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兵、铜兵、铁兵和玉兵
1813年，丹麦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Vedel-Simonsen）出版了《概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书的第一卷，其中写道：“斯堪的纳维亚最早的居民所使用的武器和工具起初是石质与木质的。这些人后来学会了使用铜……然后才会使用铁。因而这样看来，他们的文明史可以分成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但它们之间不可能丝毫不重叠地截然分开。很显然，穷人在铜质工具出现之后仍旧使用着石质工具，铁质工具产生以后依然使用铜质工具。”这是文明史三期说的最初提出。1819年，丹麦国家博物馆首席馆长汤姆森（C．J．Thomsen）也依据武器和工具的制作材料划分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并以此为标准布置了馆藏古物的陈列。1836年于哥本哈根出版的丹麦国家博物馆的参观指南《北欧古物导论》，明确讲述了三期说的概念。此后，这个理论便风靡世界，至今为人们所信从。
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相对应，古代兵器的发展自然也经历了石兵、铜兵和铁兵三个阶段。依据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我们今天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中国兵器史上由石兵到铜兵和由铜兵到铁兵这两次大转变的界线。
在夏代，人们已经制造、使用青铜兵器，但铜兵淘汰石兵（包括骨角质的原始兵器），却经过了不短的时间。以最有代表性的中原地区为例，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商代后期。在这个时候，青铜兵器才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石骨质的原始兵器已经衰落，但消耗性的箭镞，仍大量用骨角制作。又经过了数百年，到春秋时期，原始兵器的最后孑遗——骨镞和角镞，终于消亡。
据考古发现，中原地区在西周晚期已经出现铁兵器，但铁兵淘汰铜兵，同样经历了一个过程。直至战国中晚期，一些国家（特别是楚国）的军队虽然已经较多使用铁兵器，但铁兵器的普及程度仍无法与青铜兵器的普遍盛行相匹比。从铜兵到铁兵的决定性转变发生在西汉时期。到东汉时期，中原铜兵器就消亡了。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划分的提出，系综合了武器和工具两方面的材料，但武器和工具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兵器的以铜代石要快于生产工具，而以铁代铜则要慢于生产工具。这种现象与武器和工具在古人心目中的不同地位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兵者，国之大事也”，因而总是首先将最好的材料用来制造武器，即所谓“美金以铸剑戟”。而与生死存亡并不那么密切相关的生产工具，则无此殊荣，一般都以较次的材料制造，在金属材料已经普及的时代，就表现为“恶金以铸钅且夷斤”。“美金”、“恶金”之说，始见于《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本是指铜而言，但所体现的观念，实具有广大的意义。
商代，人们大量地用青铜制造武器，而生产工具仍普遍采用石骨木等原始材料，显然是上述意识在起作用。当然，殷人也大量地用青铜制造礼器，这是因为他们“重神先鬼”的缘故。直至春秋时期，人们依然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青铜仍是主要用于制造礼器和武器，青铜工具的数量虽然有所增加，却远未能排挤掉石骨木质的原始生产工具。在中国青铜时代，生产工具的以铜代石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所以当战国时期铁质生产工具普及的时候，它所取代的对象，便同时包括丁青铜工具和石骨木质的原始工具。
生产工具以铁代铜的决定性转变发生在战国时期，而其时青铜兵器仍然普遍盛行，铁兵器仅有初步的发展，普及程度与铁工具相差甚大。究其原委，是因为兵器对铁料的要求较高，时人主要以需经反复锻打锤炼的块炼渗碳钢制造铁兵器，产量极其有限，根本无法动摇青铜兵器的地位，而当时大量冶炼的生铁，由于质脆不耐用，大多用于铸造生产工具，几乎不用于制造兵器。这无疑也是“美金以铸剑戟”、“恶金以铸钮夷斤”的体现。在时人看来，块炼渗碳钢算得上是“美金”，无奈太少；生铁只能归人“恶金”；比之生铁，则青铜仍足以称得上是“美金”。
由于兵器和工具的发展存在这种不平衡性，因而对具体问题就必须注意具体分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以礼器和兵器为标志来确定中国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而以生产工具为标志来确定中国铁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如果不具体分析，很可能会陷于混乱，比如以为：商代、西周既为青铜时代，必然主要使用青铜工具；战国既为铁器时代，必然主要使用铁兵器，等等。
关于兵器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接近科学的认识。汉代人写的《越绝书）曾借一位传说中的春秋晚期人物风胡子之口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这个说法中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以玉为兵”的阶段。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确实曾经以玉石来制作兵器。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玉就成为我们祖先最为珍视之物，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通常用以制作他们所最为看重的物品，诸如沟通人神、象征权力、标帜高贵的祭器、礼器、佩器之类。以玉石制作的兵器：华美而不裨实用，也大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仪饰礼兵。、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玉钺，就多是氏族领袖人物标帜权力的权杖。商代和西周时期的玉兵器（以玉戈最为常见），应都是祭祀和礼仪活动中的用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和山西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那种五六十厘米长的大型玉戈头，很可能是祭器。至于最近在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中发现的玉剑，自然是越王的佩饰。
应当说，以玉为兵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但这只是特定时期兵器仪饰化的一种现象，并不构成为兵器发展链环中的单独一环。
二、鹳鱼石钺图
1978年，在河南临汝阎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陶缸，上面绘有一幅彩画。画的一边是一只鹳，口中衔着一条鱼，画面的另一边是一柄竖立的石钺。据分析，鹳是死者的氏族图腾，鱼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钺象征死者的权力，全画表现死者（可能为氏族的首领或军事领袖）率领本族战兰敌人的英雄业绩。
新石器时人鹤鱼石钺图，河南临汝阎村发现吏前的画家为什么要用石钺来表示死者的统帅权力？这得从石钺的前身石斧说起。
在石器时代，石斧是先民非常重要的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劳动，也是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经常用于格斗、杀人。古时斧也称斤，在甲骨文中，斤写作“”，兵写作“，作双手持斧状，可见斧与战斗本有密切的联系。
新石器时代石斧，河南陕庙底沟出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由石斧又发展出了石钺。与斧头的厚体窄刃不同，钺头形体扁平，一般厚约一厘米甚至更薄，上面有圆形的穿孔，刃部较宽且略为弧曲。与石斧比较，石钺材质更佳，制作更精，大多用上好的有料，打磨得非常光滑。普遍认为，它已经不是普通的生产工具，而可能是主要用于战斗的武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欠型墓葬中，还发现一些非常华美的玉钺。如江浙地区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的实例，钺头用珍美的玉石精工琢制，有的还刻出花纹，柄两端装以五质的饰件，柄通体涂漆，并镶嵌大量玉粒。像这样的豪华之具，显然又不是一般的兵器，而应是权杖一类的权力标帜物。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大墓中出土的一件玉钺，上面刻有一个半人半兽状的“神徽”。它可能是由图腾演变而来的氏族保护神形象，也是氏族首领特有的标记。在玉钺上雕刻这种神徽，与权杖的性质是相符的。
新石器时代石钺，江苏准安青莲岗出土阎村陶缸彩画上的钺，正是这样一柄权杖。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掠夺战争愈演愈烈，许多生产工具转化为兵器；随着戎事武功的日益重要，又由兵器产生出标志权力的权杖。从石斧到石钺再到玉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而随着国家的诞生，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王权的最初象征。在甲骨文中，王字初写作，据考它就是钺头的象形。后来的金文王字或写作，末一笔简直是钺刃形状的绝妙模仿。
三、军钺和斧车
钺的专杀之威，并非只有象征的意义，而是同时有实实在在的功用，即用作行刑的法器，以之断头。
在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铜器上，就有用钺斩首的图像。后来因行刑也用大斧，故斧钺时常并称。如《战国策·秦策）记范睢之言：“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腰）不足以待斧钺。”椹质即砧板，也就是断头桩。东周时期，军中盛用斧钺以为行刑、督战之器。《战国策·秦策》记张仪之言：“白刃在前，斧质在后。”意谓，前方面对敌军的兵刃，背后则有督阵的斧钺。这大概是当时士兵们冲锋陷阵的一般情形。
山东沂南出土汉代画像石“胡汉战争图”，于大队冲锋前进的汉军后面，有四名手持斧钺的战士，可能就是督阵行刑者。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国王墓中曾出土一件铜钺，铭：“天子建邦，中山侯，作兹军钺，以敬（警）氒（厥）众。”所谓“军钺”，即军中作为行刑法器之钺，“以警厥众”四字，标明了它的功用。
战国时期，逐步确立了符节调兵制度，仗钺征伐和命将赐钺的古制已不流行。但汉代官员出行，常以斧车前导，其制是在双轮马车上立一柄斧钺，以为权威之象征。汉代斧车的图形，在各地出工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屡屡能够见到。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还出土了一辆铜制的斧车模型。另据记载，汉代皇帝的出行仪仗中有黄钺车，以标示王权的威严。汉帝命将，偶也有“假黄钺”之说，《后汉书·桥玄传》记：“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丽嗣子伯固并叛，为寇钞，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但这多半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系写史者借古典以表授予专杀之权的意思。假者，借予也，说明这种权力只是暂借使用，以后天子是要收回的。总之，这些都可视为古制的遗响。而且，此种遗风沿袭甚久。直到明清时期，生活和戏曲舞台上的仪仗诸般，都还有所谓“金瓜钺斧朝天镫”之说。
四、戈的民族性
在史前时代，无论东、西方，最为重要的格斗武器都是斧（或钺）和矛。进入青铜时代，西方的主要格斗武器仍然是苌矛和战斧，保持了连续性，但中国则变为戈和矛。斧钺类劈砍兵器在实战中的重要地位，很快为戈所取代。
对河南安阳殷墟的长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其中，戈、矛和镞占绝大多数：据截止1986年的统计，青铜镞约有980件，青铜戈有710余件，青铜矛有900余件；其他青铜兵器，如钺、刀等，发现的数量都很有限。可见其时戈和矛是格斗武器中的绝对主角。因此，周武王牧野之战誓师时，命令将士们：“称尔戈，比尔干（盾），立尔矛，子其誓。”直至春秋时代，秦人出征仍然歌唱：“王于（曰）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不仅如此，戈还在中国文化上留下了极深的印迹，这又是其他种种兵器，包括当时实战地位不相上下的矛所难以比拟的。
首先，汉字中与战争和军事有关的字，多以“戈”为偏旁，如武、战、戎、戮、戍、伐、戟，等等。在甲骨文中，武字写作，上部是戈的象形，下部是脚的象形，合组成一个会意字，表示使用兵器的行动。后来，演变为、止，并衍化出“停止”的意义。春秋时楚庄王说“止戈为武”，是一种善意的引申和曲解。又比如，在甲骨文中，戍写作，左下是一人，右上是一戈，合在一起表示人以兵器守卫；伐写作，呈用戈勾割人颈部的形状，将杀伐的意思表现得很生动。我们的祖先如此造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用戈之盛。
其次，从戈衍化出一些词，比如千戈、兵戈。它们具有表示战争或是泛指兵器的抽象含义，像“干戈之事”（《史记·主父偃传》）、“止息兵戈”（《汉书·武五子传赞》）、“兵戈乱浮云”（李白诗），等等，皆是其例。直到今天，我们仍常用“大动干戈”来喻指武装冲突。而且，戈字本身有时也具有表示战争的引申，意义，例如见于《后汉书·公孙述传》的“偃武息戈”一词以及杜甫《秦州杂诗》之“凤林戈未休，鱼海路常难”句。至于成语“枕戈待旦”，则更有超出军事范围的广泛应用。
再次，秦汉以降，尽管戈已经退出了战争舞台，但历代的文人骚客状写兵机戎事，仍喜好用“戈”。如李白《大猎赋）：“金戈森行，洗睛野之寒霜；虹旗电掣，卷长空之飞雪。”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历代的诗人们显然认为，在诗文中用上戈这种古风兵器，更有韵昧。这何尝不是文化积淀和独特心理的一种体现。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戈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
五、寻找石戈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青铜戈的最早实例是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的两件出土物，为夏末商初之器。那么，戈这种兵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铜戈之前是否已有石戈？
中国最早的铜戈，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仿铜戈的石戈，广东出土40年代李济先生曾作过详细的研究。他认为戈的渊起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今天学界盛称的“龙山时代”），但他所引据的几件史前“石戈”标本，或根本看不出内，难以与石矛相区分，或年代不明，有可能是青铜时代的模仿铜器之作。后来，南方一些地区据报道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石戈，也曾为人们所引用，但实际上都是商周时期中原铜戈的仿制品，这在今天已为考古学界所公认。近年一些研究者对戈的渊起继续有所探讨，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锋端呈三角形的石矛头实为戈，但这些石矛头长者仅10来厘米，短者只有7厘米，作为横向装柄的钩啄之器，其援锋实在太短，难以发挥作用。所以这种观点也靠不住。至于一些报道说发现了龙山时代的玉戈，其断代皆不很确实，从实物的形制看，更像是模仿铜器之作。商周时期，用作仪饰礼兵的玉戈和玉援铜内戈，甚为流行。可以说，迄今还没有发现确实早于二里头铜戈的真正石戈。因此，戈的起源和早期石戈，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需要继续寻找可靠的实物证据。
尽管如此，从一些间接的现象，还是能够看出戈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存在明显的联系。戈的装柄方式与石斧是类似的。啄击的用法，也与斧的劈砍接近。所以很早就有人推测，戈也许是由斧变化而来。新石器时代一些形体窄瘦的石斧，便与后世的戈形接近。有意思的是，西方人将“戈”译为dagger-axe，意为匕首式斧，这说明他们把戈归入了斧类兵器之列。此外，史前的镰刀类工具，也以其形态和钩割为主的使用方式，使人将之与戈的原形产生强烈的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