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段之间又是如何呢？打垮曹、吴之后，冯玉祥最先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接着段、张也都去电欢迎，孙中山因此北上。然而，大家知道，孙是民主革命的领袖，有他40年的国民革命的经验，加上国共合作，旗帜鲜明；而段则为北洋首脑，典型的封建军阀，有他封建的一整套。这样南辕北辙，相距很远，孙、段不能相容原是显而易见的。孙主张召开以人民代表为基础的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问题，而段则主张召开以实力派的代表为基础的善后会议解决一切。换句话说，孙主张国家大事交由人民去解决，而段主张由实力派的军阀来包办。开步走第一脚，双方就是这样针锋相对，无法调和。最后孙的方面表示让步，提出两条：一条是限制善后会议的职权，另一条是善后会议加入各省实业、商业、农会、工会、教育会和学生会等人民团体的代表。声言所提两条如被接受，则由善后会议议定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可以同意。可是段派连这两条也加以拒绝，结果国民党声明全体党员不参加善后会议，否认善后会议有权制订国民会议的条例，孙、段之间就这样完全归于破裂。
段之所以拒孙于千里之外，一面固由于他的封建头脑无法吸收革命和进步的东西，而另一面则是由于得意忘形，以为他既然得到张、冯和长江各省实力派的拥护，就可以压倒一切，南方一隅之地不足为患，完全忘记了自己过去和当前吴佩孚武力统一失败的教训，后来我又听说总理遗嘱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一语也深触段派的大忌，因为段派正以“外崇国信”为名，用尽办法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同时段派拒孙的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试举一例：孙在北京逝世，政府明令国葬，而段也早已声言出殡之日他将亲临主祭。出殡那天，我们奉军各单位都派有代表参加，我是代表津榆驻军司令部参加的，满以为段会来主祭，不想临时宣布说是因为要穿礼服，脚肿不能穿靴而无法前来。当天晚上我问贾德耀究竟是怎么回事，贾气愤愤地说：“那是安福系搞的鬼！他们故意在段面前撒谎，说天安门上有两个可疑的人在躲躲藏藏，可能对段不利，问段要去主祭谁能负责保险。当然无人敢于负责，因此借口脚肿不去。其实天安门上哪有什么可疑的人，活见鬼！”不久之后，我从报上看到广东国民党政府决定仍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仍然高举北伐的旗帜，心想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争夺地盘的种种
北洋军阀时期，差不多所有的军阀混战都是为了争夺地盘，所以每一次混战结束，总有一次地盘的再分割。这一次除了段、张、冯分割曹、吴的地盘外，还有不少内部的争夺，情形显得特别曲折而复杂。
吴佩孚南逃，段、张、冯在召开天津会议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长江各省要不要用兵的问题。以我所知，当时张与冯都主张用兵，而段则坚决反对。张、冯主张用兵的原因，除了想要彻底打垮曹、吴之外，主要都是为了抢占地盘。而段氏不主张用兵，说曹、吴在长江各省的势力还很大，困兽不可穷追，一穷追，他们就会合力死斗，合力死斗就不好办了。这一说法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张、冯也不得不在原则上同意。其实，段的不主张用兵，也还另有他自己的打算。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当时长江各省实力派，曹、吴倒后，正需要另找依靠，因此一致拥段，作为掩护。而段也正需要他们的烘托，用来与张、冯造成平衡，好让自己在这平衡木上玩花样。张、冯也明知有此奥妙，但亦无可奈何，只得把南下的事情暂时搁下。
南下的事情搁浅之后，紧接着就是段、张、冯争夺直隶的地盘。先是冯与协同冯倒戈的原直隶督军王承斌分别在天津附近收编吴军残部，意欲保持这一地盘。这是我们奉军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奉军对冯印象一向很坏，认为冯的野心又大，又会造作，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记得韩麟春就当面对我说过：“冯这人最要不得，你那位亲戚(指贾德耀)为什么老跟他搞在一起？”东北将领对冯玉祥印象之坏，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冯的倒戈虽然是我们所欢迎的，但我们处处防范甚严，决不让他钻空子，占便宜，特别是不能让他得到任何可以通海的海口。我们有意让他向西北方面或者向平汉线方面发展，津浦路这边我们是寸土不让的。因此一开始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收编的部队缴械了，王承斌因此吓得逃入租界，冯也不得不知难而止。后来冯得到的地盘只有察哈尔和绥远，河南则给了他的同盟军胡景翼和孙岳。胡、孙得到这个地盘，还是经过了同背后有阎锡山和刘镇华支持而段也多少有点纵容的憨玉琨的一场舌战之后才稳定下来的。
冯被迫放弃占有直隶这个地盘的念头之后，我们奉军的李景林即欲据为己有，段却坚持主张以此给予先在江南发难有功的卢永祥，并且未经协商，突然发表卢永祥和杨以德分任直隶的督军和省长，事情弄得很僵。后来还是张作霖亲自出马，以解决长江各省问题为名，在天津召集奉军将领和卢永祥及段的代表吴光新等会议，几经折中，才决定由奉军护送卢永祥南回，并将苏皖两省地盘一并划归段振，腾出直督一缺由李景林接替。因此除数日前已任命王揖唐为安徽督办外，齐燮元被免职，卢永祥被任命为苏、皖宣抚使，随后又令其兼江苏督办，而李景林自然接任直督遗缺。于是奉军也就组织南下宣抚军，南下有了名目。
这里要牵连到我自己的一点小事情了。山海关战事结束后，奉军主力极大部分集结在津榆一线，成立了津榆驻军司令部，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总、副司令，实际由郭负责。我原在这个司令部内任上校参谋兼作战科长，因为早有再去日本陆大念书之意，这时正好中国派往日本留学的八个军官当中有一人不去，我没有放过这机会，求得张氏父子同意，由我顶补。我连忙办好一切手续，并于动身之前去北京拜访老长官姜登选和韩麟春，意在辞行。这时姜和韩已被分别任命为宣抚军总、副司令，即将南下。我还记得我在薛之珩公馆会见了姜和韩，凑巧张学良也正在座。我说明将去日本留学的意思之后，韩带惊异的口气问我，“你还要再去念书吗？”我说：“是的，已经办好手续，随时都可动身了。”他很不以为然地说：“要念那么些书做什么？我看你已经够了，可以不用再念了，还是跟我们一道去南边的好。”我连忙带点恳求的意思说：“这个机会很难得呀！放弃了岂不可惜？”姜接上了：“看哪一边重要吧？我看还是这一边重要。”我心里发急，眼望着张学良，没有出声。张说：“既然这边重要，你就先去这边吧！留学的事情反正包在我身上就是了。”我就这样被决定编入宣抚军之内，名义是参谋处长，仍兼作战科长。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有机会得知奉军南下的一些内幕。
我们南下的宣抚军，除张宗昌所部约4万人外，由津榆驻军调来的仅只一旅。先是齐燮元和孙传芳反对奉军南下，准备对抗，但齐部官兵不服调遣，一路都是未经接触，即行后退，所以张宗昌前锋部队很快就到达上海，与孙传芳军对峙于上海以东地区。结果由吴光新代表段祺瑞主持议和成功，张宗昌与孙传芳在上海签订和约，各自收兵，军事方面乃告一段落。所以奉军南下其实并没有战斗，我这里要说的仍然是争夺地盘的事情。
军阀混战时代，一切取决于枪杆子，你有多少枪杆子，就可以占有多少地盘，没有枪杆子的人是不可能有地盘的。并且，你的军队推进到了哪里，地盘也就扩充到了哪里；你的军队哪一天被消灭，地盘也就是哪一天跟着丢失，差不多是没有什么例外的。先前我还很天真，以为卢永祥在江南发难有功，我们奉军护送他南回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才知道所谓护送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文章，骨子里我们却要借此扩充自己的地盘。事情不正是这样吗？卢、何所部早在齐、卢战争中消失尽净，这时南回，虽有陈乐山等收集残部，意欲重建实力，但一切都要依靠我们奉军，这好比尤二姐被凤姐接进大观园，主人当面说得很好，背后却是要这没这，要那没那，连小丫头都敢冷言冷语地讽刺你，日子尚且难挨，再造实力，从何说起？王揖唐在安徽的命运当然也是一样，甚至更不如，因为安徽内部小军阀很多，情形更复杂，更难应付。结果卢、王都只不过待了几个月，就再也挨不下去了，只好将苏皖两省地盘拱手让给我们奉军。至于山东，既是奉军南下必经之路，地盘一并拿过来，那只不过是顺手牵羊而已。所以地盘再分割的结果，我们奉军一帆风顺地扩充了直、鲁、苏、皖四个省，外加热河一区。于是奉军的范围，北自黑龙江，南至上海，拥有全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带，奉军的兴盛至此达到最高峰。
我们奉军向外扩充地盘的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的争夺。先是李景林夺了直隶的地盘，我们原先预定是由李景林去接管热河的，并没有要他进入长城之内。可是他是直隶人，一心一意要夺取直隶的地盘，所以他的军队占领凌源之后即南下猛扑喜峰口，由此直趋天津，很快就给自己制造了占有直隶的有利形势，结果果然如愿以偿了。张宗昌也是最先到达天津的，眼看直隶地盘难与李景林争夺，于是把矛头转向南方，因此南下最积极，做了奉军南下的急先锋。后来他得到山东的地盘，也可以说是如愿以偿了。剩下就是江苏和安徽。奉军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我们南下宣抚军由津榆驻军拨来一个旅，郭派他的参谋长彭振国带领这个旅坐镇蚌埠，就是他做的伏笔。不料杨宇霆突然食指动了，他也要得个地盘，尝一尝那种可以在一省范围内惟我独尊的小小朝廷的滋味，并且因为他背后有张作霖支持，不要地盘则已，一要地盘就要包括拥有半个中国财富的上海在内的江苏，这一来就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原拟接安徽的郭松龄就落空了。后来郭松龄倒戈，反杨杀姜，有人说就是起因于此，确否不易判断。其实，那时我们奉军由两位直接带兵的大将分别掌管关内军队，即由郭松龄坐镇天津，统领直鲁两省军队而为其保障，韩麟春坐镇徐州，统领苏、皖两省军队而为其保障。这样南北呼应，是一种最好不过的部署，尤其是郭的坐镇天津，要讲地位重要，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然而杨宇霆的去江苏，也的确是很不适宜的。姜登选就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起，说：“江南的情形是很复杂的，而邻葛手腕不够灵活且气焰太高，应付不了江南的局面。江南的局面让我去应付，比邻葛要好得多。”以我亲身的体验，这话是正确的。别的不说，单就奉军新旧两派而言。在新派中能与旧派搞好关系而且得到旧派一致赞许的，惟姜一人，杨就没有这个本领。果然不出姜的所料，杨到南京以后，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特别是对孙传芳极不客气。孙对奉军的南下本来就是疑惧重重，以后力谋与杨亲近而又不可得，就更怀疑杨对自己不利，因此先发制人，以太湖秋操为名，突然截断上海至南京的交通，同时陈调元等军队也起来响应。我们奉军的交通线本来就拉得太长，加上事前毫无准备，临时措手不及，所以一下子就被节节截断，要打无从打起，所有奉军不得不仓惶北撤。苏、皖两省地盘就是这样得来容易失去也不难。我们待在那儿，也只不过半年多一点，比卢、王的命运好不了多少。
我还记得我们退出蚌埠是很狼狈的。那时我跟姜登选一道在蚌埠。安徽军队声言反对奉军南下，当时在安徽的奉军只有一旅，姜就把这仅有的一旅也全数北撤，单留自己和我们少数随从人员在蚌埠唱空城计。他召集蚌埠的绅商，对他们说：“你们安徽人反对我们奉军南下，我把奉军全部撤回去了。我没有拿过你们安徽一分钱，也没有杀过一个老百姓，自信是对得起你们安徽的。现在我只等待中央派人来接替，哪一天来了接替的人，哪一天我就交代。”他就这样坚持在那里不走。到了安徽马祥斌的军队蠢蠢欲动，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候，我们左右再三劝他走，他总是不依，急得大家团团转。最后还是张作霖命令张宗昌派来装甲车一列，责成我们非拉他走不可，我们大家才七手八脚地硬把他拉上装甲车。当我们走出城门的时候，就听见市内枪声大作，真是好险呀！
接下去就是郭松龄倒戈、奉军驱冯和吴佩孚再起等等，像走马灯一样没个完。由此可见：孙、段、张联合打倒曹、吴的结果，就国家言，仍然是个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既谈不到统一，更谈不到建设，只不过督军之名改为督办，地盘一再分割，如此而已。再就我们奉军来说，也不过昙花一现地一度扩充了数省地盘，把每一个旅都扩编成一个师，另外把番号由所谓镇威军改为东北边防军，从此称为东北军，如此而已。若说这一战役至少也做过一件好事，并且值得在历史上写上一笔的话，那倒要算是冯玉祥赶走了溥仪，从此永远结束了北京皇城内一个奇形怪样的小朝廷！
何柱国述吴惟平整理
讨伐张勋详情
1917年6月30日深夜，我从前门外看罢夜戏，坐着马车进城回到西城红罗厂陆军部讲武堂筹备处去。当时我正负责筹备陆军部讲武堂。原来陆军部前后办了两个陆军讲武堂：第一讲武堂堂长是鲍贵卿，已经办了一两年；后来又办了个第二讲武堂，任命我为堂长。因为鲍贵卿与张作霖有些渊源，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于是第一讲武堂就与第二讲武堂合并，改称陆军部讲武堂，派我做堂长，负责筹备，筹备处设在红罗厂。我因家眷还在天津，一个人在京，就住在讲武堂里，倒还方便。
那时北京夜戏散得很晚，看罢戏进城，已是深夜1点钟的光景了。我正坐在马车上打瞌睡，车过府右街北口，看见参谋部附近灯火辉煌，有许多人进进出出，还有一排警察在附近布了防。我想，半夜三更的，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可是因为我睡意很浓，也没有多加思索，就径自坐车回到筹备处睡我的大觉去了。
第二天(7月1日)一早，我刚刚起床，就有个东城的朋友王永泉打电话找我说话，劈头一句就是：“外头都挂上龙旗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忙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对方也只是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听打听再说吧。”
我怀着满腹疑团，匆匆洗漱完毕，吃了些早点，这时筹备处里的教育长、教官都纷纷上班来了。大家一见我，头一句话都是：“堂长，外头复辟的情形听说了么？”我说：“我也是刚听说。”他们又问：“那怎么办呢？”当时我心里虽是忐忑不安，表面上却故作镇静，淡淡地说了一句：“打听打听再说吧。知道了，听着就是了。”那天上午，大家都没有心思办公了，彼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也不便多管。待了一会儿，我便坐着马车出门，到外面去找重要人物打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