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原来是冯玉祥，在前一年，换了他部下的团长杨桂堂接充，冯玉祥被调到正定，带领三营“练军”。但十六混成旅的官兵，未必肯服从杨桂堂的指挥，而冯玉样本人这时恰好又正在天津，便由贾德耀向段祺瑞建议，仍派冯玉祥做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带着队伍去打张勋。段同意了，由贾德耀和冯玉祥说妥。段还临时刻了一颗关防，叫我送到天津车站，当面交给冯玉祥。当我去送关防的时候，心想：这才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呢！冯玉祥离开第十六混成旅时，就曾派我出头，现在他回第十六混成旅又由我去送印，真是“无巧不成书”呀！
7月3日，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正式通电出师讨伐张勋。西路司令曹锟的军队，由旅长吴佩孚率领，于5日占领了卢沟桥。东路司令段芝贵也在这一天占领了黄村。7日，东路西路各队前后夹攻，击溃了张勋的守军，从廊坊一直进到丰台。张勋的辫子兵退入北京城里，仍准备固守待援。驻在京苑的李奎元师也响应了讨逆军，联合起来攻打辫子兵。张勋的主力屯聚在天坛，天安门、景山、东西华门、南河沿等处都布满了炮位。这时，驻在北京的各国使节出头调停，劝告张勋解除武装，取消复辟，但张勋顽固地拒绝了。
12日，讨逆军分三路进攻，长驱直入地进了北京城。张勋的部队曾在天坛抵抗，但因众寡悬殊，最后只有缴械投降。张勋最后率领他的家属跑到荷兰使馆躲藏起来，其余参加复辟的重要人物都纷纷逃亡，只有雷震春、张镇芳被讨逆军捕获。北京城里，又重新挂上了五色国旗。
北京克复以后，讨逆军各路军队仍然驻在城里。段祺瑞因为驻军太多，恐怕影响地方治安，便以总司令名义，命令各路军队一律退出城外。西路第三师所部退到跑马场，东路第八师和第十六混成旅都退到大红门。北京城内的治安交给警察总监吴炳湘负责维持。
原来我仓皇离京的那一天，在火车上听交通银行的胡筠说起，吴炳湘不赞成复辟，不过为了北京治安，不能不对张勋虚与委蛇等等话头，我还将信将疑。后来讨逆军总司令部在天津正式成立时，我担任卫戍司令，吴炳湘立刻派了常朗斋(名耀奎，京师警察厅政务处处长)到天津来找我接头。他所谈的情况，与胡筠所说完全符合，这才使我打消了疑念。现在北京克复以后，就把北京治安的重责委托给他。
在北京近郊发生战事的时期，铁路交通当然停顿了几天，战事一结束，交通也就立即恢复了。
这一天，天津讨逆军总司令部得到北京车站方面的报告，说曾经参加复辟的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麟阁，准备坐战后第一趟火车逃到关外去，因为有日本人保护他同行，所以北京地方当局不敢擅自逮捕，特地通知总司令部相机处理。他们在电话中还将冯麟阁所坐的包车号码，详细作了交代。
这个消息传到总司令部，段芝贵听了特别兴奋，这不仅是因为冯麟阁曾经参加复辟活动，更主要的是他与冯麟阁之间有一段恩怨。原来段芝贵曾经一度做过奉天督军，当时张作霖是第二十七师师长，冯麟阁是第二十八师师长，都驻防沈阳。张作霖从绿林降清后，曾经拜在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名下作为义子。因为段芝贵和张作霖有这么一重关系，他才敢出关就任奉天督军。不料冯麟阁和张作霖各存野心，互不相下，张作霖拥护段芝贵，冯麟阁就偏和段芝贵作对，处处给他难堪，使段芝贵不安其位，没有几个月的光景，就只好知难而退了。因此，段芝贵恨冯麟阁深入骨髓。这一次，冯麟阁参加了复辟，可以说构成了叛国罪名。段芝贵为了报复前仇，便在段祺瑞面前竭力主张严办，段祺瑞同意了，这个“美差”便落在我的头上。段祺瑞命令我：冯麟阁专车过津时把他扣下来。随后，魏宗瀚又口头通知我说：“老头子的意思，你在车站把冯麟阁干掉就完了。”我说：“应当按照法令办事，这样干，恐怕不妥当吧？”魏说：“我是传达命令，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想，无论如何，一不要刺激日本人，酿成国际交涉，二不要使冯麟阁当场拒捕，发生事故，影响交通治安。
当我得到段祺瑞的口头指示以后，心想这可是个难题，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我仔细筹划了一番，认为还得请交通系帮忙，就去和叶恭绰说，请他和车站方面联络，等到冯麟阁这趟火车到达天津的时候，先把冯麟阁所坐这节包车甩下来，将列车开出以后，我再出头交涉。
按照我的预定计划，冯麟阁的这节包车果然单独甩在天津车站了。这时，我亲自带着一些武装部队，走到包车上，去见冯麟阁说：“总司令要请你去谈谈，请你和我一路走吧。”冯一看形势不对，倒是俯首帖耳地走下了包车。跟他同来的有一个日本人，名叫犹崎，也和他一道走下车来，嘴里不依不饶地，不让我们把冯麟阁带走。我就向他说：“这是我们国内的事。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怎么能够不服从命令呢？你要是另有公干，就请你自便吧。”他坚持了一会儿，看我口风很紧，毫无通融的余地，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我们一同来到司令部。犹崎在司令部态度非常蛮横，还把手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拍道：“我奉有命令保护他，你们这样做，我不同意！”我说：“这是我们政府的事，请你不要参预。还是请你自便吧。”犹崎坚持了半天，没有结果，只好悻悻然自己走去。和冯麟阁同来的，还有一个参谋，我也把他打发走了，只留下冯一个人。冯麟阁烟瘾很大，一般大烟他还不能过瘾。我为了招待这位“贵宾”替他到处张罗好烟土，还费了不少事，结果是把冯扣留在司令部里，听候处理。冯麟阁这次来京，他的旅长张海鹏也跟他一同前来，复辟失败以后，张海鹏化装从小路绕道热河一带逃回关外。而冯麟阁倚仗日本人的靠山，想大摇大摆地坐着包车回沈阳，不料在天津被我们逮捕拘禁了。
北京天津间的铁路交通恢复以后，段祺瑞首先派我带着第八师的一个工程营，由天津到北京，驻在中南海。段祺瑞给我的命令是：维护总统府，任何人不许出入。傅良佐向我说，自从张勋实行复辟以后，大总统黎元洪就通电声讨，并特任段祺瑞总理国事，同时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依法代行职权。黎元洪本人被迫迁入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现在乱事平定，恐怕黎元洪又重新回到总统府行使职权，不好处理，所以才派我驻守总统府，名义上是维护总统府，实际上是防止黎元洪回任。段祺瑞是因为与黎元洪政见不合，被黎元洪罢免了国务总理，这才悻悻离京的。而黎元洪因与各省督军摩擦日深，无可奈何病急乱投医才把张勋请进北京，希望张勋能给他起到缓冲的作用，不料张勋进京后，竟自主演了一幕复辟的闹剧，把黎元洪逼出总统府。现在乱事平定了，段祺瑞自然不愿意黎元洪再回任大总统，继续对他牵制干涉了。
我带领工程营进京，住在集灵囿。我指挥队伍把总统府周围布置好了以后，就打电话到天津，向段祺瑞报告。第二天，段祺瑞乘专车回到北京，仍住在他府学胡同的公馆里。
在我驻守总统府的期间，黎元洪也离开了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但没有回到总统府，而是径自住进东厂胡同他的私宅去了。这一天，冯国璋派了一个师景云从南京来到北京，首先来见我，说：“冯副总统这就要到北京来，请你帮帮忙，在段总理面前替他吹嘘吹嘘。”我说：“可以。段先生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不过，我一定相机进言。”
8月1日，冯国璋来到北京，宣告就职代理总统。段祺瑞仍然继续担任国务总理。
在冯国璋来京以前，我一直住在中南海里。这一天，傅良佐来看我，说：“段先生叫你去当第九师的师长，你的意思怎样？”我说：“我离开军队多年，现在带不了兵了。”他说：“你是日本留学生，又在军队多年。你不去，叫谁去？”我说：“人家都不去，我就去。只要段先生有命令，我当然服从。”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讲武堂教官陈琢如(我的学生)到集灵囿来看我，说：“老师，是不是你要到第九师当师长？”我说：“段先生叫我去，我只好去吧。”他说：“老师何必去干那个？”我看他话出有因，便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原来是陆秀山(陆锦字秀山)以参谋次长兼第九师师长。这次陆秀山参加了复辟，当了陆军部侍郎，段先生很不以为然，决定换了他，叫魏海楼(魏宗瀚的字)接参谋次长，老师接第九师师长。可是最近有人在段先生面前替陆秀山转圜，说他并非甘心附逆，情有可原。段先生也看在多年的交情，准备还让他当参谋次长，只叫他把第九师交出来。这一来，魏海楼就落了空了。我看，老师还是把这个师长让给魏海楼吧。”我说：“我本来不想当什么师长，海楼既然愿意去，就让他去吧。”
不久，冯国璋进京以后，果然发表魏宗瀚为第九师师长。段先生把我找去说：“现在大乱初平，各省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你可到各省跑一趟。先去山东，再到安徽、江苏、浙江，各省都走一走。由津浦线去，从京汉线回来。好在各省督军你都熟识，也不用什么名义，你就辛苦一趟吧。”
我奉段祺瑞的命令，离开北京，先到济南，会见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二天，我又到督军公署去看他。他一见我，满面笑容向我说：“老弟，我给你道喜呀！”我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禁说了一句戏词：“我喜从何来呢？”他说：“我方才接到政府的命令，陈箓换了，特任你为外蒙督护使兼驻库伦办事大员，叫你不用到别处去了，接到电报，即刻回京去吧。”
在济南只住了两天，我就乘坐津浦车仍旧回到北京，先和段祺瑞见了面。他说：“你回来了，很好，等着到库伦去吧。”
没等我动身前往库伦，就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命我参加特别军法会审，审理雷震春。原来雷震春被捕以后，便管押在陆军监狱里，曾经陆军部军法司预审过几次，现在又为他特别组织了军法会审。主任审判官是蒋雁行，军法官有贾德耀和我一共五个人(另外两个人，名字忘记了。
我们接到这项命令以后，就由蒋雁行召集，大家聚会在一起，交换一下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先向段祺瑞请示，看他怎样处理。于是就由蒋雁行带头，五个人一同去见段祺瑞。不料段祺瑞对我们说的都是一派冠冕堂皇的话：“司法独立，我不便参与意见，你们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大家不得要领，只好一同退出，约定第二天同到军法司调阅预审卷宗，再定办法。
第二天，我们先后来到军法司，军法司司长向我们简单地报告了审问的情形，还把有关的卷宗取了出来交给我们。卷宗里面有几次预审的讯问笔录，我们草草翻阅了一遍，便决定日期开庭审理。
到了开庭这一天，蒋雁行和我们先聚集在一起商量怎样对雷震春进行审讯。按说，蒋雁行是主任审判官，我们四个人都是陪审，自然应当由蒋雁行讯问，可是蒋雁行却推托说：“我和雷朝彦(雷震春字)是多年的袍泽关系，我来问，恐怕不合适吧？”于是这几位审判官都互相推诿起来。这个说“他曾经是我的长官”，那个说“他是我的老师”，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肯负责。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都是北洋的旧人，论起关系来，谁和雷朝彦没有点私交？我在武卫右军步队兵官学堂当学生的时候，他是第三营后队领官，论关系，我和他也是多年的关系。不过，政府既然叫咱们审问，到了开庭的时候，这样你推我让，不声不响，岂不是一场天大的笑话。你们都不好意思问，我问。”于是决定由我发言。
军事法庭的布置倒很庄严，蒋雁行居中一坐，我们四个人分坐在两边，旁边有书记官记录口供，两面还站立着若干士兵。蒋雁行吩咐把被告雷震春带上来。雷震春带到法庭以后，态度还相当恭顺，向上鞠了个躬，就听候我们讯问。我先照例问了雷震春的姓名、年龄、籍贯，就按照预审的笔录念给他听，问他是不是这样。他点头说是，于是我又接着念下去。这样一段一段念完以后，他都一一承认了。我就说：“雷震春，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他说：“我没有什么说的。”这样，我就吩咐卫兵把雷震春还押，算是结束了公审这一幕。
公审以后，我们一同核计，应当判他个什么罪名呢？根据当时的陆军刑法，可以判处死刑，也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我们拟了个无期徒刑，拿着判决书的稿底，五个人又由蒋雁行带头去见段祺瑞请示。段祺瑞只说了一句“你们很受累”，对于判刑的轻重，却没有表示意见。于是我们就按照原拟的“无期徒刑”对雷震春宣判，了结了这桩公案。
冯麟阁没有经过军法会审，处理的经过我也不清楚，只知道管押不久，就由江朝宗出头，保他出外就医了。雷震春押了不到一年，也被释放出来了。
我始终没有到库伦去就任，挂名当了半年多的都护使，就向政府称病呈请辞职，改派陈毅继任。三任都护使，都是姓陈的，这倒也是巧合了。
至于陆军讲武堂，我还一直负责办理下去，一共办了若干期，才告结束。
陈文运
张作霖与段祺瑞瓦解直系详情
1917年7月，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并兼任陆军总长，府院不和也愈加深刻，冯段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与表面化。冯为扩大个人势力，掌握京津，背着段祺瑞，与当时北京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李长泰暗中商定，成立18个独立团，向日本订购可装备四个师的军火武器。不料事机不密，为段探悉，段急派陆军部亲信冷聘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前往奉天，通过丁超(奉天军械厂厂长)、杨宇霆(奉天督军公署总参议)与张作霖密商劫留这批武器共同伙分。张作霖大喜，即派丁超率队随同冷聘渔到秦皇岛。冷聘渔事先已准备有陆军部接收军火的证件，待日本军火船“清快丸”抵岸后，即办妥手续予以接收。从此奉系与段系种下善因，为张作霖二次进关伏下引线。
1924年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已早与段祺瑞、李长泰等往还密约，张答允供应段等勾搭直系内部倒戈所需款项及酬应等费，以便在关内买通直系军队。但在此期间，段祺瑞往奉天取款很费周折，一方面要选可靠人员而同时又为奉方所信任，一方面又要避免军政显要出面，以防走漏风声。当时段祺瑞族叔祖段永彬开设广懋煤矿公司。段祺瑞为掩人耳目，遂与段永彬密商，拟以广懋煤矿公司名义出关办理取款之事，我当时任广懋煤矿公司经理，段永彬遂找我相商，并往见段祺瑞。经研究，认为我与杨宇霆在北京系旧相识，在奉天与当地巨商李阳春又系友好，因而决定派我以商人身份作掩护，来拉扯这项勾当。临行，又商定如何以密码电报联系，如何通过山海关检查等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