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到西城锦什坊街武定侯胡同去看陆军部次长张仕钰。他是武卫右军炮兵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在督操营务处当过监战委员，很受袁世凯的赏识。民国以后，曾在总统府统率办事处供职。他和我多年同学共事，又有亲戚关系，所以我先去看他。到他家里一看，客厅里已经坐着一两位客人，过了一会儿，陆陆续续去的人更多了。大家都说不出什么来，我也不便坐，就告辞出来。张仕钰特意把我送到大门口，他悄悄向我说：“二哥，这件事目下还看不出个眉目来，最好你别跟在里面掺和吧。”
我离开西城锦什坊街，就坐车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去看陆军总长王士珍。恰好在座没有旁人，我就问他复辟的来历，以后应当怎么办。王士珍含含糊糊地说：“我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老弟你看怎么办？”他对复辟没有表示反对，可是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等于无形中默认了。我敷衍了两句，又坐车到旃坛寺后边的五龙厅去看参谋次长陆锦。我问他什么看法，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这些事咱们也管不了。”我听他的口气，也是赞成帝制的。陆锦说起来也是我的老友，他既不表示什么态度，我也不便深问。这一天我在北京城里拜访了若干要人，一般都是模棱两可。除了张仕钰劝我“明哲保身”之外，王、陆等人似乎都是赞成复辟的。事后我才知道，宣统复辟以后，王士珍和张勋一样，被任命为内阁议政大臣，还兼任参谋部大臣。陆军部尚书是雷震春，陆锦还作了他的次长——不过不称做次长，又恢复了前清时代“侍郎”的头衔了。难怪他俩当时不向我表示反对复辟了。
我坐着马车在北京城里转了大半天，始终不得要领，只好没精打采地吩咐马车夫回转红罗厂筹备处去。在回去的途上，灵机一动，我忽然回想起来几个月前日本参谋次官田中义一前来访华的一段往事。
1917年的春天，日本参谋次官田中义一前来中国游历，北京政府陆军部派我负责招待。
田中义一是日本军人中有名的“政治家”，后来曾任政友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臭名远扬的“田中奏折”就是他的手笔。在日俄战争时，他在前线指挥，颇有战功，因而一举成名。那次他来华时虽然仅是一个参谋次官的身份，但他已经在日本军政界中崭露头角了。所以中国政府对他来华访问，也很重视，特别派我去招待他，陪同到各省游历。
田中的身材比我稍矮一些，但在日本人中已经算是卓然不群的了。他没有穿军装，一身笔挺西服，加上他谈笑风生，态度潇洒，的确和日本一般军人有所不同，很有点政客的派头。他这次来华，只带了一个副官，一切生活起居，都由这个副官照料。和他同行的一个翻译，是在北京临时邀请的，原是中国陆军大学的翻译，一口北京话说得相当流利，名叫中岛比多吉(这个人围棋下得很好，是段祺瑞的棋友，后来参加了组织伪满的活动)。他们一行三人，我也在讲武堂中找了两个人，陪着他们到各省去游历。
我陪同田中离开北京，从天津换乘津浦火车南下，首先在徐州下车。那时张勋的定武军总司令部就驻在徐州，带了随从在车站对他表示欢迎。除了公开宴会的场合之外，田中曾和张勋密谈了一次，谈了两三个钟头，只有翻译一人在座。张勋和我早在武卫右军时代就熟识，他和我父亲还是换帖的盟兄弟，论起来他还是我的老世叔呢。我曾问张勋，田中谈了些什么？张勋淡淡地说：“他有什么谈的，闲扯罢了。”
由徐州又坐火车到了南京，受到江苏督军冯国璋(当时已经被选为副总统了)热烈招待。田中说是来中国游历的，当然南京的名胜如明陵、燕子矶以及秦淮河、玄武湖等处，少不得要走马观花，应应故事。可是他又和冯国璋密谈了两三个钟头，照例只有翻译一人参加。我也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
田中大概是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情形，他知道得比一般中国人都更清楚。各地的名胜古迹，山川风景，他都如数家珍，了如指掌。所以他这次游历，要到哪里游览观光，都由他自己安排计划，规定了日程，无需我们代劳。我虽名为招待，其实等于是他变相的随员，一切行止，都由他自己决定。从南京到上海，又沿沪杭路到了杭州。杭州的西湖虽是世界上有名的风景胜地，但在田中义一眼里，似乎没有浙江督军杨善德更使他感兴趣。他又照例和杨善德密谈了一番，才转回上海。
回到上海以后，休息了两天，决定改乘日本的轮船到湖北去。自从离开北京以后，这一路的食宿，都是我代表中国政府供应的，现在改坐日本轮船，就反客为主，由田中招待我们了。长江的轮船本来以饮食讲究出名，而日本轮船因为田中的关系，供应更是特别丰盛。他一不用西餐，二不用日本饭，一日三餐，都是上等中国酒席。这次从上海出发，在田中的一行中，又增加了一个随行人员，那就是后来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土肥原贤二。他当时的军阶还只是大尉，正给阪西利八郎充当副官呢。
我们乘船到了武汉，照例到黄鹤楼、鹦鹉洲等处去点缀一番风景，而田中也照例和湖北督军王占元作了一次秘密谈话。在武汉逗留了一天，我们就乘坐京汉火车回到了北京。如果要依照田中原来的计划，还要到中国东南、西南各省，尽量游历一番，不知怎么，日本政府突然来电召他回国，他只好遵照政府命令回到北京，作回国的打算了。
在我陪同田中出发到各省游历时，段祺瑞正在台上担任国务总理。在这一段期间，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竟掀起了很大的波澜。当我们回到北京时，段祺瑞已经因为对德宣战问题，与大总统黎元洪政见参差。国会支持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段就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到天津租界闲住起来了。
田中义一回到北京以后，我还陪他去逛了一次八达岭，攀登了万里长城。在火车中，他忽然板起面孔、煞有介事地向我说：“现在俄国的无政府党、过激派闹得很凶，将来必成大害。日本国内现在还没有，是因为日本的在乡军人会(退伍军人的组织)搞得很严密，这一类过激的书报，绝对不许一般人看。中国土地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组织这么松懈，将来大有可虑。”说到这里，他又郑重其事地向我说：“你们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你要抓住时机，不要错过呀！”我不知道所说的是怎样的英雄，怎样的时势，只好敷衍应付几句。我陪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除了日常应酬寒暄之外，很少谈到国家政治，只有这一次他却打破惯例，向我发了一番议论，虽然不知道他命意何在，而给我的印象却很深。
他在北京又住了几天，忽然决定由东北乘坐南满路火车回国。我就陪他乘坐火车，同到沈阳。他在沈阳，照例和奉天督军张作霖密谈了一番。
田中义一和张作霖秘密谈话之后，张作霖忽然把我找去，也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在座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张作霖开门见山地向我说：“你知道田中和我谈了些什么？”我因他问得很突然，只有老实回答说：“不知道。”张作霖于是放低声音，悄悄向我说：“他说中国革命，实行共和，本来日本是赞成的。中国革命成功，也是靠着日本支持。可是最近日本政府考虑，共和政体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最好还是恢复帝制，请宣统重新出来执政。”我听了感到很意外，心想，难怪田中到各省和督军们密谈呢，原来是酝酿恢复帝制呀！我怎么一点风声也不知道呢！张作霖看我沉吟不语，就又向我说道：“我对他表面敷衍了两句，没有表示可否。我看日本小鬼一定有一套鬼计划，你回到天津的时候，可以把这种情形，向段先生谈一谈，让他早作准备。”
我听他说罢，自然连声称是。回到天津，忙去见段祺瑞，把我所知道的情形，向他一一报告。段听了张作霖所说的话，连连点头，说：“张雨亭这个人脑子还清楚。”他没有往下深谈，我也没有再说下去。现在回想起来，张勋晋京复辟，显然和田中义一的访华，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讲武堂筹备处，刚刚坐下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是我家里面打来的，什么话也不说，只说有要紧事，赶紧回天津来。虽然电话的内容很是简单，但不知怎么，却使我在漫天云雾中发现了一线曙光。我看看表，才5点多钟，决定当晚只身回到天津去。
我没有向讲武堂的职员们作什么安排，也没有带一个随从，随便吃了一点晚饭，就悄悄到东车站，买了一张头等票，走进了头等包房。这一天东车站显得特别紧张，张勋的辫子兵背着大刀，在车站上走来走去，不知他们是在检查行人还是维持治安。开往天津的火车上，旅客拥挤。在头等包房里，我发现很多面孔很熟的人，但一个个面孔铁紧，仿佛都很严肃，熟识的人彼此装作漠不相识，谁也不打招呼。一直到火车开出北京，开过丰台，大家才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车上多少活跃起来了。有一个交通银行的职员胡筠(梁士诒的亲信，后来曾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在抗战期间，乘坐飞机赴港，被日本飞机打下来，机坠，身死)，向我使了个眼色，走到包房外面的过道上。他先向我打听，是否知道这次复辟的内幕，我回答不知道。于是他就向我说起，在他离家以前，见着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他说：“镜潭(吴炳湘的字)对于复辟也是不赞成的，不过张勋拿枪杆子逼着，不敢说不干。他负责北京的地方治安，如果扔下不管，关系着全北京一二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他只好同他们敷衍着，借此维持北京的地方治安。他再三向我说，出京以后，见着有关的人，替他解释解释。北京地方有他负责，保证不出问题。可是他是坚决反对帝制的，一有机会，他就起来反对。今天咱俩遇见，好极了，如果你到天津见着有关系的人，就请你把镜潭这番意思代为转达转达吧。”当时我也猜不透他这段话的真意所在，更不敢判断吴炳湘的表示有无诚意，只好点头答应，彼此仍旧回到包房里坐下。
好不容易盼到了天津，一看表才10点多钟。天津因为直隶省长朱家宝赞成复辟，已经下令挂上了龙旗，听说晚间还要戒严。不过租界里面却没有人挂龙旗，也不像北京城里那样人心惶惶。我连忙回到家里，家里看我安然从北京回来，似乎久别重逢的光景，格外高兴。家里人向我说：“段先生已经到马厂去了，曾派傅清节(傅良佐字清节)到家里来送信，叫打电话给你，赶紧回天津。一回天津，不要逗留，马上到马厂去，到第八师司令部去见段先生。”家里人传话虽然不够清楚，但我知道一定与反对帝制有关，当天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只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说。
好不容易盼到天明，我便一个人悄悄从家里走出来，不敢在老龙头火车站上车，徒步走了3里多地，走到津浦路总站，买了一张三等车票，坐到马厂。下车一看，却和北京、天津是另一番气象，满街高高挂着的依然是五色国旗。第八师派有官兵在车站检查，遇有张勋的辫子兵，立刻解除武装。
我在车站向第八师的士兵一打听，原来司令部在人和镇，离车站还有几里路。我便按照士兵指给我的方向，跑到第八师司令部，向门口的警卫说明，他们便把我指引到师长办公室去了。
我走进师长办公室，段祺瑞果然坐在那里，办公桌上放有地图、电稿，他大概正在和左右的人分析情况，筹划进行的步骤，忙得不可开交。随他同来的，只有傅良佐一个人。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参谋长王汝勤，都或坐或立随侍在段的左右。段祺瑞一看我来到，也顾不得向我寒暄，就说：“你来了，好极了。赶紧回天津去，找杨敬林(即杨以德，直隶警察厅厅长)，叫他把龙旗撤销，让朱家宝离开总督衙门(省长公署设在前清总督衙门)，天津治安由他负责，我就给他直隶省长。如果他不同意，我的兵随后就到，那只好用武力解决了。办的结果怎样，赶紧给我来电话。”我一看形势这么紧急，也不敢耽搁，转身就向外走。傅良佐和李长泰送我出来，傅良佐向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说他和段一同来到马厂，和李长泰见了面，又用电话和保定的曹锟联络，规定好了，坚决反对复辟。他又说，张勋只带来五千辫子兵，我们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下子就可以把他解决。只要打垮了张勋，各省也就无法响应他了。李长泰也向我说：“老弟，你辛苦一趟，好极了。我的队伍这就开拔，头一步就开到天津韩柳墅。杨敬林要是不听话，那我就对他不客气了。”最后，傅良佐还嘱咐我一句：“只要杨敬林同意，把朱家宝轰走了，你就赶紧在天津布置一切吧。”
我赶紧返回天津，找到了杨以德，把段祺瑞的话一一转达。他毫不迟疑，表示完全照办，于是实现了我们的计划，让朱家宝离开了督军公署，天津市面上又换上了五色国旗，还在督军公署门口挂上了“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木牌。我用电话向段报告以后，他非常高兴，说他这就到天津来，并在电话上委我做卫戍司令。
段祺瑞回到天津，成立了讨逆军总司令部，天津这个商埠就一变而为政治的中心了。不但和段接近的人，如靳云鹏、贾德耀、段芝贵等，闻信以后，先后来到天津齐集到司令部里，凡是和民国有关系的人，如梁启超、叶恭绰等，也都纷纷来津，聚集在司令部里，整天开会讨论，忙个不休(但是段的亲信徐树铮、曾毓隽二人却不在场)。因为我担任卫戍司令，每天不仅要给这些来津的政府人员安排住处，还要准备汽车来接送他们。公署里的汽车有限，就包用汽车行里的出租汽车，这时天津汽车行的出租汽车几乎全部被我们包光了。
当时政治方面的部署我不清楚，各方面的函电往还，我也从不过目。我只了解军事方面的一些计划。
在军事方面，一面要集结一定的兵力打垮张勋，一面要防止外省的军队，特别是张勋本人指挥的辫子兵，前来援助张勋。在这方面，由于叶恭绰的策划安排，交通系的人帮了很大的忙，所有电报、电话、铁路，都给了我们莫大的便利。张勋的大本营在徐州，他只带了一部分军队北上。我们通知徐州附近的车站，把空车皮完全调走，让他们飞也飞不到北京来，等仗打完了再说。其余东北各地也是如此，这样就使张勋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了。
至于进攻北京的计划，是以曹锟为西路司令，率领第三师由保定乘坐火车，到跑马厂集合向北京进攻；以段芝贵为东路司令，率领第八师和第十六混成旅，在廊坊集合，第八师在铁路以西，第十六混成旅在铁路以东，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