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中旬，段祺瑞侦察得到吴佩孚给曹锟的通电主张，以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四省的兵力进攻浙沪，以齐燮元、孙传芳主持其事。段将原电抄送卢永祥，卢立即派我到沈阳接洽张作霖，希望张在军事上一致行动。我晤张说明来意，张肯定地说：“曹、吴不会打浙、沪。”我说：“假使他要打，奉天又怎么样呢？”他还是支吾其词。经我反复陈述利害，他始勉强敷衍，请我先同参谋长杨宇霆谈一谈再说。但杨言谈间不愿打仗的意思比张更为坚决，我们两人的谈话几乎争吵起来。最后杨劝我不必着急，他申明他是拥护合肥(指段祺瑞)的，兹事体大，应从长计议。当时奉天新派将领姜登选、李景林、韩麟春、张宗昌等都是主战派。他们认为打起来才有发展机会。我把同张、杨谈话的经过告知姜、李、韩诸人，李景林说：“我们可一同去见大帅，曹、吴若果打浙、沪，奉天决一致动作，前方军事我们愿负全责；若果曹、吴打浙、沪，我们作壁上观，浙，沪失败后，曹、吴必定进攻东三省，那时我们就无法报效大帅了。”姜登选说：“意思是应该这样，但我们几个人同时去说这番话，近于要挟，恐怕会弄成僵局，不如我一个人去说。”姜去见张后不到半小时，张便请我去，一见面就说：“曹、吴要打我卢子嘉大哥，我非同曹、吴拼了不可。请你早点回去告诉子嘉，不要顾虑。”次日约我便餐，亲交我复卢的一封信，语意比较空洞。我当即向他说：“雨帅你这封信，我交不了差。”张当时将原信收回，叫梁鸿志和我商量，照我的意思，重新写过，这可以说明这封信不是张的本意了。我到天津把这段经过告诉段祺瑞，并请示他我回浙江去应该怎么说才好。段答复：“你就说奉天态度很激昂，在军事上必能同浙沪一致行动；冯玉祥掉过来也不成问题，打的结果，曹、吴必定垮台。”我说：“假若照这样的话去告诉卢子嘉，打起来之后，奉天不来气，我就成了欺骗卢子嘉的人。我的意思，对卢应该告知真相，使他心中有数；对一般将领，则说张的态度如何坚决，他的将领们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冯玉祥已经运动成熟，必能打倒曹、吴，以此鼓励士气。”段听了我这番话，似乎对我就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就建立了对我的信任。段一贯老气横秋，向来送客，仅在客厅里站起来点一点头；这次他不但送我出客厅，而且送至大门口。据他左右的人向我说：“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后来他对我很相信，可谓不是偶然的。
1917年11月10日，段派所包办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贵州军民两长派出的参议员唐尔庸、孙俊之、徐尚之三人与我是同乡，并有相当交谊。王揖唐竞选参议院议长，就来托我向唐、孙、徐等游说投他的票。王当选后，对我表示感谢，曾请徐世昌亲笔书联，装裱完好，亲自送来；一面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派我为国务院咨议，每月送薪水300元。这就是我同王揖唐在政治上打交道的一段经过。1918年8月12日，临时参议院宣布结束，所谓安福国会也就宣告成立。这些议员的产生，完全是由金钱的贿选和政治力量的压迫，以及伪造选票而来。其中大多数都是过去科举时代的秀才、举人、进士之类，以及新旧官僚政客等，光怪陆离，冶为一炉。贵州方面，因为西南各省反对段祺瑞破坏法统，伪造民意机构，贵州也就没有参加。安福国会成立后，王揖唐又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梁士诒为参议院议长。在其中操纵包办的，完全是王揖唐等段派爪牙。此时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国会议员俱乐部，议员每晚公开或秘密开会，以及王揖唐拉拢和运用议员，都在此处进行，而且打牌、叫八大胡同的姑娘，也是在这里。安福国会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凡是与段有关的人，都给他戴上一顶安福系的帽子。我虽不是国会议员，但因与王揖唐有交往，王在安福俱乐部请客，我被邀也曾去过几次。当时替王揖唐在会内外奔走接洽最活跃的即王的秘书长光云锦(安徽人)、议员王印川(河南人)、郑万瞻(湖北人)、黄云鹏(四川人)等。安福系幕后的提挈支配者，则是徐树铮、曾毓隽。徐一贯在段左右，专横跋扈，为段氏惟一信任的人；关于安福国会公开、秘密的一切费用，都是由曾为交通总长时曾拨出，所以王揖唐不得不仰徐、曾两人的鼻息。至于出卖风云雷雨的姚震，则是自拉自唱，无关轻重。据我回忆，所谓安福系并没有什么组织，因为段在北洋派掌握政权甚久，其左右凭借段的关系作威作福，所以每一提及安福系三字，就会给人以恶劣的感想。
曹锟、吴佩孚被打垮后，张作霖、冯玉祥及各省军政当局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于1924年11月21日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凡立法、行政、海陆军权，均集于执政一人之身。当时许士英、王揖唐、曾毓隽、梁鸿志以及国会方面的汤漪、章士钊诸人，均常参与段氏的大计。他就职的“马电”就是采纳这些人的建议发表出来的。段氏息影津门，久蛰思起，自己本身无实力，要依靠军阀们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其失败乃事理所必然。
1923年冬，有一天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到上海卡德路我的家里，作长时间的谈话。汪精卫等谈话的要点，是打倒曹、吴之后，孙中山、段祺瑞对国家的责任问题，也就是说孙、段的安排问题。他们主张：如果孙任大总统，段就应该作国务总理；或段任大总统，孙任总理亦可。总之，应事前商定，以免临时发生意见分歧。我的回答是，当然以孙作大总统为最适当。我并到杭州转达卢永祥。卢一面密电张作霖征求对此意见，一面约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到杭州面商，后来仅汪精卫一人赴杭。时张作霖的回电已到，坚决主张拥段拒孙。于是卢对汪恳切表示：赞成孙任大总统，段作国务总理，但必须商得张作霖同意。其用意就是自己讨好，而使张去作恶人。跟着汪要到沈阳晤张，并约我同去。我因洞悉内情，极力推辞。卢也说我另外还有事情，走不开。汪到沈阳后，张对汪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要拥段的。汪大失所望而返，经过天津见段，言谈间段亦有舍我其谁之意。这是孙、段、张产生裂痕的远因。1924年10月曹、吴被打垮后，孙中山北上共谋国是，段祺瑞曾电孙欢迎；而段宣布政见之马电，事前却没有商之孙中山，孙大为不满。孙提出对国民会议组织的商榷意见，段亦未接受。孙、段间竟致弄成僵局。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我迭次向段进言，请他务必亲往吊唁，借以缓和国民党方面的感情。在开吊的那天，段已准备好要去，而姚震等极力阻止，并说去到那里，一定会发现手枪、炸弹的危险，段因而中止。因此国民党人异常愤怒，李烈钧并公开大骂。国民党便坚决表示不与段合作，仅杨庶堪一人违反党纪去就任段政府的农商部总长。总括说来，是段对不起孙而造成的。
段祺瑞就职后的措施，标榜集思广益，对外交及政治、经济各要政，组织外交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协助进行。凡关于外交事项，必先由外交委员会研讨，提出具体意见，然后交国务会议通过，由外交部负责执行；凡关于政治、经济重大事项，亦必先交专门委员会讨论，拟订办法，交国务会议通过，由主管部负责执行。两个委员会的人选，已不能完全详记，仅就回忆所及，开列于后：赵尔巽、梁士诒、许士英、叶恭绰、陈宦、曾毓隽、王揖唐、林长民、曹汝霖、沈瑞麟、梁鸿志、汤漪、章士钊、邓汉祥等。每次开会结果，推曾毓隽同我向段报告。兹就我在外交方面有关事项举例如下：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汉口于6月10日也相继发生惨案。段祺瑞根据外交委员会提议，派我前往调查处理。当时湖北督军萧耀南对群众运动仍采取二七惨案的高压手段来迎合英方。于是武汉三镇人民，感于外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内被军阀残酷压迫，愤不可遏，风潮因之日益扩大。我到武昌后，首先劝萧耀南改变态度，应以人民为后盾，向英方提出严重抗议，才是正当办法。萧原是曹锟、吴佩孚的爪牙，他为保全地位，企图取得段的信任，对我甚为敷衍，我的主张，他完全接受。我一面约指导群众运动的李汉俊(即李书城的胞弟)、邓某(是否邓初民记不清楚)等商洽，要他们提供英人惨杀群众的材料，以作参考。我根据各方意见，电段报告。在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情况下，段政府虽根据事实严厉交涉，但终未得到英人道歉惩凶赔偿的结果。
段执政时我所经历的一鳞半爪
(一)段祺瑞过去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以西南为对象。此次上台，则主张拉拢西南，并指派我负责接洽。1925年4月，刘湘、刘文辉、邓锡侯、赖心辉、袁祖铭等派代表到北京，请求罢免杨森四川督军职务，以安川局。杨亦派代表向段输诚，请求维护。当时我建议扶持刘湘统一四川，段则偏重杨森方面。段向我说：“刘湘等几部分联合反杨，犹如手掌一样，五个指头伸起打出去，容易折断；杨森虽是一部分，犹如拳头一样，打出去是有力量的。川事不能从人的多少来判断。”我说：“我们扶助刘湘等，如果打胜，则四川实力派从此就可以拉拢过来；即使打败，杨森也绝对不能把几部分同时消灭完。若是扶助杨森，杨是曹锟、吴佩孚的忠实爪牙，杨如若打胜，我们是替政敌培养势力；杨若打败，则刘湘等对中央既来依附，却未得到扶持，必然会远离，甚至或演成过去独立局面。”段听了这段话，立即转变态度，下令免杨森督军职，任命刘湘为四川军务督办，刘文辉为帮办，赖心辉为省长，邓锡侯为清乡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杨森拒不受命，遂发生战事，结果杨森失败，率残部由川东退入鄂西。这是我同四川军阀发生关系的开始，也是后来入川的远因。
(二)执政府成立后，湖北督军萧耀南派财政厅长黄孝绩入京，由我陪同去见段祺瑞。黄对段说：“萧督军是执政任统制时的士兵，由当兵直到主持一省军政，都是执政培植的，他爱戴执政，犹如赤子之对慈母。”说了许多恭维肉麻的话。段的回答是：“你告诉萧督军，他是一省的疆吏，他对国家对人民好，才是正当的；对我个人好，有什么意义呢？”黄聆悉之下，始而惶恐，继又采取拍马屁的方式说：“执政是国家的元首，他对执政好，就是对国家人民好。”跟着黄又报告了一些湖北的情形，才辞别而出。
(三)广西督办李宗仁的代表马君武，也是由我陪同去见段祺瑞。马郑重表示，广西竭诚拥护执政，由国民代表会议解决国家根本问题，李督办尤表赞同。马说了很多的话，段默无一言，我甚为诧异。马走后，我问段：“老总(段左右都是这样称呼)对于广西代表何以如是冷淡？”段说：“马君武是个坏人，从前他当国会议员，我出席国会，提出对德宣战案，马反对最力。马受贿得了德国人的钱，他是汉奸。”我说：“马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国民党反对参战，他当然站在最前线。马是学者，他现在的生活很困难，由此就可以证明他没有拿德国人的钱。”我第二次又约马去见段，言谈间，段的态度虽然较前好一点，但仍是很勉强的。段极爱下围棋，我向段介绍马君武的围棋下得很好，是否可以约他来试一试。段说可以，经过两三次下棋之后，段对马君武的印象就大为改变，后来竟任命马君武为司法部总长。
段同张、冯的冲突及其内部亲信的矛盾
(一)段祺瑞执政时代，张作霖除东四省之外，并由京奉、津浦两路发展，一直到南京；冯玉祥则据有陕、甘、绥远、张家口等地，京汉线的国民军亦是受冯支配的；长江则仍然为直系军阀所把持。段政府在几大势力尤其是张、冯挟持下，一筹莫展，等于历史上的周天子、汉献帝。由于没有力量，因此张、冯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企图。因之以吴光新为首的国舅派，始终主张拉紧张作霖，打击冯玉祥；以段宏业为首的太子派则主张联络冯玉祥及河南的国民军，抑制张作霖。两派都主张靠拢一方，反对骑墙的作法。吴光新坚持倒在张作霖方面，段宏业的主张恰恰与之相反，因而成了对立的形势。两派对外表示，都是假传是段的意思。段宏业因仗恃与冯玉祥有密切关系的贾德耀暗中相助，力量并不弱于其舅。贾又是段的学生，同段有很久的历史渊源，段以贾德耀继许士英之后为国务总理，就是因为贾在冯玉祥方面能起作用的关系。当时我感觉这种现象太不好，所以才向段建议把双方同其他有关系的一些人约拢来，请段指示方针，调和内部意见，以免为人所乘。殊双方成见太深，一见面就吵，段又不肯亲自出来，弄得无结果而散。
(二)我记得有一天，段宏业向他的父亲请示，说张学良要同他拜把(即结为金兰交)，应如何回复他。段说：“张作霖的兵可以同你拜把，但他的儿子却不能。”段宏业是否照他父亲的话回复张学良，我不知道。但他拒绝张学良的要求，无论如何措词，都是伤感情的。段宏业之反张于这件事不能说没有关系。冯玉祥对国舅派深恶痛绝，所以冯、张破裂之际，冯就叫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把国舅派的曾毓隽扣押起来。当曾被扣的那一天，曾的姘妇陈文娣来找我，一见面就跪在地下痛哭，请我设法救曾。因她深知我同曾交往甚密。我商之贾德耀，贾说：“你保持超然态度，以不管为妙。”当时冯、鹿派两个亲信副官和四个兵看守曾毓隽，陈文娣借送东西给曾的机会，暗同两个副官勾搭上，用5万元运动两个副官同曾一齐逃跑到东交民巷。当时的东交民巷等于租界，冯、鹿亦无可奈何。此一趣事也。至于张作霖父子之恨太子派，也无异于冯玉祥之恨国舅派。
(三)张、冯破裂后，冯玉祥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企图把段祺瑞挟持走。有一天晚上约8时左右，冯部有一营长(当时我对冯部个别的有些联络)秘密来向我说，他们奉命当夜12时在天安门集合，同时并饬令在吉兆胡同(段住地所在)附近的国民军眷属，务须于当夜9时前离开。我得此消息，便认定必然是有不利于段的举动，立刻去见段，劝他同我一道离开吉兆胡同。如到天将亮时，尚无意外动作，我送他一道回家，外面也不会知道；假使有异动，也不会作曹锟第二。但段坚决表示决不离开，他来就同他打。我见段的态度如此坚决，时间又很紧迫，特用电话约吴光新、段宏业到段宅共同商量，吴来后请我立即去找陈宦一道往会鹿钟麟，探察究竟，如果情势恶劣，就用电话告知他们，好把老总劝走。我同陈宦去会鹿，说不在家，等我们回到南池子我的家里向段宅打电话，电线已被截断，跟着军警也就出动，断绝交通。冯、鹿派兵往段宅搜查时，段已避往他的侍从武官长卫兴武家里。外传段躲在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并非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