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戈的传播
戈多半是中原民族的创造，它的渊起自然也主要应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去寻找。但戈的使用，却并不限于中原地区。在中原商周文明的影响下，周边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在其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也曾制造、使用铜戈。他们依据各自的想象力和文化传统，对戈的形制进行了改造，并施以独特的装饰。
比如北力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仿制的铜戈，往往装饰具有浓郁草原特色的动物纹。他们还创造了独特的管銎戈。这种戈与草原地区盛行的管銎斧具有相同的传统，即不是靠“内”，而是以管形的銎装柄。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四川盆地的巴蜀民族和云贵及川西高原的西南夷，对戈进行了最为独特的改造和装饰。在这些地区发现的铜戈，型式纷繁复杂，装饰极为丰富多彩。纷繁的型式，既有对中原戈制的继承，也有自己独特的创意。近年来在川西高原的石棺墓中出土的一种铜戈，形状有些类似于鱼，曾被人们误认为是短剑。之所以有此误解，就是因为它的造型太独特了。直到后来在一座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柄鱼形“短剑”，却像戈那样装有木柄，错误方才得到纠正。多彩的装饰，无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比如古代巴蜀民族中流行对虎的崇拜，尤以巴人为盛，因此巴蜀铜戈常见以虎纹为饰，虎的形态被塑造得非常灵动。在古代巴蜀，还流行一类神秘的图纹符号。有些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文字，因而主张称之为“巴蜀图语”。这类图纹符号，在铜戈上也经常能够见到。
战国巴蜀铜戈通过边地少数民族的中介，戈还传播到邻近的许多国家，像印度支那地区、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上，都曾经有铜戈发现。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的人们制造和使用了两种铜戈，一种援体细长，日本的考古学家将之命名为“细形铜戈”。类似的铜戈也见于朝鲜半岛，应为朝鲜半岛的先民仿照中国铜戈改制而成，然后又传播到日本。另一种援体宽肥，日本学者称之为“广形铜戈”，实际上是“细形铜戈”的放大。前者用于实战，后者只是祭器。
七、持戟百万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在商代和西周时期，最重要的格斗武器是戈和矛。时人对格斗武器的改进，自然也主要体现于这两种武器上，比如将矛头制作得越来越窄瘦锐利，将戈的胡逐渐延长，以增强钩杀的效力。同时，商周古人很早就开始尝试：将戈和矛结合在一起，以创造出威力更大的格斗兵器。其成果就是戟的诞生。
70年代初，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的一座商代中期墓中出土了一件戈、矛合体的兵器，它的柄已经朽烂，但从遗迹可知是木质的，长85厘米，顶端竖装一个铜矛头，之下又横装一个铜戈头，可钩可刺，这是现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一件戟。不过，在商代和西周时期，戟的制造和使用一直处于尝试、探索阶段，直到东周时期，其形制构造才臻于成熟，并日益流行起来。
东周青铜戟，普遍以一个戈头和一个矛头（称为刺）组装而成，通常装长柄。考古发现的戟柄遗迹，长度大多在两米以上。尽管戟可钩也可刺，但东周时人普遍将它与戈一起归于“句（勾）兵”、“曲刃”一类。如《晏子春秋》记载，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崔杼杀了齐庄公，又劫持诸大臣与己结盟，对于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书中又说“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吕氏春秋·知分》记述此事则写作“直兵造胸，句兵钩颈”。直兵即剑，曲刃、句兵在这里都是指戟。另外，《荀子·强国》说：“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意思是讲，当戟钩割到脖子时，一个人是会冒着断指的危险而用手去挡的。这些都说明，在戟的功用中，钩杀比刺击更为重要。
春秋战国之际，在南方长江、汉水和淮河流域的楚、随、蔡等国，还出现一类很特殊的青铜戟。它的最大特点是在一根长柄上装两个或三个戈头，有的装有矛头，有的不装矛头，但都称为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遣策中，称两个戈头的戟为“二果戟”，三个戈头的戟为“三果戟”。果、戈古音相近，可互通。所以这类戟可统称为“多戈戟”。它们的钩杀威力或许更大。
古人为什么将这种兵器称为“戟”呢？这似乎又是一个谜。《说文解字》说：“戟，有枝兵也。”《释名·释兵》也说：“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我们的先人看来非常强凋戟的形状与树枝的相似性。由《左传·隐公十一年》的记事可知，东周时人也将“戟”写作荆之“棘”，这对于我们推测古人造字原委，或许是一个启发。
不管怎样，这种以钩杀为主，同时又兼备刺击功能的新式兵器，在东周时期的战争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实际上到战国时期，它就取代了原先戈的地位，而成为军队装备中与矛并重的主要格斗武器。于是，时人谈论兵器，往往以矛和戟或剑和戟相提，而不再像先前那样以戈、矛并举。如《尉缭子》说： “杀人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韩非子》说：“譬如剑戟，愚人行忿则祸生，圣人诛暴则福成。”战国晚期的名士毛遂甚至以“持戟百万”来形容楚国的军队，当时用戟之盛，可见一斑。
中国的传统句兵于是由戈发展到了戟。
八、戟的蜕变
战国晚期，中国盛用句（勾）兵的传统开始发生变化。
其时人们已经用钢铁制戟，新出现的钢铁戟与青铜戟有很大差异。青铜戟是以分别铸造的戈头和矛头联装而成，钢铁戟的戟头则是呈“卜”字形的一个整体：前端尖细锐利，用于刺杀；旁侧伸出一个横枝，有尖有刃，可以钩割，也可啄击。铁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横枝（援）与直刃（刺）成直角相交，而不是像青铜戟那样，援部上扬，援和胡构成一个钝角。青铜戟的形制，非常适合于钩杀。战国晚期的一些铜戟，援部还略为弧曲，与雄鸡啼鸣时的拥颈形状很相似，俗称“鸡鸣戟”或“拥颈戟”，钩杀的效果更好。与之相较，援、刺成直角相交的铁戟的钩杀效能显然是下降了，其最主要的使用方式当是刺击。由于有一个横枝，铁戟的刺击与矛又有所不同，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叉刺。
战国晚期的“卜”字形铁戟，曾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有较多发现。至西汉时期，“卜”字形铁戟便淘汰丁青铜戟，而成为戟的通常型式，为军队所大量装备。
汉代军中用戟，最为主要的是长戟。汉初名臣晁错曾说：“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汉书·晁错传》）江苏盱眙东阳西汉墓出土的铁戟，全长2．49米，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丛葬坑出土的铁戟，全长约2．9米，大概都属于时人所说的“长戟”。
当时，骑兵使用的长戟也称为“马戟”。这个名称见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竹简。汉代骑将多有用戟者，如景帝时的灌夫，吴楚之乱时随父出征，披甲持戟，与亲随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杀伤数十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大将马武，临阵也是跨马持戟，纵横奔击。
战国晚期“卜”字形铁戟，据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戟复原除了长戟，汉代还有短戟，主要为步兵使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遣策上，记有执盾和短戟的徒从。较短之戟又可成对使用，称为双戟。汉末曹操麾下的勇将典韦，好用大双戟，军中盛传：“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
东汉晚期，铁戟的形制又有变化。一些戟的横枝向上弯曲、翘起，其钩、啄的功能丧失殆尽，而叉刺的功能更为增强。《东观汉记》所记用戟的事例，有“以戟叉胸”的使法，可能就是这种戟。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军营图魏晋时期，横枝向上弧曲成为铁戟的普遍形态，这说明戟实际上已从句兵转变为刺兵。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有一幅步兵出行图，士卒皆荷戟持盾；又有一幅营垒图，营中遍竖戟和盾。这些戟的横枝都是弧曲上翘的。由这幅营垒图又不禁使人联想起吕布辕门射戟的故事。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记，汉末天下大乱，诸侯逐鹿。袁术遣大将纪灵等率步骑3万攻刘备，刘备便向吕布求援。吕布军至后，邀纪灵等袁将到营中赴宴，然后对他们说：“刘玄德是我的兄弟。兄弟被诸位围困，所以我来解救。但我不喜欢合斗，只想排解纷争。”说着命令门候在营门当中举起一柄戟，声言道：“诸位看我射戟的小支（即旁侧的横枝），一发中的，你们就解围退兵，不中可留下决战。”于是张弓搭箭，一发正中戟小支。袁将皆惊，第二天就退兵了。
随着戟的形态的变化，古老的句兵传统不知不觉中就式微了。更为严重的是，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军队用戟越来越少。在这个时期的材料中，仅见有少数步兵用戟的例子。当时的戟，横枝由弧曲上翘更变而为硬折向上，戟头成了不对称的双叉形。敦煌第285窟的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中，有一名着挎褶持戟徒步战斗的强盗，所持戟就是这种形状。
敦煌285窟西魏壁画上的使戟强盗隋唐以降，实战已不用戟，只有在仪仗礼兵或艺术作品中，我们还能够看到戟的身影。
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长柄格斗武器曾为戈、矛并重，后来变为矛、戟并重， 直持续到汉代。随着戟的逐渐退出实战领域，自南北朝以来，基本上就是矛类兵器独擅胜场了。
九、严锋劲枝的手戟
《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记，吕布当初投靠董卓刚，董卓曾因一件小事发火，“拔手戟掷布”。吕布躲闪迅捷，未被击中，由此内心怨愤。这也是后来吕布叛杀董卓的一个因由。
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上的掷手戟图《释名·释兵）说：“手戟，手所持摘之戟也。”擿即投掷。可见手戟是一种供手持投掷击敌的戟。从汉代的画像石上，我们能够看到手戟的图形。它与“卜”字形铁戟的头部相似，在直刺的旁侧有一个横出的短枝，直刺的末端似有细绳缠绕，以供握执，用时单手操持，遥掷击敌。
汉时贵族官吏的厅室中常设有搁放佩剑、佩刀的兵兰（武器架）。这种兵兰图像，在汉墓中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屡屡能够见到，其上除刀剑外，往往还置有手戟，看来时人也常以手戟作为防身之器。当初董卓忿急，大概就是顺手操起身旁兵兰上的手戟扔向吕布的。
汉末东吴名将孙策，精于使用手戟。他曾以手戟投击严白虎之弟，当即将他杀死。曾与孙策为敌，后又为其收服的太史慈也善用手戟。一次两人相斗，孙策夺走了太史慈插在背上的手戟，太史慈则抢得了孙策的头盔。
除了投掷的用法外，手戟也可用于近战格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异同杂语》说：曹操“尝私人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腧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
贵者所用手戟，往往精工制作，极为精良。晋张协《手戟铭》有精彩的描写：
锬锬雄戟，
清金练钢。
名配越棘，
用遇干将。
严锋劲枝，
擒锷耀芒。
南北朝时，手戟就不见使用了，其制后来逐渐湮灭不明。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将董卓“拔手戟掷布”一事化用于凤仪亭上，变为吕布正与貂蝉缠绵，被董卓撞见。吕布仓皇逃走，董卓抓起吕布遗下的长戟追赶，并用长戟投击吕布，被吕布用胳臂挡落。这种改篡既是故事情节的需要，也是因为明人对古代手戟及其使用情况已不甚了了。
十、方天画戟的由来
关于戟我们已经说丁不少。读者可能会奇怪，前文所揭示的戟，怎么跟印象中的戟都不一样？
今人对戟的印象，一是来之于戏曲舞台上的道具，一是来之于传统武术中的器械。这些戟的原型，就今所知，最早见于北宋的《武经总要》。此书前集第十三卷中绘有一幅“戟刀”图，其直刺的一侧有一个月牙形的短弯刀。后来的戏曲和武术用戟就都是这个样子，或稍加变化，如在直刺的两侧对称地各做出一个短弯刀。
《武经总要》中的“戟刀”图南北朝以后，戟虽然退出了战争舞台，但长期以来它在战场上的雄风并没有被人们所遗忘。在唐五代的佛教画中，民间画师还常将天神手中的武器绘成戟，并将戟头加以变形，添上各种花饰，于是在他们的画笔底下，戟的形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代绢画渡海天王图（实为毗沙门像），天王手持长戟，戟头的形状明显有些夸张。日本奈良兴福寺收藏的一幅唐画天王像，天王手中握剑，身侧立一长戟，戟头的下方还装有一个弧形的弯刀。1978年苏州瑞光寺佛塔中发现的五代彩绘木函，上画四天王像，其中一位手持长戟，戟刺的下部有两朵星形的花饰。这些怪异的戟，历史上多半是不存在的，当是民间画师的臆造。《武经总要》所收录的“戟刀”，最初可能也是画师想象力的产物。
日本奈良兴福寺唐画天王像民间画师将天神的武器描绘得华丽而古怪是很自然的事情，这表现了他们对装饰性效果的喜好。同样由于对装饰性效果的偏好，对古代真实的戟越来越陌生的后人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他们日常时时见到的那些画作上的花美之戟用于戏曲的表演和武术的演练。元明以来，人们习称的“方天戟”、“方天画戟”和“画戟”，就都是指的这类花式戟，包括《武经总要》中的所谓“戟刀”。如元郑光祖《三战吕布》第二折：“跨下忙骑赤兔奔，方天戟上定江山。”明张凤翼《红拂记·扶馀换主》：“高丽国那将军又不曾言名讳，不使甚别兵器，他使一条方天画戟。”《水浒传》第三十五回描写小温侯吕方：“骑一匹胭脂抹就如龙马，使一条朱红画杆方天戟。”《花月痕》第五十四回：“一枝画戟，东驰西突，所向披靡。”
“画戟”一词，古已有之，本指施有彩饰的戟。如唐王维《燕支行》：“画彫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麈没。”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诗：“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水浒传》所谓“画杆”，庶几近之。在《封神演义》中，“画戟”和“画杆戟”两个名称也是通用的（见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但明清时人普遍将“画戟”或“画杆戟”用作“方天画戟”或“画杆方天戟”的省称，遂与“方天戟”相混同了（例见《封神演义》第三十三回、三十四回、四十四回）。
驾言徂东。
驾彼四杜，
四牡奕奕。
赤芾金舄，
会同有绎。
《诗·大雅·大明》
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
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
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
《诗·秦风·小戎》（金启华今译）：
小戎伐收（兵车儿短小真灵巧），
五楘梁輈（花皮条五处把车辕绞）。
游环胁驱（缰绳穿过活环控制住骖马），
阴靷鋈续（银圈儿把行车的皮条来扣牢）。
文茵畅毂（虎皮毯铺在长毂的车儿上），
驾我骐馵（驾的骐纹白腿的马儿多俊爽）。
周人不仅仅只是歌颂战车的威力，而且对马匹的壮健协同，对战车的高大轩昂，对车器马具的精致，甚至对战车行进的独特节奏，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审美的欣赏。
十一、射和御
随着车战的发展，对车战技术的培训也趋于制度化。车战的关键技术有二：一是控马驭车之术，即御；二是弓箭之术，即射。西周时期，将射、御和礼（礼仪）、乐（音乐）、书（书写）、数（算术）一道列为“六艺”，即贵族必须掌握的六种技艺，这也是当时学校（皆为培养贵族子弟的官学）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且规定，“年十五学射御”（《礼记·内则》），从小习练。直至东周时期，整个社会依然崇尚射、御，认为“射御足力则贤”（《国语·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