他仍然是函电交责。他心目中总认为张作霖是胡子出身，冯玉祥在他作统制时当过兵。又如当时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到执政府，段往往在许多负责人会聚的场合，指着鹿钟麟说：“这是我从前的兵。”后来张、冯破裂，冯想将段捉走，而执行的人就是鹿钟麟。鹿固然是执行冯的命令，但鹿个人对段不满，也是段不良作风所促成的。
(七)回忆有一次在段家陪他打麻将，我比吴光新、陈树藩二人先到，段在闲谈中向我说：“二庵(陈宦)才有余而德不足，袁项城做皇帝，陈事前竭力怂恿，以此来取信于袁，袁就派他带兵到四川主持军民两政；帝制失败时，陈又宣布独立，就做人方面、政治道德方面来说，都是不应该的。”正在谈这段话将完的时候，陈树藩也到了，段问左右，还约得有哪位？回答说，还有吴总长(即吴光新)。陈树藩便冲口而出：“老师一生许多的事都误于吴三爷(即指吴光新)。”段便说：“小学生又在乱说，小学生又在乱说(因陈树藩系段作保定速成学堂总办时的学生)。”段用笑话来解答，还是有袒护不肯认错的意味。又如有一次在天津他家打牌，三缺一的时候，他家里就打电话把陆宗舆约来。打完牌，陆先走，段向我说：“打牌虽是游戏，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陆打牌时，鬼鬼祟祟的样子惹人讨厌，别人的票子都摆在桌上，他却装在衣袋里，随时摸取。别人和了牌，他便欠倒一下，使别人不痛快。”我说：“陆既是坏人，老总过去为什么要重用他呢？”段回答说：“项城重用他，我并未曾重用他。”其实五四运动时，陆宗舆任币制局总裁，就是段作国务总理任命的。因五四运动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为对象，段才把陆撤换。这可以看出段不肯认错的秉性。假使当时不是全国各地罢工、罢市、罢学要求惩办卖国贼曹、陆、章，段还是不会撤换他们的。
以上这些点滴细故，都是我亲身经历，所谓观人必于其微，从小可以看大。
(邓汉祥)
我在段公馆的所见所闻
1912年冬天，我才21岁，从家乡来到北京城，想找个小事。有个亲戚在袁世凯的大太太于夫人那里当保姆，我便去投奔她，找她给想点办法。她说：“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太太张夫人，是我们夫人的干女儿。我跟她说说，介绍你到段公馆里去当差吧。”经她跟张夫人一说，小事一桩，自然一说便成。我就到段公馆，见着了管事的孙荣贵。他派我先到马号里帮忙，说有机会再安置我。
当时段公馆还在西堂子胡同，转过年来，就搬到了府学胡同，我仍是在马号打杂。段祺瑞有三辆马车，养了六匹马，用了十几名马夫，有赶车的，有跟车的，还有个号头。我当时只是吃三顿饭，不拿工钱。宅子里的罐头盒、破鞋、烂纸，这些破的烂的都归我，每月拿到街上卖个块儿八毛的，便是我的零花。再有就是马夫们夜间短不了打牌，每天打个三十五十铜子儿的头钱，也归我们三个打杂的平分，贴补着零花。
这样干了一年多，人缘总算还不错。当然，公馆里面当差的谁都管得着我，都是我的“婆婆”，只要谁一张嘴我就得滚。为了吃口饭，我当然不敢得罪人，一味卖力苦干，日子长了，大家便都夸我不错。厨房里先看上了我，把我要到厨房里去打杂。没有两个月，号房又把我要过去了。
我在段公馆里的头两年，全是光吃饭不开工钱。一天，我和那位亲戚一提，她又向张夫人说了说。闹了半天，贵人多忘事，张夫人早把我这个碴儿给忘了，经我的亲戚一提，她这才跟管事的提了一声，算是正式把我安插在号房里了，每月可以领两块工钱。
当时在段公馆里当差的人可真不少，光是号房就有内号房、外号房，一个号房里都用着好几个人。外号房里有个传达长，是山东人，名叫张秀峰，遇见有什么人来拜会段祺瑞，都是他拿着名片进去回事。我在号房里仍是什么活没人干我就拾起来干。晚上，这些号房们都凑在一块打小牌了，我还得把白天来过的客人一个一个往号簿上面填写。管事的看我办事挺要强，便又给我弄了一分津贴。我和外号房的姓杜的、姓计的一共三个人共领一个兵的饷银，还起了个名字叫做“王杜计”，按月领下饷来由我们三个人平分。这就是管事的对我们格外体恤了。
自从安排到号房以后，除了按月领工资和津贴之外，还有一个指望，那就是分头钱。原来段祺瑞好打牌，每天晚上都有人陪他打牌，输赢差不离都是千八百块，每天抽的头钱积累下来，按月一分这个数目应该也很可观了。自打我进了号房，就盼望着分头钱，可是每月分到手里，也不过块儿八毛的，微乎其微，使我很失望。日久天长，我才知道这里面的内幕。
原来每天打牌抽下的头钱，都放在段祺瑞的内客厅里，说是归他自己掌握，其实就是随随便便地放在那里。在他客厅里专有几个跑上差的，都是一般油头粉面的年轻小伙子。这些家伙讲究吃穿，还在外面胡嫖乱赌，钱不够花了，就从头钱里偷。你偷30，我拿50，段祺瑞也不觉察。不但跑上差的随便偷，有时候段祺瑞的姨太太，也从头钱里拿上几十，段看见了也不过问。这样一来，上差们浑水摸鱼更是随便拿钱了。因此，我们分的头钱还多得了么！每分一回头钱，我就生一回气。我想段祺瑞这么大的人物，连家里这么点小事都管不清楚，还能把国家大事办好吗！
当时我出来做事，除了为挣几个钱，当然还盼着有个出头之日。段祺瑞当时是陆军总长，后来又当上了国务总理，总算是政府里数一数二的人物。我进了他的公馆以后，也抱着一种幻想：只要我把差使干好了，跟着他总能够慢慢混起来，弄个一官半职。可是我这个幻想不久就破灭了。
有一天，有个上差来找传达长，说：“总长找你哪！总长说把那个黑家伙找来。”张秀峰听了很不高兴，说：“人有名，树有影，怎么管我叫黑家伙呀！”那个上差也回答得好：“总长那么忙，他知道你是谁呀！等着你问话呢，快去吧！”这一来不但把张秀峰气坏了，我们也都寒心了。张秀峰是个传达长，每天都要去见段回话。从号房到内客厅要经过三道岗，他能够长驱直入，虽然不能算是段的亲信，总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吧？可是这位总长居然连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叫他作黑家伙，像我们这些人就更提不起来了，这还指望跟他混出什么前程来么？
后来我才知道，早年跟在段祺瑞左右的当差、马弁，还是有几个被他提拔起来的，比如阎繁瑞、阎繁敏哥俩，原先都是在他手下当差的，经他提拔在李长泰部下，一个当了旅长，一个当了团长。还有曹一青和一个姓姜的，现在也都当上了营长。可是自从他的官大了以后，对手下用的人也就不重视了，常说：“给你个差事也干不了，给你几块钱，吃碗饱饭就不错！”
他说的也是实情。在当时，我要离开段公馆，想找个地方混碗饱饭，还真不易，所以我不敢再有什么奢望了。不过，当一天和尚还得撞一天钟，混下去再说。没想到这一混就是几十年，一直到段祺瑞被蒋介石邀请到上海，我才正式离开了段公馆。
段公馆里当差的、号房、马号、厨房、花把式、裁缝师傅、理发匠、当上差的、打杂的，再加上内宅里的女佣人，老老少少，总有百十口人。我初进段公馆，就认识个孙管事，以为他是公馆里的总管，这些佣人都得听他的，日子长了，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就拿厨房说吧，段公馆里有两个厨房。大厨房里，打下手的不算，大师傅就有好几位，红案白案，手艺都不错，什么燕窝、熊掌，样样都拿得起来。还有一位西餐厨子叫杨瑞祥，公馆里宴会要用西餐，就归他操持。厨房里有两个头儿，一个姓倪，一个姓张，每月伙食开支，都由这两个头儿轮流管事。这两个头儿据说都是有功之臣。怎么叫做有功之臣呢？原来段祺瑞在清江浦当江北提督的时候，有一个协哗变了，这两个厨子随着段的家属逃难，很卖了份力气。因为有这场功劳，所以在公馆里态度蛮横，有些事都得他俩说了才算。孙总管不过是按月从张夫人那里领几百块钱，随时开支，随时报账。有些事，总管作不了主，跟总管说不算数，还得听这两位厨房头儿的。公馆的伙食都由厨房承办，大米白面是由陆军部运来的军粮，每天都用大锅煮饭。后宅的副食虽然也归厨房经手，一桌一桌按顿开上去，可是后宅的主食，在后院里还另有一个小厨房承做。小厨房的大师傅是哥儿俩，姓段，山西人。我们都叫他们做段聋子、二聋子。后宅的小厨房专做好米饭、熬好米粥，伺候段祺瑞和他的太太、姨太太、少爷、小姐们。
段公馆里的有功之臣，还不仅仅是这两位厨房头儿，后宅里还有几位老妈子，也都是由清江浦提督衙门带来的，跟随多年，在太太面前都能说得上话。
除了这几位功臣，就得数跑上房的小当差们了。他们每天在段祺瑞身边伺候，自己觉着腰杆挺硬，瞒着段祺瑞在外边花天酒地胡来，钱不够花，就从头钱里头偷。公馆里的当差们明知道他们胡搞，揩了大伙的油，可是又没法对付他们，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这几个跑上房的越搞越不像话，后来有一个家伙因为犯了白面瘾，死在了街上。大伙听了，不但不可怜他，反而个个称快，都说这才是报应呢。
另外还有几个老人，都是在段祺瑞他爹手里当差的，老了以后留在公馆里干点轻活。我记得有一个邢宝斋，就是段父亲手下的老人，只管出门买点笤帚、簸箕什么的，每月拿10块钱工钱，吃碗现成饭。
号房、马号，各部分的饭食都是按顿从厨房打回自己屋里吃去。可是在东院单有一桌饭，天气热的时候，就在当院天棚底下摆上个圆桌面，大家围着一起吃。当差里面，能够上这桌上吃饭的，只有号房、马号的头儿们(我们称做号官、马官)和那几位老人。东院离段住的楼房比较远，他们几个在吃饭时候，就东拉西扯，开个小玩笑，我因为常在那儿伺候他们吃饭，日子长了，倒从他们嘴里知道了不少事儿。
比方说吧，有这么一回事。因为这几天厨房开出来的菜净是萝卜，号官就说：“怎么大师傅净给咱们萝卜吃呀？”旁边就有人用手往里边指着段祺瑞他们吃饭的地方说：“你想吃好的，到那一桌吃去！”另外又有一个搭碴了：“他呀，他没有这个能耐！”说着用手一比划鼻子：“人家三句话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你，成么？”
用手一指鼻子，我知道，这就是指段祺瑞，因为段有个特点，一生气鼻子就歪到一边去了。我们常说“把鼻子都气歪了”，原是一个比方，可是段祺瑞一生大气，鼻子真会歪了。所以我们都在背地里称呼他歪鼻子，有时候还不用明说，只用手一指鼻子，就是指他了。
可是怎么叫“三句话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呢？当时我还不明白，一问别人，才知道在前清末年，段祺瑞带兵去打汉口的革命党，他忽然带头给清家打来一个电报，说什么兵力单薄，粮草缺乏，劝清家皇上退位。这一来就把清朝给交代了。成立了民国，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也当上了陆军总长，执掌全国兵权，称得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所以当时我们提到这一点，都对他挺心服。
可是邢宝斋那几个老人，提起段祺瑞来，都仿佛挺不佩服似的。邢宝斋常提：当年段祺瑞的父亲在军队里当管带，段也随在身边。当时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宝斋实在看不上他，就说：“你这叫什么少爷呀！一点也不爱干净。”可是段祺瑞总不改，邢宝斋气极了，就说：“你这个屈样！”
邢宝斋常提当年那些事，有的人听得不耐烦了，便说：“你不是看不上他么？他如今惊天动地，而你如今还得上街买笤帚。”这句话把邢宝斋堵得没话说了，只好结结巴巴地说：“咱也不知道他有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该对他好点呀！”
日久天长，我从这些老当差的嘴里，断断续续地知道了段祺瑞早年的历史：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大桃岗人，兄弟三人，段行大。老二段碧清，久住在合肥家乡，每年难得到北京来一趟，他的儿子段宏纲却跟着段祺瑞在外边作事。老三段子猷，曾经做过井陉煤矿总办等事。段还有一个妹妹，嫁给陈家，不幸丈夫早故，她便回到段家来，倚靠段祺瑞过活，我们称她做姑奶奶。这位姑奶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陈宗友，曾经当过旅长。老段对妹妹感情很好，所以公馆里上上下下对姑奶奶也都另眼相看，不敢怠慢。
听说，段祺瑞是在他姥姥家长大的，长大以后，就跟着他爹在营盘里。他姥姥家姓范，每年不断有人从合肥来看段祺瑞，大概都是段的舅舅、表兄之类，满嘴合肥土话，穿着打扮也是乡里乡气。他们来到北京，在公馆里住上几天，段祺瑞就给个一百八十的，把他们打发走了。
段祺瑞的原配吴夫人，就是吴光新的姐姐，在我进段公馆的时候，已经故去了。吴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段宏业。段祺瑞对儿子管教很严，十几岁了，还用鞭子打，可是长大以后，很不成器。段宏业当时在陆军执法处挂名当了个提调，可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有时去，有时不去，平时总在外面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儿大不由爷，段祺瑞想管也管不了，只好干生气。段宏业的老婆姓秦，江苏人，带着孩子住在公馆里。可是段宏业却在外面另有小公馆，三天两头，难得回一趟家。他娶的小老婆，都是从窑子里面接出来的，他又喜新厌旧，过不了几天，玩腻了，就把姨太太往济良所一送，让她再也见不着天日，吴夫人所生的女儿，嫁给合肥李家，李经羲的侄子(李鸿章的孙子)，名叫李国垣，生了一儿一女，段大小姐死得较早，她死后，灵柩还是由我护送到合肥的。李国垣后来又续娶下陈篆的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