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奉天后，即先找到李阳春，说明此行使命。李阳春把原委向杨宇霆说了，杨又约我去详细商量，并出示段祺瑞拍给他们的密电，遂安排我与张作霖会面日期，到时，张作霖对我说：“你和总参议早就认识，那更方便了，以后找他直接办吧。”不数日，杨宇霆交给我正金银行汇票一张，票面是银元80万元，在天津正金银行支取。我将汇票送交段祺瑞收。这大约是1923年4月间的事。嗣后，我因矿事返回山西阳泉广懋煤矿公司。同年6月左右，段祺瑞因急需用款，派曾毓隽前往奉天取款。曾毓隽与张作霖见面时，张对曾说：“天津没有兑款户呀！”未付曾款。曾毓隽扫兴返津。曾走后张作霖对杨宇霆说：“别叫他(指曾毓隽)骗跑了吧！”曾返津后对段说明经过，段知张不信任曾，于是又和段永彬商谈，决定由段永彬给山西广懋公司发去电报召我返津。7月，我二次去奉天取款，取回大洋40万元的汇票一张，也是由奉天正金银行开出并在天津正金银行支取的。第三次是最后的一次，大约是在1924年3月，取回的是票面200万元日本金票的汇票，在天津正金银行取现大洋162万元。段祺瑞接到后对我说：“这次的钱给冯玉祥150万元，是三个月军饷用的。”
在我第三次去奉天取款时，段永彬也先后两次乔装外客，由我介绍搭天津北方航业轮船公司北京号货轮到营口转奉天，与杨宇霆晤面洽谈进关事宜，往返四次均藏于船主赵静安房内。
至此张作霖遂着手研究进关作战问题，在1922年奉军第一次进关失败时，其第二十七师途经热河省(长城边境)刀尔登地方，被当地士绅张鹏飞所属民团围困，全师被缴械，该师长汲金纯因此撤职。这次商讨进关作战时，杨宇霆说：“那年我们二十七师被张鹏飞缴械回来，如今进关还要从这条道回去。”他的意思是说，两年前栽在张某手下，如今要把面子赎回来；同时指出热河境内直军戒备谨严，硬打较难奏效，不如把张鹏飞拉过来，从刀尔登地方打开缺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军插进去。他又献计说：“李阳春在生意上也和张鹏飞有联系，素有交情，何不从内部攻心？”张作霖听了大喜，决定由李阳春先行试探。李阳春奉命与张鹏飞联络，把张约至天津李宅内晤面，初步谈妥后，同往奉天。张鹏飞到了奉天，由杨宇霆陪同往见张作霖，二张相见如故，谈妥所需钱物由李阳春筹办，以掩外人耳目。张鹏飞口口声声地说：“我们是同宗，我一定保你入关。”
1924年8月，张作霖派军长李景林和张宗昌率部潜入热河，直奔刀尔登地方。李景林和张宗昌亲往拜见张鹏飞，张派地方民团的马队数十人领路。李景林派一营骑兵，随同马队从刀尔登由山间小道直奔滦县，李景林和张宗昌亲率大军跟随在后直抵滦县车站大桥。彼时直军主力均在山海关、秦皇岛附近集结戒备，滦县仅有部分铁路护路警看守，不战而散，奉军遂得长趋直入天津。
吴佩孚在前线得悉奉军进关到达滦县确信后，即赶回天津，吴在天津东站由电话向段祺瑞(段当时在其内弟吴光新宅)说：“拟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段回答说：“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甚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吴佩孚听了之后连称：“老师，我遵命。”当即乘车回塘沽转船逃走。
以上记述，部分为我自己亲身经历，部分系由段祺瑞和李阳春和我谈及的。事隔40余年，细节或有记忆不清之处，尚望读者补充订正。
于立言
我所知道的段祺瑞与北洋军阀
1919年上半年，云南军阀唐继尧，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考虑到联合吞并四川的目的，在川军团结抵御的情况下无法达成，遂谋勾结段祺瑞，企图加强控制四川的力量。于是由唐、王联名请我充当滇、黔代表，并提出治川方案。内容是：由北京政府派员酌带北洋军队来做四川督军，其人选以张绍曾为最适当。因张是日本士官生，清末曾任第二十镇统制，与唐继尧有同学关系，故有此主张。其次，四川省长选川人担任，但必须得滇、黔同意。再次，滇军驻川三师，黔军驻川两师粮饷补给统由川省拨付。我同段祺瑞的心腹王揖唐先商谈后，一同往会段祺瑞。我将唐、王所拟治川方案原件交段阅后，段立即表示不同意，并说：“为什么四川应该养滇、黔军五个师？为什么四川人当省长要取得滇、黔同意？”我为完成任务起见，竭力向段陈说：“这个方案，照道理是说不过去的。但为国家统一设想：川、滇、黔问题能够解决，两广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件事意义很大，望从整个大局着想。”段氏仍不为动。因为光绪末年，清廷亲贵为削减袁世凯的兵权，控制北洋派，逐渐重用日本士官生，张绍曾、吴禄贞等因而得任新军统制。当时张绍曾同段祺瑞之间，不免发生利害冲突。后来直、皖暗斗，张又站在直系方面，唐继尧指定要张绍曾任川督，恰中段祺瑞之忌。故我几次见段，都未得到结果。我想既受滇、黔之托，不能不有所表现，乃向王揖唐出主意：滇、黔方面原系对立，现在既来接洽，何能拒之于千里之外。王问我：“要怎样办才好？”我说：“滇、黔军现在最需要的是子弹，能够送他们几百万子弹，把这关系维系着，具体办法，可徐图商议。”经王揖唐与段商陈后，允拨给步枪子弹300万发，由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在宜昌拨交。我将此结果电告给唐、王，经派郭润生、符纪存到宜昌接运，第一批运去50万发。跟着唐又加派由云龙为代表与我同住一处。但洽商运送第二批子弹时，适吴光新被鄂督王占元扣押，同时吴佩孚倒戈，发生直皖战争，段氏因失败而下台，此一段事件也就中止。
1920年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联合打倒段祺瑞后，直奉两方遂掌握了北京政权。曹、吴系在英美帝国主义所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英美侵略中国的代理人；张作霖则一贯倒向日本；段祺瑞更是走日本路线的。段塌台后，日本方面不得不加紧扶持张作霖。由于英美同日本对华侵略的矛盾，曹、吴、张同在帝国主义者的支配下，决不能合作。加以战胜皖系后，对于收编段祺瑞所部参战军和物资的争执及江苏、安徽等处地盘的分配，张作霖也想乘机染指，他们这些人，都只知道争权夺利，所以彼此间的斗争，便日趋尖锐化。
关于内阁总理的问题，靳云鹏同张作霖有儿女亲家的关系，与直系也素有勾结，因此直、奉两方都同意靳组阁。所谓大总统徐世昌，一举一动都是仰承直、奉两方的鼻息，更不敢有异词，这就是靳云鹏当时取得内阁总理的原因。靳本是段派的主要干部之一，清末李经羲任云贵总督，请段祺瑞介绍军事专家，段即举靳以对；后来靳得任云贵总督衙门的军事总参议，来源就是如此。民国成立后，段祺瑞在袁世凯倚重信赖下，掌握了军政大权，靳云鹏、徐树铮也就成为段的左右手。靳、徐二人因争宠争权，利害冲突，段又袒护徐，对靳遂逐渐疏远。尤其在段任边防督办的时候，徐任参谋长，靳为陆军部总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南各省因反段之故，主张将参战军交出来，靳认为参战军应交归陆军部，徐树铮坚决反对，段同意徐的主张，对靳更加不满，于是靳就背叛段而倒入直系及奉系方面。靳任国务总理后，在直奉挟持之下，势难两面讨好；而梁士诒领导的交通系，在交通财政方面，比较有力量，从财政上多方扼制靳云鹏，使他对军饷及机关经费都无法支应。靳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不得不知难而退。梁士诒一贯走日本路线，同张作霖又素有联络，在张的支持下，梁竟取靳的国务总理而代之。当时参加所谓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代表团完全仰承美帝意旨。而梁内阁又系亲日派，梁主张赎回胶济铁路，但必须向日本借款。美日间的对华矛盾，又促成直奉斗争的加剧。吴佩孚曾通电指责梁士诒卖国，举出了一些梁勾结日本的事实；直系各省督军都纷纷响应吴的通电。张作霖也就公然站出来替梁伸腰，并正面攻击吴佩孚。约在1922年四五月间，直奉两方就在长辛店、固安、马厂等地发生激战，张作霖打败后退出关外，由奉吉黑三省议会公推他为保安总司令，打出自治招牌，脱离北京政府。这时张作霖认为要报复曹、吴，非联段祺瑞不可；段的权欲思想，本极浓厚，又欲图再起，更认为非借重张不可；故段、张二人，又由分而合。
卢永祥本系山东人，他对段祺瑞向来崇拜，为拥段最忠实的军阀之一，对曹锟则一贯鄙视。段失败后，卢不甘心投降曹、吴，也在浙江打出自治的招牌，以浙江善后督办的名义，来统治浙省。但段派势力形同瓦解，卢有一木难支之感。我与卢素有往来，他知道我同西南方面有些联系，在徘徊瞻顾之中，特专函约我到杭州代他策划。当时我向他建议，在实力派方面，必须与张作霖切实联合，共策对付直系；一面须同孙中山先生及西南各省沟通一气，遥为声援，造成一种反曹、吴声势浩大的局面，这样，就不会陷于孤立。他听了我这番话，也就感觉兴奋，极表赞同。这时候我任黔军代表，常住上海，他便委托我同西南方面代他联系。自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在沪被刺后，我同王伯群短期回黔转沪，卢恳切约我相助，并托我代表他往津奉向段、张商洽进行。我先到沈阳，同张作霖商量结果，奉浙两方在政治上互相呼应，在军事上做到攻守同盟，誓与曹、吴不两立；打倒曹、吴之后，即拥段上台。张此时同段已释嫌修好，拥段的话，即出于张口。张除经常派人同段接洽外，并指派姜登选、杨毓珣为驻沪代表，着手布置，先运动国会议员由北京移沪开会，使曹锟想作总统的美梦无法实现。关于这部分所需经费，完全由浙省负担；如何进行，亦由卢同段负责。另一方面运动冯玉祥倒戈，利用直系动摇分子，分化直系内部。这些工作，认为非段莫属，所需要的费用，张愿意拨付(张先后拨交段的款项约有300万元)。我由沈阳转到天津，将同张所商定的一切详告段祺瑞，段甚为满意。关于与冯玉祥接洽及收买直系动摇分子的工作，系由姚震、段宏业、魏宗瀚等秉承段的意旨进行。关于这部分的情况我因未躬行其事，知道不详。我回浙后，转述同张、段商洽的经过，卢永祥对张作霖坦率态度，更为高兴。他慨然向我说，关于运动国会的经费，他决定拨100万元给我，并嘱我立即再赴天津商同段祺瑞积极进行。我到津见段时，始知国会方面，不赞成曹、吴的议员，已同段有所接洽，从此便更进一步由国会议员中有代表性的，如章士钊、汤漪、杨永泰、褚辅成等向参众两院进行活动，愿到沪开会的先送旅费300元，每月生活费300元。在规定数目之外，我又另外拨4万元来分送他们。我回忆所谓800罗汉，在我手里支用过钱的，就有700人左右。后来曹锟以5000元一票进行贿选，这些在我手中拿过钱的，居然又潜回北京去投曹锟的票，当时一般人都呼之为猪仔议员。
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攻击曹、吴随时要打通电，我曾向卢介绍李希愚作助手，李系前清举人作过执政府的秘书，卢以顾问名义置之。卢永祥关于政治方面的一些文电，大多由我出主意，由李执笔。卢永祥通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实行地方自治，并由各省派负责代表到适当地点开联席会议，共商国是，等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开国民大会作最后决定。对于这个通电，全国各省多纷纷响应，对打击曹、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孙中山、张作霖、唐继尧、熊克武、刘成勋、赵恒惕等派代表到上海开联席会议，都是由通电而招致的。卢永祥对我因之更加信任。卢对段个人虽极端推崇，但对段的左右，尤其是徐树铮、吴光新甚为不满。当时曾毓隽、吴光新、李思浩等均在上海，卢少出面活动，原因即在于此。孙、段、张每月各拨1000元在上海办国闻通讯社，我任社长，周培艺作总编辑。有一天徐树铮自动向卢永祥说，他手中还存有公款，他可以拿10万元来作国闻通讯社的基金，不必由三方面担任经费，但要求以胡政之作总编辑，胡原系王揖唐的秘书。卢转询我的意见，我认为有基金更好办事，表示同意。然胡政之到社后，徐树铮始终没有拨款。这种欺骗行为，尤引起卢对他们的不满。
卢永祥平素为人，性情耿介，与段祺瑞颇多相似之处。在曹锟进行贿选之前，吴佩孚曾派代表持亲笔函秘密到杭州谒卢要求合作，并以副总统的地位来引诱卢。吴函词意卑下，并且自称后学。卢不但未为所动，连信都没有回，只是向吴的代表说：“请转达子玉，保全我的人格。”我将卢的这一段经过，转告上海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他们非常满意。
我在反曹、吴这一阶段中，先后到过沈阳五次，其中一些经过，已详写在《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中。我到沈阳后，每天都有很长的时间在张作霖的秘书厅内闲谈。该处设有炕床一张，上面铺了两张虎皮，张每天约隔一二十分钟必到秘书厅内坐在炕床上，听郑谦、梁鸿志报告文电，说几句话后，匆匆又走。如是者不知若干次。有一天在梁鸿志家里，我同张的新派骨干姜登选师长闲谈，因我同他有相当交谊，彼此说话毫无拘束。我说：“张雨帅由绿林出身能创造这样一个伟大局面，是不容易的，但我看不出他的特长在哪里。我觉得他很不安静，办事的方法，似乎也欠精密。我是短时间的一种看法，不一定很全面。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一些事实。”姜便开玩笑地说：“你不要把我们这位胡帅看简单了。我举两件事，你便知道其为人。郑鸣谦(郑谦)秘书长的前任，是一个外省人，被撤换后并无下文，于是我同几个朋友替他去说情。我说大帅待人一向都很厚道，某秘书长撤换后未派其他差使，生活都成问题。张的回答是：‘我对他并没有什么，不过他作了八年的秘书长没有同我抬过一回杠，岂有我八年之中，都没有做错一件事么，只是奉承我，这样的秘书长，用来何益？’其次有一个姓吴的旅长，作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这个旅长正在打算逃跑或自杀的时候，被张知道了，便叫他去当面询问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这旅长说没有。张又问：‘你是不是在做生意？’这时他不敢再隐瞒了，直说是做大豆生意，亏挪了军饷。张愤恨地指责说：‘你这小子有几个脑袋，你敢亏挪军饷，现在怎么办？’这旅长说正想自杀，来生再来报答大帅。于是张又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只值24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像这一类事很多，我不过略举一二件，就可以了解其有过人之处。”
张作霖走日本路线是无可讳言的，但他对日本人也不是百依百顺。有一天我同他在秘书厅谈话的时候，他的副官来报告说：“日本总领事来电话，马上要来会大帅。”张不愿意地说：“我现在没有功夫见他，以后再说。”据这一件事看来，他对日本人并不是奉命惟谨。张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更足见其事非出于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