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日本和中国交往密切，被视为先进文化标志的中国器物源源输入日本，特别是频繁来华的日本遣唐使，每次必携带大量中国物品返回。这些物品极受日本皇家珍爱，有一些作为皇室遗物被珍藏于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一直完好地保存至今，其中，就有许多唐代的刀。正仓院所藏唐代短柄铁刀，大多无环首，而普遍装设护格，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外装简朴，属实战用器，如“铜漆作大刀”、“黑作大刀”等；另一类外装豪华，不仅装以角把，裹以鲛革，而且镶以金银，嵌以珠玉，富丽堂皇，价值连城，均为贵胄的佩饰，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通长98厘米、刀身宽2．7～3．4厘米的“金银钿莊唐大刀”。
如果说汉魏六朝时期中国铁环首刀的东传是中国古刀影响日本的第一次浪潮，那么唐代无环首铁刀的东传便是中国古刀影响日本的第二次浪潮。后来名声煊赫于世的日本刀，就是在“唐大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约到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中后期，日本刀才逐渐摆脱中国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传统：刀身由平直改为具有特定的弧度，并出现许多著名的制刀工匠。他们各有特点而形成谱系，其技艺精益求精，以至登峰造极。
十六、手刀和大刀片
宋代人称短柄长刀为“手刀”。北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称，手刀是军中常用的武器，“旁刃，柄短如剑”。也就是说，它是单侧有刃的短柄刀。该书中还绘有手刀的图像，形制与前代刀有很大区别：一是刀身加宽，特别是刀头部分较宽；二是刀尖呈上斜型，《武经总要》称之为“前锐后斜”。这种刀型的渊起，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江苏镇江东晋墓中曾出土一件铁刀，刀体较宽，刀尖上斜。但直到宋代，手刀才逐渐流行起来。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南宋时期的著名的东、西石塔上，有一幅猴面人身的佛教人物浮雕（或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此有渊源关系），手中即握着这种手刀。1982年四川彭山双江镇发现的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中，有两幅风格写实的武士浮雕，均头戴盔帽，身着甲衣，腰带弓箭，手执短刀，刀形亦与《武经总要》所绘手刀极像，惟柄首呈圆环形。
宋代手刀的实物，也有发现。1974年江苏丹徒出土一件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造铁刀，刀尖上斜，柄首呈环形，装心形格，长83．3厘米，刀身宽4～4．6厘米，刀背厚0．5~0．9厘米。1982年，浙江淳安发现一批南宋时期埋藏的兵器（推测可能与方腊义军有关），中有八件刀尖上斜、柄首呈环形的铁刀，长82～87厘米，刀身宽4～5厘米，刀背厚0．6~0．7厘米，装心形、椭圆形或长方形格。这些实物刀尖上斜的幅度较小，接近于平头，刀身也还不是很宽，这说明刀型的变化有一个刀身逐渐加宽、刀尖上斜幅度逐渐加大的过程。及至后世，刀身愈益加宽，刀尖更为上斜，遂出现了民间俗称的“大刀片”，成为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刀型。
有必要指出的是，千万不能以为宋代只有《武经总要》所图示的这种手刀。淳安出土的南宋兵器中，就还有刀身窄长、刀尖下斜的短柄铁刀。实际上，这也属于时人所谓“手刀”之列。
十七、明清腰刀
“腰刀”一词最早见于记载北朝史事的《魏书·傅竖眼传》，系指佩挂于腰间之刀，也即佩刀。但在宋代以前，这个名称很少见使用。及至明代，腰刀之称开始流行起来，到明代晚期和清代，就非常盛行了。明清腰刀，一般长约一米，装有椭圆形护格，刀体较窄，刀身微弧，两面有血槽，锋端尖利，柄首无圆环，以劈砍为主，也可刺击。这种刀型，当是唐代横刀的自然发展。传世有一件明代名将戚继光的腰刀，打造精良，刀身錾刻“登州戚氏”（戚家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是非常典型的制品。
明清时期，腰刀是最主要的短柄武器，戚继光在所著《练兵实纪杂集》中指出，马、步兵皆需配备腰刀。这在明代小说《水浒传》中也有反映。如第三回写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枪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大开了庄门，呐声喊，杀将出来”——这是步卒；第十二回写青面兽杨志北京城比武，他“去后厅取来衣甲穿了，拴束罢，带了头盔、弓箭、腰刀，手拿长枪上马，从厅后跑将出来”——这是骑兵。同书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明末清初，满族八旗崇尚武功，佩带腰刀的风气极盛。清人绘制的清初帝王及开国功臣画像，大多佩有腰刀。在清初帝王中，乾隆帝尤爱刀剑。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实物和档案反映，乾隆在位期间，曾四次命内务府造办处成批制造刀剑，供他佩服把玩，总数达90件之多。其中，第一批所制有刀、剑各30件，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设计，乾隆二十二年完成，历时10年之久。
乾隆皇帝对首批刀剑的制造，颇费心血，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从最初的纸样、木样，直到数量、名称、年款、纹饰以及刀剑的皮鞘、什件、用金量、楠木箱和所附木皮籤上的满、汉文字等，几乎整个过程无不按照御旨行事。每完成一道工序，例由造办处司库白世秀和七品首领萨木哈持进，转交总管太监胡世杰送至养心殿呈览。乾隆详细阅看后，每每降旨，诸如：“刀吞口上一面做刀名形象，一面做刀名字”；“西番花吞口剑，枝叶再画整壮些，锦地吞口俗气，另画好样”；“古式剑三十把……照盛古式刀三十把楠木箱式样，一样配箱盛装。钦此”。造办处臣工奉旨加工，改动，然后再呈览，直至乾隆满意为止。60把刀剑就这样反反复复，前后共用去了10年光景才最终完成，可见乾隆的重视程度和良苦用心。这在历代恐怕都是极为罕见的。司库白世秀也因此功被提升为员外郎。
乾隆御制腰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制刀剑，每把“通长三尺左右”，“重量在二十三至三十一两之间”，皆以精铁精工锻制，外装极其豪华：刃身近格处用金、银、铜丝镶嵌出龙、凤、云、水或星辰、北斗图案以及刀剑的名称、编号、年款等；柄用木制，缠以丝带，或用白玉、青玉、墨玉等整块玉石琢制而成，并镶各种宝物；柄首、护格皆为铁质铰金，常饰镂空花纹；鞘为木质，蒙红、绿鲨鱼皮，或用金桃皮拼组成“人”字图案；鞘口、鞘末以铰金铁饰包裹，鞘上所装供穿绳佩挂用的附耳也为铁质铰金，并饰镂空花纹，古雅庄重，华丽精美，平时按名号分五件一组放人楠木箱中保存。盛刀之箱名为“湛锷韬精”、“霜锷含清”等，盛剑之箱名为“神锋握胜”。
清代中后期，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旗人的尚武风气日渐消颓，但在重要的礼仪场合，如大阅庆典、秋弥隆礼、帝王巡幸、命将出征等、天子、王公、随侍和职官，仍或佩刀，以为身份地位的标志。自然，依身份地位的不同，所佩刀的规格也有区别，《大清会典》中便载有皇帝大阅佩刀、皇帝吉礼随侍佩刀、皇帝随侍佩刀、王公佩刀、职官佩刀等五种刀制。
十八、游牧民族和中原杂兵器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习于骑乘，自久远的时代以来，其武装力量就是由骑兵所组成，因而其兵器也具有明显的适合骑战的特点，比如在格斗武器方面，盛用战斧和战锤。这些兵器，装以短柄，单手执握，极便于马背上挥击，借助战马的前冲之势，尤能发挥威力。
商代晚期铜管銎斧，山西保德出土进入青铜时代后，中原地区用戈日盛，用斧渐少，而在北方草原地区（包括其南部边缘的长城沿线山地），战斧依然盛行。在这个地区，普遍流行一类青铜斧，斧头不大，一般长10余厘米，斧背有与斧刃平行的管状銎，因而习称“管銎斧”。它们都是游牧骑士的实战武器。山西吉县上东村曾发现一座商代晚期的墓葬，随葬了一件铜短剑、一件管銎斧和两件铜勺，短剑位于人骨头部右侧，管銎斧位于头部左侧，铜勺竖垂于腰间。墓主当是一位游牧骑士。短剑是他的佩饰，可以防身，也可以宰兽切肉。管銎斧是格斗兵器。勺是食具。带着这三件器物，外加一副弓箭，他大概就可以走遍草原了。
在鄂尔多斯地区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林胡、楼烦或匈奴墓葬中，还常出土一种鹤嘴斧，或以铜制，或以铁制，斧头一端尖细如鹤嘴，可以啄击，一端呈狭窄的斧形，可以劈砍，中有銎孔以装柄，也是很有威力的武器。
游牧骑士所盛用的战锤，并不是我们在戏曲舞台上常见的那种大头瓜锤，而是一种头部很小的短柄锤。许多人就称之为有头棍棒。在鄂尔多斯地区，经常发现年代相当于东周时期的这类铜锤头或铜棍棒头，直径为6～8厘米，或呈星形，或呈蒺藜形，中有贯柄的銎孔。这样的锤，挥击便利，对付披铠贯胄的重甲士非常有效。
至于戏曲舞台上的那种瓜锤，中原地区曾偶有勇士使用。如《史记·魏公子列传》记信陵君为救赵而强夺军权，令“朱亥袖四十斤铁椎”，击杀魏将晋鄙；《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这些“铁椎”，大概都是大瓜锤。明清时期，仪仗盛用大瓜锤，即所谓“金瓜”。1970年四川成都凤凰山发现的明蜀王世子朱悦蠊墓中出土的陶仪卫俑，有的就手执’“金瓜”，其杆甚长，比人身高约超出1/2。这类大瓜锤，战阵搏杀，从来罕有使用。
言归正传。游牧民族盛用战斧和战锤的传统，直至宋元时期依然如故。如《辽史·兵卫志》记载，契丹每正军一名配备“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鎚、锥……各一”。《多桑蒙古史》记：“蒙古军全为战骑，每人有革制甲一、兜一；携弓一、斧一、刀一、矛一，及仅需草原之草为食之马数匹”；“每人除弓、矢、斧外，必须携一摅，用以砺弩……兵械最备者，并持一微曲之刀，头戴皮兜，身衣皮甲，甲上复铁片”。另据蒙古军攻掠印度的有关记载，他们也使用战锤。
有趣的是，宋时普遍将小头战锤称为“骨朵”。宋祁《宋景文公笔记》说：“关中谓腹大都为，上孤下都。俗因谓杖头大者曰胍肠，后讹为骨朵。”《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也说：“其意，本为胍肫。胍肫，大腹也，谓其形如胍而大。后人语讹，以胍为骨，以肫为朵。”但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认为此说不对，而说：“盖挝字古，尝饰以骨，故曰骨某。后世吏文略去草而只书朵，又某、朵音相近，讹而不返。今人尚有‘挝剑’之称，从可知矣。”似牵强。“骨朵”显然是民间俗语，宋人也将一种油炸的圆形面点称为骨朵，明人则普遍将花蕾称为骨朵（至今依然），其本意当是状写圆而凸的形状。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的壁画中有执骨朵的契丹仪卫形象，骨朵头或为圆形，或为蒜头形，皆装短柄。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壁画上的执骨朵仪卫唐宋以来。中原军队之使用锤、斧，很大程度上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据李筌《太白阴经》记载，唐代马军主用长枪和佩刀，也配备“啄锤斧钺”。啄大概是类于鹤嘴斧的兵器。北宋《武经总要》中载有两种骨朵，头以铁或木制，一呈蒺藜形，称为蒺藜骨朵，一呈蒜头形，称为蒜头骨朵。但这些兵器在汉军中都不普及，可归之于杂兵器之列。
宋人倒是较多地把骨朵用于仪卫，御前卫土或专执骨杂，称为“骨朵子直”、“骨朵直”。《宋景文公笔记》说：“国朝有骨朵子直，卫士之亲近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记正月十四日天子驾幸五岳观：“亲从官，皆顶毯头大帽，簪花，红锦团答戏狮子衫，金镀天王腰带，数重骨朵。”《武经总要》说骨朵头或以木制，大概就是仪卫用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退化吧。
十九、铁链夹棒和流星锤
源于游牧民族的中原杂兵器，还可以举出两例，一是铁链夹棒，一是流星锤。
《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记：“铁链夹棒，本出西戎，马上用之，以敌汉之步兵，其状如农家打麦之枷，以铁饰之，利于自上击下，故汉兵善用者，巧于戎人。”
农具连枷在中原一直有广泛的使用。它由两节棍棒组成：下面一节较长，用于手持，可称把节；上面一节较短，上下甩动，打击谷物，可称梢节。中原人很早就利用连枷能够弯折的特点，将它用于守城，称之为“连梃”。梃意同棒。《墨子·备城门》要求，城上“二步置连挺（梃）”。唐杜佑《通典·兵典》说：“连梃如打禾连枷状”，作用是“打女墙外上城敌人”。守城者立于城头女墙之后，扬起连梃，不用探身出墙，就可用弯折的梢节打到墙外爬上来的人。但在唐代以前，中原人似乎从未把连梃用于骑兵，用于野战。
不同的是，中近东地区的骑兵则较多使用同样由农具连枷演变而来的连枷棒。他们把棒做得较短，梢节裹以铁皮并作出尖刺，或径以铁制作，甚至代以小刺锤，跨马挥击，不易挡格。《武经总要》所说的“西戎”，大概就是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武器往往与中亚相近。
流星锤又称飞锤，其前身是史前猎人所用的单股飞石索（bolas）：在一根索绳的端头拴系石球，绕头顶急速甩动，然后松手释索，石球在离心力作用下飞射出去，以打击较远的目标。自进入历史时期后，中原地区就很少见使用这种武器了，但草原上的牧人仍常用它来猎击走兽，在开阔的草地上施展，能够收到奇效，于是也经常用之于战斗。在鄂尔多斯地区，屡屡发现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锤头，状类秤砣，就都是系索使用的飞锤。明清时期常以流星锤作暗器用，可能是受了游牧民族的影响。
